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22(2008)02－0079－2
[内容提要]版面较小、以刊载趣味性内容为主、地域性较强的小报在中华民国前期得以发展和兴盛。小报读者群的扩张、编撰人的多样化、宽松而混乱的政治环境、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困顿和迷惘等要素是构成小报兴盛的动力和原因。
[关键词]小报；兴盛；动因
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上专门开辟一节“小报与新闻”，论述小报的历史，“小报与新闻二名词，在宋时盖已有之矣。”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简史》认为：“小报是中国新闻史上最先出现的民间报纸”。1934年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发布过一个《解释取缔小报标准》，指出“所称小报，系指内容简陋，篇幅短少，专载琐闻碎事(如时人逸事、游戏小品之类)，而无国内外重要电讯记载之类报纸。民国前期的小报是中国近现代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同于中国古代民间出版的非法小报，不同于中国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宣传小报，也不同于如今人们印象中所认为的子报——都市报、市民报。可以这样描画中华民国前期的小报：这类小报是一种版面较小、以刊载趣味性消遣性内容(包括新闻、轶事、随笔小品、文艺小说等)为主、资金来源一般出自民间个人或团体的一类地域性很强的报纸。
中华民国前期(191l-1937)的小报在中国报业史上十分具有代表性。中华民国建国初，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处于新旧交错、“破”与“立”的关口，时局的“混沌”状态为小报的兴盛提供了可能。继政党报纸办报潮之后，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小报发展进入鼎盛时期。此时各类小报种类繁多，有清末沿袭下来的文艺小报，有戏报和专揭载内幕秘闻的日报，有综合性三日刊，还有黄色小报等等；小报的内容也几乎无所不包，涉及文学、娱乐、游戏、政党言论等诸多方面。据史料显示，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短短五六年时间里，仅上海地区先后出版的小报就达700多种。而在1936年以后，国民党在中国的政治地位日益巩固，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自己的新闻事业网，加上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使得社会心态发生很大的变化，以时政信息为主的新闻报纸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而以娱乐趣味为主的小报潮流渐渐失势，进而走向没落。
追寻历史探索小报在中华民国前期得以兴盛的动因，大致可以发现如下主要几点：宽松而混乱的政治环境、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困顿和迷惘、小报读者群的扩张、编撰人的多样化等等。其中前三个因素是中华民国前期整个小报业比较发达的原因，而后两个因素则是小报得以兴盛的特殊动因。本文主要分析民国前期小报兴盛的特殊动因。
一、小报读者群的扩张
20世纪20、30年代，在我国北京、广州、上海等几大城市的职业构成已经以第二、第三产业为主。与过去的纯农业人口相比，这些新型的产业工人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废除科举制度后，许多乡镇知识分子也涌入大城市，这使城市处于在文化上相对发达的地带。但与此同时，由于大量附近省区的农村人口迁入，以及中国旧有文化教育制度的不健全，城市人口的总体文化水平不会太高。正是因为城市文化消费群体的逐渐形成，为从清末沿袭发展而来的市民文化的兴起和成长奠定了社会基础。
近现代小报将中下层市民定位为自己的主要接受群体，这种定位是小报文人出于对小报自身文化品位的认知，并不是对小报读者范围的规约。“文化并不是一个不变不动的凝固的存在，它有超阶级、超阶层、超时空的特性。”虽然小报的读者主体是大中学生、一般的职员这样的中下层市民，但是政府要员、上海文人、出身显赫的寓公、大小公馆里的有闲人士喜欢读小报的也不在少数，甚至不少新文学作家也有读小报的嗜好。除了品格过于低下的小报，大多数的小报上都时常出现官员、实业家、作家等社会名流的题词、题字。1933年11月6日上海市市长吴铁成为《日报》题“小报之王”，以纪念《日报》由三日刊改为日刊。鲁迅在他的杂文里多次引用小报的材料，他并向林语堂和邵洵美建议，要他们在合编的《论语》杂志上摘登比较文雅而实属生活化的小报幽默文章。茅盾抗战时期做过《立报》副刊“言林”的主持人。张爱玲更把小报看做是自己的文学资源。
但是，不同层次的读者的期望视野是不同的。小报自己将读者分为两类：一种是真正为需要而看小报的，一种是完全消遣性质。前一类大概是指称那些希望从小报中捕捉到大报上所见不到内容的读者，以满足他们各自不同需要。
