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拉》是一部口味有些奇绝、故事有些苦涩、风格有些小清新的影片。虽然影片的故事令人猝不及防而且难以下咽，但是女导演斯蒂娜·温瑞菲尔斯还是用精致、考究的镜头语汇，将其讲述得像是甜点一般精美。虽然说“青春是糖，甜到哀伤”，但是在这部电影中，青春却是黄连做成的“苦点”，有苦也要咽下去。
苦苦的青春
影片的主角叫朵拉，是一个生理上已经成年的智障女孩。在她妈妈的决定下，朵拉已经停止服用精神类的药物。停药的结果，是朵拉对欲望产生了执念。在无意中撞见父母亲热之后，她开始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探索。于是，欲望取代了童话，父母让位于陌生的男人。在说不清是强奸还是自愿的性关系之后，朵拉怀孕了，家庭的难题随之而来。在沟通无效、身体至上、享乐到死的醉生梦死之后，生活露出了它的獠牙。
那么，把朵拉的肚子搞大的那个男人呢？在一丝良知闪现的背后，他选择了消失。每当欲望涌现，道德总是那么不堪一击。所以，在深思熟虑之后，他选择给朵拉编一个童话，让她满怀期待地在机场等待“婚姻”。而他则选择了人间蒸发。他和朵拉之间的关系，其实是索取和付出的关系。这位开着敞篷宝马、衣冠楚楚的人，似乎并不需要一个智障的女性做自己的情人。所以，不公平的关系、错误的维系在此显现。他的娱乐和消遣，成为了另一个家庭一生的伤痛。
作为一个智障，朵拉对这个世界的探索是相当有限的。在荷尔蒙的作用下，她只能去探寻自己身体的秘密。这个时候，她的父母，因为生活的忙乱和不耐，没有给她合适的引导。朵拉的自慰、朵拉的嫉妒、朵拉的荷尔蒙，成为了导致最终悲剧的催化剂。孩子无法流产，生活悲剧连连。黄连的苦涩随之涌现了出来。甜味青春不过是自说自话的心灵鸡汤，而这种苦涩，才是生活的真谛。
语汇和女权
《朵拉》并不是纪实性的影片，镜头语汇也没有展现出任何纪实的色彩。相反，女导演斯蒂娜·温瑞菲尔斯采用了很多摄影上的技巧来遮盖影片的苦涩和难堪。为了表达出朵拉眼中的世界。她采用了长焦距、大光圈的镜头，来营造出纯净和单一的世界。这样的镜头，表现出了朵拉的纯洁和无公害的特征。这也就为后来朵拉的遭遇制造了反差。此外，通过不断变化的视角和诸如蛋糕、水果这样的隐喻和符号系统，温瑞菲尔斯创造性地把那些限制级的镜头，拍摄成了带有童话般美感。虽然我们知道那是令人心碎的犯罪场面，但是恨意并未涌现。朵拉和男人的第一次，几乎是朵拉“索取”的。这种拍摄手法，并没有避重就轻，反而强化了现实的残忍。只不过，躲在“智障”的盾牌之后，朵拉并不知道这就是残忍本身。她以为，这就是爱情。
其实和凯瑟琳·布雷亚的《情欲姐妹》一样，在《朵拉》中所表现出来的女权色彩也是浓重的。同样是一桩强奸案，男人成了欲望的傀儡，是畏首畏尾的老鼠;而女人则光明正大，用自己的身体和欲望来探寻这个世界与自己的奥义。虽然这种探寻所带来的代价是惨痛的，可是女性在“性爱”这件事情上的主导地位，却由此显现。朵拉可以给予，可以拒绝。男人只能被动地接受并且犹如鼠辈一般逃窜。虽然在影片的最后，朵拉对婚姻产生了幻想。但是，这种幻想却是建立在一种常规的社会认知和道德的层面之上的，是杂志、同居的伙伴灌输给朵拉的一种观念—如果让她自己选—她未必会愿意到拉斯维加斯结婚—这才是女权主义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