[摘 要]1923年到1927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学早期传播的重要转折期，这不仅表现在校园内更为系统化的理论宣传，面向工农大众的革命实践，更展现为依托基层党小组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组织形态的构建。同时，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也呈现出传播内容的循序渐进、层层推进，传播渠道的区域、校际差异以及传播者由个体之间的互动向宣传组织的建立这些特点。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大学；早期传播；特点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10 — 0099 — 02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学的早期传播（1923—1927）
（一）系统化的主义传播
1923年到1927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进一步系统化时期，就大学而言，首先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介绍更趋全面；如课程体系中，1923年以前，对唯物史观的介绍，侧重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而1923年以后，对唯物史观的介绍则开始偏重辩证唯物主义。瞿秋白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开设的《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等课程中就着重介绍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其次，则表现为对列宁的理论学说的介绍显著增加。据统计，1923年以前，国内报刊杂志上有关列宁译文的著述主要为：
此外，《共产党》月刊第1号还登载了《列宁的历史》、“列宁著作一览表”等材料，第3号还发表了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原题为《加入共产国际大会的条件》）等。但总体来说，这一时期有关列宁的著述仍相对较为稀少。然而1923年后，尤其列宁1924年1月21日逝世的消息传入中国后，全国许多城市都举行了追悼纪念活动，引发列宁的照片和传略，编印纪念特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在第16期开辟了“列宁专号”，集中介绍列宁的生平思想、事业以及列宁与中国革命的密切关系。广州出版的《新青年》季刊上，集中发表了列宁五篇有关民族殖民地问题的文章。北京“国民追悼列宁大会”发行的《列宁纪念册》中则刊载了《论粮食税》的全译文。由此，我们可以大致看出，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形成体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介绍更为系统，尤其是列宁的东方革命理论得到迅速传播。
（二）走出校园、深入工农
五四之后是一段“扰攘不安的岁月”，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新学生们觉悟到“在发展个性，研究学术，求做实验以外，还要负一种促进社会去谋人类幸福进化的责任”①应该以从“读书得来的东西为武器”，向“一切旧制度，宗法社会的旧习惯，封建社会的旧思想”进攻。这样，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青年学生们明白了革命的走向，如何践行革命的实践呢，《先驱》上一篇《我们青年在中国如何作青年运动？》把当时学生的意图，讲得再明白不过：“我们的青年运动就应该是有阶级的，有完善意义的青年运动，决不是单独以学生运动为青年运动，学生运动，不过是运动学生向各种青年群众中去运动反抗黑暗的旧势力的意思。”②以大革命时期被人称做“著名的党化学校”——上海大学为例，该校“为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目的，不提倡学院式的学习方法，而是引导学生读活的书，认真钻研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到斗争的实践中去锻炼”③。故1924年4月上大附设平民夜校，由邓中夏亲自主持召开筹备会议，确定办校宗旨，制定通过夜校组织大纲。至该年11月时，学生已达460余人，后为把夜校办好，平民夜校委员会进行民主改选，选举社会学系学生林钧任主任，王杰三任教务主任，李炳祥任总务主任，刘一清、朱义权任书记；杨之华、薛卓汉任庶务，中文系学生王秋心任会记。由此也可看出，青年学生在夜校中的主导地位。平民夜校的学生主要是青少年和手工业工人、小商店的伙友、学徒、小贩里弄和棚户区居民、校工等，课程主要是识字和算术课，教员边教识字，边讲革命道理，用通俗形象的语言讲解工农受剥削受压迫的原因，启发学生的阶级觉悟。还通过教唱革命歌曲，激发学生的革命热情。1924年11月苏联十月革命节，夜校又召开纪念晚会，到会五六百人，主任林钧主持会议，王华芬、李春蕃、刘一清等夜校教师发表了关于苏联十月革命的演说，蒋光慈作“俄国革命后之状况”的报告，介绍苏联劳动人民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下，当家作主和忘我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形。④
