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鲁迅作品具有强烈的理性主义色彩与自我审视精神，本文主要分析了鲁迅思想中理性主义和自我审视精神的源起，及该精神在鲁迅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应用。
【关键词】鲁迅；理性主义；自我审视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鲁迅杂文以针砭时弊，对社会问题的分析深入而犀利获公认。他在《科学史教篇》中明确批判了中国人国民性中傲慢自大的劣根性。实际上，这一观点并非由鲁迅率先提出。早在16世纪，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已在《中国札记》中，以当时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中国中心论”为依据提出了这一观点。有所不同的是，利玛窦以外来者眼光观察中国，其立场位于中国社会文化之外，观察视角固然能够做到客观冷静，而青年鲁迅以中国传统儒家教育为启蒙，能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下的国民劣根性，充分说明了鲁迅的思想中的自我审视精神与理性主义。这种思想特质的形成，与鲁迅的知识体系构成是分不开的。鲁迅在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中成长，在青年时代又接触了大量国外的科学理论成果与哲学思想。他以理性的思想方法学习和吸收了这些理论成果与思想结晶，并以自我审视的方法对其进行扬弃。可以说，鲁迅思想中的理性色彩与自我审视精神，都来源于他的知识体系构成。因此，本文将以鲁迅的思想知识来源为切入点，分析鲁迅思想中理性主义和自我审视精神的源起，及该精神在鲁迅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应用。
一、鲁迅对进化论思想的学习与扬弃
鲁迅的早期作品倾向于向国内介绍西方的科学理念，其内容以黑格尔、达尔文的人类起源学说为主。1907年日本留学期间，时年26岁的鲁迅写作科普短文《人之历史》，着重介绍了黑格尔、达尔文等人的物种进化论；同年写作的《科学史教篇》讲述了西方科学发展史，并探究了其取得卓越成就的原因以及中国可从中学习、借鉴之处；其后所作短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皆对西方思想文化有所涉及。在这些对西方文化的科普、探究与评判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黑格尔等人的生物学理论，还是尼采、培根等人的哲学理论，鲁迅从西方思想和科学理论成果中所吸取和宣扬的实际侧重于西方理性批判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鲁迅之后的作品中有所体现，可见鲁迅后期思想的重要来源是对西方先进思想方法和理论成果的学习与内化。
同时，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也对如何借鉴与吸收西方思想作了批判性的探讨。“于是拮据辛苦，展其雄才，渐乃志遂事成，终致彼所谓新文明者，举而纳之中国，而此迁流偏至之物，已陈旧于殊方者，馨香顶礼，吾又何为若是其芒芒哉！是何也？曰物质也，众数也，其道偏至。根史实而见于西方者不得已：横取而施之中国则非也。借曰非乎？请循其本……”由此可见，在吸收学习了大量西方文化思想的同时，鲁迅实际并不赞成对其全盘吸收，他认为西方思想的形成有其历史根由，故而中国也应根据本国国情有选择地进行借鉴。他的这一主张在其后期《拿来主义》等杂文中也有所体现。在《拿来主义》中，鲁迅呼吁中国人对外来文化既不能一味排斥，也不能一味模仿借鉴，而应有所选择，大胆“拿来”。这种态度正是一种科学而辩证的思维方式，它既体现在鲁迅对以儒术为主的传统文化的批判上，体现在鲁迅对中国社会现状与国民性的审视上，也体现在他自身思想的变化过程之中。
以进化论为例，进化论是鲁迅社会历史观的基石。鲁迅对进化论思想的学习与应用经过了前后两个阶段。前期鲁迅认为：“‘生存竞争，天演公例’，须在同届中排斥异己，无论其为老人，或是青年，‘取而代之’本也无足怪的，是时代和环境所给予的运命。” 这里他将自然界“物竞天择”的科学规律应用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上，由此生发出社会进步需要改革的推动，需要进行革命的结论。到了后期，鲁迅在肯定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层面上肯定了进化论，同时又提出：“要研究人类社会，须‘从生物学到社会学去’，须从达尔文的领域的那将人类作为‘物种’的研究，到这物种的命运的研究去。”这意味着他已认识到人类社会发展具有其特殊规律，而应在进化论基础上加以发展。在这种观念的不断纠正与完善中，他将进化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实践经验相结合，形成了属于他自己的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所谓对外来思想文化的“拿来主义”即是如此，学习而后又针对性地加以反思，在理性思考与自我审视中不断扬弃，不断修正，以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二、鲁迅对老庄思想的反思与继承