小报除了休闲功能之外，还是一部“人生指南”。有人总结道，小报“使得上海的人，能够晓得想不到的事情，增长自己的见识，不是上海的人看了小报，能够知道上海有什么秘事，助长自己的经验，以备他日到了上海，不至于受他人之欺骗”。嘈聚仁在给《社会日报》的信中说：“我爱读贵报成癖，并不是我在瞎恭维，贵报的确在指导读者，使了解上海的社会。”
小报读者身份的复杂性与各类小报品格的高下和文野之别也有关系。小报数量之大，种类之多，为不同品位的读者开辟了选择的空间。小报读者可根据自己的文化品位选择不同风格的小报。寿命长的小报除了保持自己的特色之外，还能在迎合中下层市民文化的前提下，力求做到雅俗共赏。
都市人阅读小报有寻求刺激的要求，所以“各小报特辟社会新闻一栏，专载赌盗劫斗奸情等事，社会上一般人士披开一张小报，以此为无上消遣”。小报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宣泄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是小报生存的理由，这些都市市民的阅读需求构成了小报赖以生存的读者市场。
二、编撰人的多样化
一批小报职业写手的存在是小报拥有固定稿源的一个必要条件。和那些专为大报或书局写稿的人不同，之所以称为“小报写手”，是因为这些作家较少或不在大报和杂志上发表作品，只为小报供稿。如郑逸梅、程小青、俞逸芬、周天籁、徐碧波、平襟亚、陈蝶衣、徐卓呆(李阿毛)、大郎、王小逸、卢一方、谢啼红等等。王小逸就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小报作家，笔名“捉刀人”、“爱去先生”。据统计，他共为35家小报，写了近100篇连载小说，多时他同时担纲十五六家小报的长篇写作，甚至一份小报上同时发表他两部连载作品。在当时其文堪称“有报皆‘捉’，无刊不‘爱’”。
早期为小报撰稿者，大部分是旧式文人、海上名士、通俗小说家、报纸编辑等。如王西神、杨尘因、胡寄尘、何海鸣、叶小凤陡伧)、陆澹安、施济群等。到20年代中后期，小报几成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的天下，从管理、编辑到写稿皆有份，而在30年代中后期除了有部分新文学作者的加入，还涌出一批所谓“少壮派”的作者，他们成为了小报的主力军，如凤三(冯蘅)、柳絮、勒孟、曙天、杨乐郎、曾水手等等。
小报职业作家涌现是以稿酬的存在为前提条件。在张秋虫全盛时代，“他的稿子千字可卖2元以上、5元以下，一部40万字小说，以5元计算稿费2000元，快则半月，慢则
3个月完稿，每月平均700元，就是洋行买办，也无此巨薪”。但话说回来，小报写手中靠卖文字能博万金，一夜暴富者，毕竟是少数，被人羡慕不已者仅张恨水、张秋虫、王小逸等少数几个人，大部分小报作家们都生计艰难，有时仅凭小报稿费无法生存。“普通的稿费，每千字约在1到3元之间，一天写2千字固然不难，但是平均每天写2千字也不容易，而且不能保证能找到买主。因此除了少数人外，要想卖文章养家活口的，希望无不破产”。
小报所聘用为正式记者的甚少，多是由大报、晚报、通讯社记者兼任的。近现代小报发展的五十余年中，编辑、作者难以计数，但全靠编写维持生计的并不多，大都另有职业。许多小说家同时又是小报编辑，除稿费外，还有固定的编辑收入。小报小说家金小春曾主持正牌大报《力报》笔政7年之久，小报著名作者秦瘦鸥和王小逸在写稿同时分别兼任《上海报》和《上海日报》编辑。除了做编辑外，有的小说家还进行其他经营活动。如周天籁在上海汕头路开了一家跳舞学校，盈利颇丰。王大苏除写作外，在上海法租界开设诊所，将行医作为其副业。陈亮曾在上海闸北开过烟纸店，张恂子的另一个职业是律师，像这类例子不胜枚举。
除了拥有自己固定的写手群外，小报也会根据需要聘请一批专职记者采写新闻稿。当时小报记者在社会上的名声很差，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没有真正把心思放在写稿上，而是打着某某报社记者的幌子，到处招摇撞骗、敲诈勒索。小报编辑多不出门或单独在外面跑跑，但却自有“油水”送上门来，他们经常会收到请客帖子，比如新店开张、新片上映，举办画展、票友登台、红舞女进场等等，至于某些官僚、大老板等名人，有什么事要隐蔽遮掩，送钱财给小报记者消灾也是常事。
结语
小报的读者群主要是社会中下层群体，但由于消遣娱乐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普世关怀，因而小报读者群也扩展至各式各样的时代精英人物，满足了他们偶尔自我释放、自我娱乐的心理需求。小报不仅雇佣职业化的撰稿人，而且接受来自各行各业的业余写手的文章，较好地契合了不同阶层不同文化趣味的读者对小报内容的多样化要求。中华民国前期政府常常更迭，党派之间和地方豪强之间明争暗斗，各方政治势力往往自顾不暇，因而对粉墨登场、嬉笑怒骂的各类小报的约束力极小，这无疑给了小报自由成长、自主发展的宽松的外部政治环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较快发展，推动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市民阶层的形成，在经济条件上为小报等大众文化产品的消费提供了更多可能。民国成立后，封建主义的旧文化价值观已经倒塌，但新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尚未确立，东方的、西方的、古代的、现代的各种文化思想在相互激荡之中，这些争论和迷惘为小报提供了多维度的思想资源和多向度的价值探求。所有这些因素或直接或间接地催生出小报在中华民国前期的繁荣兴盛和斑斓多姿，在中国近现代报业史上点染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