（三）构建高校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组织形态
虽然中共“二大”后作出决定：党必须从“大学校”、“研究会”、“图书馆”里走出来，“到群众中去”组织一个大的“群众党”。但是国共合作的建立，使得中共把目光重新转向校园。因此，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大学的传播是伴随着高校基层党支部的组建而进行的。据统计，截止到1927年4月，中共已在35所高校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⑤。现列举大学较为云集的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的高校党支部建设情况：
近代中国大学中基层党支部的创建，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呈现出一定的组织形态。以广州各高校中基层党支部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例，首先，从支部成员对群众的宣传教育方面看，广州区代表大会上决定，由区委做好“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四个讨论提纲，发给1923年建立的新学生社各支部分开讨论，积极发展其中的先进分子。同时在罢工工人群众中组织特别委员会专管理组织工作，召集工人大会，公开演讲共产主义，争取先进代表的加入。在学生运动方面，则于李列纪念周召集新学生社全体社员及非社员举行纪念会，由广州共产主义青年团派代表公开演讲共产主义、列宁主义。这一阶段的宣传教育效果，就当时所公布的“增加人数之分析表”来看：
工人、农民、学生加入团组织人数显著增长，从一定层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取得的效果。其次，从党小组内部的宣传教育来看，主要以干部培训班的形式来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理解。如当时国立广东大学党总支主办的粤区干部培训班，由广东大学学生徐文雅任班主任，穆青任班长。训练班每月一期，有陈延年讲广东党组织的建设问题，鲍罗廷讲国际形势，罗绮园、阮啸仙和澎湃讲农民运动，穆青、黄平讲党的组织建设，邓中夏、苏兆征、恽代英等讲职工运动和青年运动等等①，除此之外，“各部委还独立的在各该部署之下举办普通训练班”，“各支部则置顶《马克思主义浅说》、《共产主义A.B.C.》、《新社会观》、《唯物史观浅释》等书籍叫各同志看，俟支部会或小组会议时则提出讨论”②。最后，从大学内共产主义小组与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关系来看，“那时候党团工作是不分家的，所以团的负责干部也做吸收党员的工作。那时候，入团叫入‘中学’，入党叫上‘大学’，一般情况下，中学生入了团，上了大学或到了二十岁就自动升为党员，所以共青团也叫‘预校’”。③所以，当时大学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传播往往采用这种党团结合的方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在校园内外的宣传教育。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学早期传播的特点（1923—1927）
（一）传播内容：循序渐进、层层推进
1923年到1927年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学的传播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如就这一时期的阶级斗争理论的传播来说，早在1920年，北京大学学生高君宇在《“五月一日”与今后的世界》一文中就指出“五月一日”所要的改造社会的方法，“不用虐民的武力，不用纡远的议会”，就是“劳民们一齐丢了工具”的总同盟罢工”。①后在《解决时局的我见》中又呼吁“要认定这回的时局的解决，是全国的事情，不是一系或一界的事情，——不当只让军人去解决，当由全国老百姓共同来解决。”②由此可见，建党前，青年学生们对于阶级斗争的认识，更多局限于“社会改造”主题下的工人阶级之间亦或是民众之间的大联合，借以寻求时局的“根本解决”。而在随后的社会运动中，作者开始意识到，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运动与劳动阶级的经济运动已分开了很远”而“劳动运动完全落在非革命的领袖手中了”，因此“参加工会大会的工会多数，说他们是工人组织，无宁说他们是长官的公所，这些人们不是拿劳动运动来做资本的，便是替政府做走狗。”③这一认识的深化，在随后的《答<读陈独秀“造国论”底疑问>》一文中就有体现，作者随即提出“无产阶级要独立的组织起来，在国民革命当中更是要这样；且无论何时，不能因连锁而放松了他对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斗争。”④这表明青年学生开始意识到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斗争，必须联合起来，为阶级利益同资产阶级进行革命。