鲁迅在《写在〈坟〉后面》中提到：“别人且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策划闹钟功能，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
由此可见，鲁迅本人承认老庄思想在其思想中留下了印记。他在后文还提到，老庄韩非思想使他变得懒惰，无法一直保持勤勉的态度。这是鲁迅的自我剖析和审视，也是他立足于自身对老庄思想做出的分析与概括——随便而峻急。
从字面上讲，“随便”和“峻急”是两个带贬义色彩的词语，然而从鲁迅思想内涵的实际角度出发，他对老庄思想中的“随便”和“峻急”两方面实际有着较为积极的学习与吸收。
老庄思想讲求天道自然观，遵从人的本性而无所拘束，这种精神的实质是人的天性解放，这种追求自由的个性解放精神在消极情况下会衍生出虚无主义，但在特地历史背景下可成为对抗社会束缚的强大动力。因而所谓“随便”在积极意义上实际是一种自由精神的体现，是鲁迅作品中反对世俗与封建礼教约束的思想的重要由来。
“峻急”在鲁迅思想中同样具有积极意义。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中曾概括和阐释了魏晋时期的社会风气与制度。他将汉末魏初的文章风格概括为“清峻”“通脱”。而这种文章风格是与当时的社会风气与掌权者的治理理念有关系的。鲁迅指出，曹操在选用人才时实际并不会在忠孝等道德方面作过多要求，而只求有才。所谓“清峻”和“通脱”，可理解为一种积极而慷慨的气度。从曹操、曹丕，以至建安七子，魏晋文章整体上呈现出一致的“清峻，通脱，华丽，壮大”风格。在曹操推行禁酒令及以不孝之名杀孔融的问题上，鲁迅认为“曹操是个办事人”，而“孔融是旁觀的人，所以容易说些自由话” ，因而在孔融与曹操相对立的问题上，鲁迅并没有站在弱者的孔融一方分析问题，而是客观地分析二者观点对立的本质，即立场的不同的问题。这种客观的，跳出主观视角分析问题的思想方法是与鲁迅所接触和学习的西方科学思想相关联的。
当谈及竹林七贤的清谈之风时，鲁迅得出的结论是所谓反对、不遵从礼教，实际是极度相信和维护礼教，却又不满于礼教为他人用作获得权力和利益的工具，不平之下激而避谈礼教的结果，也就是说，在消极避世的表象下，其实质是对当世强烈的责任感。
魏晋诸人在文学理念上继承了先秦老庄韩非思想，在思想层面上也同样有所继承。所谓“清峻，通脱”中的“通脱”一面即带有老庄洒脱自然的思想风格，而“清峻”既是魏晋简约严明的文章风格，也是魏晋社会整体的风气和态度。这种态度的内涵是隐藏在清谈和避世背后的社会责任感，并非彻底的虚无主义，而包含了积极的社会意义。
老庄思想的所谓“随便”背后蕴藏着古老的自由精神。所谓“峻急”，实际包含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二者在本质上是相互关联的，在鲁迅思想中则被内化为了对现实的批判与斗争精神，因而虽然鲁迅自省以老庄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对他造成了负面影响，实际上他确实从传统思想中吸收和汲取了具有积极意义的部分。对于老庄思想中较为消极的一面，例如庄子认为“宣扬仁义忠信违反自然之道”，“儒士的虚伪性是用儒服掩盖其不学无术”，鲁迅则提出仁义道德实为“吃人”，儒术的虚伪性在于它掩盖了封建统治者用以对民众进行思想控制和残害的本质目的，相较之下，我们可看出鲁迅对庄子思想的学习并非全盘接受，而是继承其批判性的内核，并对部分内容进行了扬弃、深入挖掘和转化。指出其糟粕之处，而内化其精华部分，站在后人的视角审视传统文化的优与劣，理性思考，选择性地继承。
三、鲁迅对托尔斯泰思想的审视与吸收
