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public opinion”在中国主要译为公共舆论、舆情，甚至有学者要将舆情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由“public opinion”在西方的发展来看，翻译为“公众舆论”更能契合原意，指因议题产生争论，最终经过讨论而形成的结论。中国的舆情和公共舆论的解释均与西方有着明显的差异，建立起中国特色的舆情学是可能的，但还需要发展出中国独有的概念、术语和理解。
关键词：公众舆论;公共舆论;舆情
中图分类号：C91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5）01-0087-06
“Public Opinion”国内主要有舆论、民间、公共舆论三种译法，有学者主张公共舆论最为准确，因为“public”与“public sphere”（公共领域）中的“public”同义[1]。国内许多学者遵从了这一译法。但近年来，又有学者把该词译为“舆情”，并大有取代前者之势[2]。甚至有学者提出舆情研究应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3]。那么，中国学者对“public opinion”的翻译是否准确？西方的“public opinion”是与中国语境下的公共舆论、舆情是一个意思？舆情能否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拟论述以下几个问题：西方传统学者对公众舆论的解释;现代西方学者对公众舆论的发展;中国学者对舆情的解释;最后通过对二者的比较，讨论中国语境下的公众舆论、舆情的含义以及舆情能否发展为一门独立学科的问题。
一、西方传统学者对公众舆论的解释
19世纪以前，西方学者对“公众舆论”仅有零星的论述。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对“公众舆论”的评价截然不同，前者否认公众舆论的价值，而后者则高度评价了群众的政治能力，认为多人对真相的评判要胜过单独的个体。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则把公众舆论提高到一个高度，称为“世界的女王”，被后来的学者多次征引。之后，许多学者在探讨公众舆论时，与他们的政治思想结合起来。洛克在探讨法律时，把法律分作了神法、公民法和舆论法，强调了公众舆论对统治者决策的影响。卢梭也提出了接近现代公众舆论概念的“公意”，认为人民的声音即是上帝的声音，人们的最普遍的意愿即是最正义的。他批评帕斯卡的“世界的女王”的论断，因为把公众舆论定位于女王的层次，尽管体现了舆论的重要性，但同时把舆论置于国王的控制之下。在他看来，公众舆论并不屈从于国王的权力，公众舆论本身即是王者，只屈从于它自己。对公众舆论进行高度赞扬的还有边泌，把公众舆论看作是防止暴政的重要力量，是民主政治的标志[4]3-13。
但也有学者在肯定公众舆论的同时，看到了公众舆论的另一面。黑格尔强调既尊重公众舆论有利的一面，同时要轻视公众舆论不利的一面。昂西雍（Ancillon）也说，公共舆论有时像明灯指引政治的方向，但有时则是虚假的、随意波动、转瞬即逝的，甚至会篡夺权力。一次世界大战之时，学者们对民主政治的有效性产生了质疑，由此影响了对公众舆论的判断，塔尔德（Tard）等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认为，民众受情感的控制，容易产生暴力，因此政治家必须极力控制。20世纪初，有的学者批评公众舆论一词的含义不清晰，一群美国学者开会讨论什么是公共舆论，始终难以达成共识。因此有些学者提出了用“态度”替代“公共舆论”[4]3-13。
由此，可以看出西方传统学者对公众舆论的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公众舆论与政治理论相关。即把公众舆论与法律、政治制度联系起来，公众舆论能够影响统治者的决策。二是对公众舆论的肯定大于否定。有的认为公共舆论可能随意波动，容易被假象所蒙蔽，但多数学者肯定了公众舆论的作用，认为公众舆论代表正义的声音，对政府的施政进行监督，是民主政治的标志。三是对公众舆论的概念依然没有阐释清楚，学者们都在谈公众舆论，但什么是公众舆论？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解释。
二、西方现代学者对公众舆论的发展
西方现代学者对公众舆论的研究基本尊重以上的思路。其一是试图对公众舆论做出明确的解释;其二是在探讨公众舆论对政治的影响时，既注重利用公众舆论有利一面，也研究如何防止公众舆论对决策所产生的不利影响。
汤普森（George Carslake Thopson）认为公众舆论只是一个比喻，就象国家的意愿一样，公众舆论只是类型的聚合，换言之在一个社会中，公众舆论不是一类，可以大致归为有限的几类[5]。洛维尔（A.Lawrence Lowell）除了强调传统的观点，认为公众舆论对现实能够进行评判，公众舆论作为对政治事务的控制手段外，也基本赞同汤普森的判断，认为一个社会中，公众舆论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只可能有多数和少数之分[6]。
早在20世纪40年代，传播学的奠基人物拉斯韦尔（Harold D.Lasswell）提出了公众舆论是民主目标实现的手段。既然从正面评判公众舆论，势必对公众舆论进行限定。采用的方式是排除法，即把属于负面的舆论排除在“公众”的范围之外。在解释“公众”一词时，特意与群众（crowd）作了区分，两者区别的标准在于前者所形成的群体是具有讨论性的，如果不具有可供讨论的议题，那么群体就不再扮演“公众”的角色[7]。受此影响，布鲁姆（Herbert Blumer）作了更为详细的解释，在比较公众与群体的区别时，又加上了人群（mass）。在他看来，这三者都属于群体的一种，都与受传统规范约束的社会相区分。但三者之间也各自有特定的含义，人群的特点是：成员来自各个阶层，他们是冷漠的和异化的，对世界充满困惑，成员之间很少互动或经验交流，组织是松散的，缺乏协调一致的行动，他们往往根据各自的需求寻找答案。譬如淘金热、移民热的人们组成的群体基本属于人群的范畴。但是人群一旦被组织起来，协调一致地行动，人群的行为即终止。与人群不同，群众的成员经历过磨练，成员间进行过互动，从而最终导致成员间的关系变得和谐，行动变得一致。而公众是围绕某个议题而形成，他们对该议题产生不同的意见和主张，经过讨论最终达成一致，一致性的结论即是公众舆论。讨论的过程意味着争议的各方对议题本身的理解，意味着共享他人的经历，愿意做出妥协和让步。经过讨论之后所形成的对该议题的共识不一定是明智的，但一定是理性的。布鲁姆指出，公众舆论最终有效与否，取决于传媒机构能否提供充足的信息，以及提供信息的角度多样，以及人们能否自由讨论这些信息[8]。布鲁姆对公众舆论的重新解释，进一步明确了人们对公众舆论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回应了传统的公众舆论正反两方面的问题，如何防止公众舆论的虚假、情绪性的冲动，他的回答是讨论，以证据说服他人，最终达到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