但是正如列宁所断言“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 ⑤而革命是“要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势，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⑥这样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就被凸显出来，在《工人们需要一个政党》这篇文章中，作者分析目前的情形“我们需要的自由是没争到，屠杀我们的军阀是更横暴了，我们的组织——工会——是被摧残了。这是证明我们更不自由了”，而要继续这个战争，“组织我们是第一重要了！我们需要在组织成工会，就是努力使被封工会恢复，产生出很完固有力的团体。”但是“工会之外，还要得组织是什么呢？就是政党”。在文章的最后，作者呼吁“我们要努力去恢复我们的营垒（工会），同时也要努力组织好我们的参谋部，凡是工人阶级的革命先驱，都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之内”⑦。由此可见，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青年学生不断深入的理解过程中逐层深入的传入近代中国大学的校园内。
（二）传播渠道：存在区域、校际差异
1923年到1927年既是国共合作的“蜜月时期”，又是国内各派系军阀的混战时期。因此，中国大学校园内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活动受到特定社会环境的制约，在传播渠道上呈现出区域和校际差异。
首先，就传播渠道的区域差异来说，国民革命军控制的区域与派系军阀控制区域的高校马克思主义传播呈现不同的形式。以北京大学、四川成都高等师范学校这两所军阀政府主导下的大学为例，大革命前夕，尽管两所大学都为区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都赋予民国时期开创的学术自由的传统，但这两所大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更多在于学术团体的学习、研究活动，因而读书会、研究会较为成熟。如北京大学的曙光读书会，四川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北师大的今日读书会，中国大学的绿洲社等等，有的读书会专谈马列主义理论著作。而以上海大学、中山大学等为代表的国共合作创办的新型革命大学，不仅创办有各种宣传革命理论的刊物、社团，以及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纪念活动，还开设有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以这一时期的中山大学为例，校园内涌现了许多学生组织和社团，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中国国民党中山大学（广大）特别区党部、共产党与共产主义青年团、新学生社、社会科学研究会、民权社孙文主义学会、突进社、艺术研究会、中国青年同盟、中山大学抗日剧社等。⑧其中的“广东新学生社”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外围组织，在高师设有支部，这一组织经常联合学联会和各校学生会组织演讲队、话剧演出队四处宣传各种事件纪念日、如1924年开展的纪念活动，除了“二七”、“三八”、“五四”等纪念日外，还包括一月追悼世界革命导师列宁、三、四月的反帝的罢课运动、十月的倡导把国庆节改为“警告节”，警惕国难深重，提出发愤图强之道等等。而上海大学的薛尚实还曾回忆：“当时在上大，自觉认真读书，提出问题，讨论问题，成为一种风气。我在一九二六年下半年，读了李达著的《新社会学》、蔡和森著的《社会进化史》、漆树芬著的《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熊得山著的《科学社会主义》、安体诚著的《社会科学十讲》。《马克思传》和《通俗资本论》也读了，还有许多小册子”⑨。程永言则称当时上海大学，“除社会学系教授马列主义学说外，其他科系的哲学课程，多由社会学系教授兼。‘上大’从此就以马列主义为思想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成为东南名符其实的革命的最高学府”①。
其次，传播渠道的校际差异则主要表现在以北京大学等为代表的学术型大学与以交通大学等为代表的技术型大学之间。具体来说，一方面，以北京大学等为代表的学术型大学多通过自由民主的思想论争来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如1925年5月，成都大学的学生李正恩、钱芳祥发起组织了“社会科学研究社”，名义上直属国民党成都市外南十六区分部，实际是由中共成都特支直接领导，其主要活动是组织学生学习马列著作，传播马克思主义，但就在该社成立不久，校园内的国家主义派在李璜支持下，由刘裕常等人发起组织了“惕社”，接着学生易光谦在右派陈紫舆支持下，又组建了“健行社”，三派在校园内进行斗争。