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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1世纪是制度竞争的世纪，国家的竞争直接转化为制度质量的竞争。对处在不同政治发展和国家建构阶段的国家，构成其制度竞争力的基础要素与衡量标准都有所不同。要有效提升国家制度竞争力，需要运用阶段思维模式，找准国家建构的历史方位。在国家建构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制度表现形式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非基本制度综合贡献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为了提升国家制度的综合竞争力，需要决策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理念，在各个制度环节全面审视具体制度的问题/议题、主体/客体、积累/不足、机制/政策，并从降低人民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制度成本入手，提升制度对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综合贡献能力。
关键词：国家制度;制度竞争力;综合贡献能力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我国基层政权回应型政策的法治化研究”（项目编号：19BZZ050）
中图分类号：D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9）10-0005-08
全球化加剧了制度或体制的竞争。在全球化的今天，制度体系对制度成本的影响日益加大，并因而成为国际竞争中极为重要的因素，21世纪也因此成为了制度竞争的世纪。
不过，学界对制度竞争力的认识却由来已久。早在亚当·斯密的论著中，就已初见制度竞争的理论萌芽。他指出：资本所有者“很可说是一个世界公民，他不一定要附着于那一个特定国家。一国如果为了要课以重税，而多方调查其财产，他就要舍此他适了”①。1990年，波特基于制度质量对一国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创建了国家竞争优势理论。② 2000年，柯武刚等人把制度选择谓为经济竞争者拥有的一种选择权。③ 世界经济论坛的《2017—2018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更因深受波特的影响而把制度视为国家竞争力的基本要素。④
除了从理论上论证制度对于国家竞争力的影响，一些学者还运用实证方法，从不同角度证明了无论是对一个国家或地方的总体经济发展，还是对于经济的某一方面，制度都具有显见的影响，并且展示了制度发挥影响的方式与程度。例如，马忠新等证明，改革开放以来累计制度供给的差异所导致的制度质量差异（制度成本差异），是目前城市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影响因素⑤;董志强等研究发现，良好的城市营商软环境对城市的经济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⑥;焦豪等人发现了政府质量对企业投资的显著正向影响⑦;周燕的研究则展示了地方政府在交通运输领域、投资领域与生产领域中的各种合约链条与所节省的交易费用的内在关系⑧。与从正面证明制度对经济的影响不同，潘镇从反面证明了制度质量越差，双边贸易越不活跃，制度距离对于双边贸易会起阻碍作用⑨;阿西莫格鲁等人则证明了在西方民主国家里，政治竞争中的失利者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因素⑩，这一研究结果揭示了西方竞争性选举制度具有与生俱来的严重缺陷。
上述研究表明，国家或地区间的制度距离是导致它们之间发展差距的重要原因，国家或地区的制度竞争力会影响该国或该地区的总体竞争力，乃至于国家或地区间的竞争会直接转化为制度质量的竞争。因此，要提升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必须首先提升国家的制度竞争力。
正如《2017—2018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所指出的，对于分别处在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三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而言，其对经济发展条件的要求以及构成其国家竞争力的基础元素会大有不同。{11} 同样的道理，处于不同政治发展阶段的国家，其社会主要矛盾的巨大差异决定了政治发展与国家建构（state building）的任务也应有所不同，因而在政府职能范围、政府工作目标与重心的设定进而在对制度及其质量的要求等方面也必然存在较大差异。然而，在诸多学科关于制度发展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中，却鲜见对国家制度质量影响因素的深刻分析，更遑论基于国家所处不同发展阶段而提出其对制度质量的相应要求，并提供增强制度质量、提升制度竞争力的相关建议。
因此，基于国家所处不同发展阶段来科学确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制度发展目标与制度建设任务，并更具针对性地寻找增进制度质量、提升国家制度竞争力的有效办法，就既是国家实现优质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重大课题。正因如此，本文将探讨在政治发展与国家建构的不同阶段构成国家制度竞争力的基础元素以及相應的制度建设要求，并基于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制度表现形式提出相应的制度建设思路。
一、作为一种解决问题方法论的阶段思维模式
毛泽东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12} 而要认清国情，最基本的是要准确认清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这就需要运用阶段思维模式。阶段思维模式是一种通过把事物量的增长与质的转变统一起来，进而将事物发展演进过程划分为若干阶段的思维方式。最典型的阶段思维模式出现在古典社会学家对社会变迁的研究中。在这些社会学家看来，社会变迁既包括各个社会维度上量的积累与增长，也包括在历史关节点社会形态的类型替代。而在不同历史关节点依次发生的社会形态的类型替代就是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之间的分界点或分水岭。最早的较有代表性的阶段理论是涂尔干提出的由“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两个阶段构成的社会发展理论。{13}
理论思维模式的意义在于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如果不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和把握相关事物的发展规律与解决实践问题，其价值将大为削弱。因此，无论是在革命斗争、国家建设还是在科学研究中，政治家和社会科学家经常通过把事物的发展演变过程划分为若干阶段，并依据每一阶段的主要矛盾、面临的主要问题等内在特征而确立相应的行动目标与任务，进而帮助他们精准发现问题与有效解决问题。毛泽东指出：“客观现实的行程将是异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流年’来;然而给战争趋势描画一个轮廓，却为战略指导所必需。”{14} 在领导全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过程中，毛泽东就运用这种阶段思维模式，及时提出了抗战将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因而必将是一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并科学制定出了各阶段的战略方针，从而为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