刘半农曾评价鲁迅为“托尼思想，魏晋文章”。深究鲁迅的思想起源，可发现鲁迅后期思想实际上综合了进化论、魏晋老庄思想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和尼采哲学。鲁迅翻译过众多俄国文学作品，可以说他的文学审美意识的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此。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均对他有重要影响。其中，托尔斯泰的博愛思想对鲁迅的影响最为重大，鲁迅“立人”思想的形成就离不开托尔斯泰人道主义思想理念的支撑。鲁迅继承了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思想。与托尔斯泰“艺术为人生”“文学为平民”的主张一致，鲁迅将文学视为面向全民尤其是下层阶级的艺术，并因此开始写作杂文。但到了后期，鲁迅的思想主张开始与托尔斯泰的主张产生差异，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他提出要“痛打落水狗”，“不能一味‘费厄’”，这与托尔斯泰的博爱思想和人道主义情怀相悖，而呈现出一种冷峻、残酷的语调。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当鲁迅吸收了托尔斯泰思想，并以此为基础审视中国现状时，他意识到托尔斯泰式的一味劝善，一味包容甚至无抵抗主义，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现状起不到实际的作用。在混乱的社会现状之下，仅仅抱有人道主义情怀，是难以确实地实现改变的，因此鲁迅迅速地放下了托尔斯泰思想中主张平和与无抵抗的部分，而转向了主张社会变革的斗士，同时，他又保留了托尔斯泰思想主张中“为下层阶级”“为平民”的那一部分，实现了对托尔斯泰思想的扬弃与辨证吸收。
四、鲁迅对尼采哲学思想的审视与理性思考
在《文化偏至论》一文中，鲁迅引用了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见近世文明之伪与骗，又无望于今之人，不得已而念来叶者也。”在《摩罗诗力说》中，他再次提及尼采，并阐释其主张为“不恶业人，谓中有新力”。从这两篇文章可看出，尼采思想中对旧道德的批判，对新道德新事物的期盼，受到了鲁迅的肯定和吸收，鲁迅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和全盘否定，对青年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与道德标准的呼吁，对自由意志的呼唤，均受到了尼采思想哲学的支撑。尼采的“超人哲学”提倡塑造具有强大意志与各项优秀品质的完美而健全的人，他的“酒神精神”同样强调人要有强大的意志，以包容生命中所有的生与死，痛苦与灾难，并把道德善恶囊括在生命本身之中。也就是说，尼采从生命本能出发，重视和强调生命本身，而并不视道德为脱离于生命层面的某个统一标准，这种思想的本质是抛弃传统理性思想，追求对生命自身的价值的创造，获得精神自由。在提倡自由精神层面，鲁迅极大地认可和吸收了尼采的哲学，但同时，他也曾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到自己的内心矛盾：“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这些语句表明，鲁迅在肯定尼采式的追求个人自由意志的同时，也意识到自己并不能完全舍弃中国传统文化而一味追求这样一种来自西方的思想理念，甚至，这种起源于西方，为当时中国文人所追捧的哲学思想事实上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社会。他认识到过多地主张新思想而抛弃旧思想是有副作用的，但社会急需变革，唯有采用非常手段与相对激进的态度才能推动速朽的中国前进。对于作为他思想理论重要基石的托尔斯泰与尼采，鲁迅依然能站在相对客观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审视这些思想对现实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审视自身在思想方法上存在的固有习惯与弊端，这些审视行为都是鲁迅自青年时代已有的理性主义与自我审视思维的体现。
综上，在鲁迅思想形成的整个过程中，理性主义与自我审视精神贯穿始终。它们源起于自然科学的进化论，与中国古老的老庄思想相交融，前者的科学理性思维与后者的批判性内核相互补充，并加上托尔斯泰的“平民文学”思想与尼采的“超人哲学”，最终形成了理性思考，重视自我审视，具有人道主义情怀与社会批判性的鲁迅思想内质，这种内质形成的核心即理性主义与自我审视精神。也就是说，理性主义与自我审视精神既是鲁迅学习与研究的主要对象，也是他反思自身，反思自身已形成的知识体系与思维方式，反思所处的社会与文化环境的方法，这种精神促使鲁迅不断修正和完善自身的思维方式与思想内容，最终形成了冷峻犀利，具有高度与前瞻性的鲁迅社会批判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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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龙贤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