中山大学的徐彬如回忆“当时学校内有两个社团，分别代表左右两派学生势力”其中“一个是左派学生组织‘新学生社’，属进步社团，是粤曲青年团领导的外围组织，主要的活动分子有王克欧、郭廋真、郭寿华、罗善本（罗明）、莫沧白和潘考鉴等”，“那时的两派斗争异常激烈”，1926年初，左派学生利用工农革命势力迅速发展的时机，公开号召革命青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宣传马克思主义。②另一方面，技术型的大学由于其独特的校园文化而衍生出与公立大学迥然不同的传播形式。如以由南洋公学演变而来的交通大学为例，这所技术型院校，在早年里提供了诸如“铁道工程”、“机械工程”、“船政”之类的专业课程，③毕业生普遍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地位。故当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潮席卷全国时，交通大学、清华大学等这些技术型高校尽管在校内激进反对旧道德，但在校外的政治活动上并没有非常活跃。因此，这些高校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不同于其他国立院校，并没有太多的读书会、研究会等社团组织，而是依托于校内党小组内部的组织生活来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如1925年初，交通大学与邻校同文书院联合成立中国共产党徐家汇支部，共有党员、团员7人，其中龚彬（梅电龙）、高尔松、高尔柏、吴开先都为同文书院学生，“五卅”运动后又在本校发展了陆定一、费振东。该支部组织生活每周一次，内容多数是由贺昌同志讲解党团组织的性质和任务，教育党团员要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性，然后结合政治斗争进行讨论，并给支部成员指定一些阅读书籍，如《共产主义介绍》（张太雷著）、《共产主义ABC》、《通俗资本论》（英国出版）等。④
（三）传播者：个体之间的互动到宣传组织的建立
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作为一种面向大众的活动，要素之一即是传播者的诞生，事实上，高校马克思主义传播从传播者这一要素来说，体现出由个体之间的互动向宣传组织的建立这一发展趋势。马克思主义传播早期，由于理论本身的特点，使得文化素质偏低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平民大众根本无法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手资料，即便一般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也多觉得该理论艰涩难懂，所以国民革命时期大学内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多表现为知识分子之间的个体互动。如1923年王右木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读书会”，该会成员袁讨荛、童庸生等都是成都高师学生，据《四川大学史稿》记载，王右木多次给读书会会员讲《资本论》、《唯物史观》、《社会主义神髓》，指导读书会成员学习《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杨尚昆也曾回忆，其四哥（杨闇公）“积极参加‘留日学友读书会’活动，又结识吴玉章和刘伯承，并且和童庸生、廖恩波等一起组织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并且“介绍我参加他们的读书会。记得读的第一本书是《欧洲社会思想史》，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但我从书里知道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初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学说”。⑤然而随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深入，大学内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活动开始由个体之间的互动，向宣传组织的建立而发展，如1925年，中共上海区执委成立后，规定上海总工会党团与上海学生联合会党团归其直接领导，1926年又在全国学联总会、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建立了3个直属的独立支部，强化对学运的领导，当时上海团地委学生部在一份报告中即宣称：五卅时“整个的学联受‘民校’（指国民党）党团的指挥，‘民校’党团受我们的支配。”⑥再如北京的各高校，根据北方区学运委员会书记唐从周报告：“曾经出席学总取得正式成员资格的有四十校，我们同志所代表的有二十六校，国立四校，如北大、艺专、师大、农大、私立的十一校，如民大、朝大、中央大、平大、文化大、民治大、外国语专、中法大、俄专、蒙专，教会学校二校，如通才、财高、女学一校，如尚义女师。我们能影响的学校，如华北大、华都师范、人文大等。照这种看来，我们在学总已有相（当）多的基础。”⑦由此可见，到国民革命时期，建立在各地大学校园内的党团已形成一套运动学生的有效策略，并通过严密的组织，初步锻造了一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队伍。
〔责任编辑：侯庆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