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江岸边的东流镇上，有两座陶渊明塑像，一座是坐像，安放在陶公祠内，先生头戴葛巾，身穿布衣，手拿书卷，眼望菊江，就像一位禅机了悟的菩萨，似乎有话要说，又欲说还休；另一座是站像，耸立在进东流的陶公路上，先生面露微笑，眼观世事风云，像一位心如止水的慈祥老人，看着来来往往的芸芸众生。我每每经过塑像前，都要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向先生深深三鞠躬，归来后，还会捧读一遍先生在公元405年11月决定辞去彭泽令时所写的名赋《归去来兮辞》和那篇旷世之作《桃花源记》，每读一次，我都会感到自己的思想感情被潜移默化，渐行渐近地走进了先生的精神境界里。
陶渊明生于一个昏朝乱政、大厦将倾、战乱四起、民不聊生的年代，年轻时他也有“大济苍生”的抱负，但经过几次入仕出仕之后，他亲眼看清了官场上尔虞我诈，奴颜媚骨，就像戏场子一樣，走进去就众目睽睽，身不由己；陷进去就只能是白脸、花脸角色了。所以，他把失望后的一腔愤怒化成了酒，化成了诗，写在了一张张素笺上。他在彭泽县衙，最后打量了一眼公堂，发出几声讪笑后，就挥笔写下了《归去来兮辞》的归隐宣言，头也不回地走进了庐山脚下的上京里，回归到了山野的怀抱，与他的东园菊圃终身相伴去了。
在陶渊明为数不多的散文中，对后人影响最大的是他在栗里小村的茅舍里，经过多少个漫漫长夜构思出来的《桃花源记》，紧接着“记”，还有一首《桃花源诗》，这一文一诗描绘了一个与世隔绝的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这个空想社会是他晚年理想的寄托。文中描绘了一幅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劳动、平等自由、欢乐异常的社会生活图景。《桃花源记》构思巧妙，“记”与“诗”互相补充，故事曲折，引人入胜。文中写桃花源人“先世避秦时乱”“来此绝境”，是对当时社会的影射。写渔人“处处志之”，终于“不复得路”，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耐人寻味。这篇《桃花源记》所描写的人间天堂，震撼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撩拨着多少人去追寻那美好的梦。
如果说《归去来兮辞》及其以后的田园诗作，是陶渊明记述自己人生轨迹的话，那么《桃花源记》并诗，就是他人生理想的最好表述。陶渊明的一生，做过官，又成为民，一方面他厌弃官场的污浊之气和奴颜媚骨，解下了一顶小小的乌纱，换成了一件宽大的布衣，“不为五斗米折腰”，写下了他人生的光彩一笔；另一方面他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把自己归隐后快乐的田园生活，通过诗作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从他的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陶渊明已把自己化入自然，心境与物境完全融为一体。这种玄学思潮所追求的最高境界，玄学家没有达到，陶渊明却达到了，以至于后来还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越他。这就是陶渊明的伟大之处，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种奇妙特质。这种特质，是肉的专一和灵的傲慢的混合，是积极人生观与消极人生观的混合，是儒、佛、道三家宗教哲学思想的混合。在这种混合中，感官和心灵是和谐相处的，于是便产生了和谐的人格，这种和谐的人格便是一切文化和教育的公认目的，它使人看到了一种生的快乐。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言：“当我说陶渊明是中国整个文学传统上最和谐、最完美的人物时，一定没有一个中国人会反对我的话的。”（《品味人生》）所以，陶渊明，这位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和中国文化史上最和谐人格的代表，很自然地浮上人们的心头，成了古今文人心目中最高人格的象征，成了一堆照彻古今的烽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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