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8月，我在北京日报社被划成右派。在批斗我的第一次会上，我的一位上司突然对我大喊：“右派分子张沪，你别以为你出身于革命家庭！你的家庭没给你好影响……”
他这么一喊，把我喊蒙了。难道我的家庭不是革命家庭？！难道我的投身革命几十年的父母会有什么问题？！正当我疑惑不解的时候，我获悉我的父亲张宗麟在高级党校也被打成右派了，他的主要罪名是为陶行知辩护。因为我和父亲的血缘关系，我之被划成右派，当然是在所必然了。
我国第一位男性幼稚园教师
我的父亲张宗麟（1899——1976），192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血腥的“四·一二”大屠杀中失去党组织的关系，至40年代才重新入党。他一生忠于革命，无论是在失去党的关系的白色恐怖年代，还是到延安重新入党以后，他都是忠心耿耿，按照党在每个时期的方针策略，为国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父亲在南京高等师范教育系毕业时，当时一些知名教授看到他品学兼优，想让他当助手，可是父亲受陶行知、陈鹤琴教育救国主张的影响，决心投身于新兴的幼稚教育。他在南京、苏州、杭州、绍兴、宁波5个城市的16所幼稚园和两所育婴堂进行调查，研究了当时新兴的幼稚教育。调查的结果令人触目惊心：当时的幼儿教育几乎全部西化，不仅教育思想、教学方法照搬外国，连教材、玩具、唱歌和每年举行的庆典节日都是外国的。这种幼稚园实际上是在为帝国主义传教士培养徒弟，它完全脱离中国的教育实情。经过调查以后，他毅然决定到陈鹤琴创办的南京鼓楼实验幼稚园当教师，一面教学一面研究，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幼稚教育。我父亲也就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位男性幼稚园教师。1926年到1928年，署名张宗麟的《幼稚教育概论》等数十篇论文和译著出版了，震动了中国教育界。他在南京鼓楼幼稚园研究的适合中国儿童的教材和教学法，成为北伐后的国民政府于1929年8月颁布的幼稚园暂行标准的依据。
那时我的父亲精力充沛，一边在南京工作，一边还担任杭州浙江女子高级中学的教务主任。这所学校的校长和秘书都是共产党员，父亲在他们的影响下，于1927年初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可是不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大屠杀。四月底，波及杭州。校长、秘书都被敌人杀害。父亲在陈鹤琴帮助下避难到南京。此后，他与组织断了联系，但他依然摸索着走革命的路。
和陶行知一起办晓庄师范
在国民革命高潮的时候，有识之士就提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1926年，陶行知发表宣言书，要以改造乡村为目标来改造全国乡村教育，他征集一百万同志，提倡办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1927年1月发出晓庄师范招生广告，宣布三大培养目标：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稍前，毛泽东在广州办起了农民运动讲习所，1927年3月毛泽东又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都不约而同地把农民运动放在中国革命的首要地位。
父亲到了南京以后，积极支持陶行知的主张，自愿辞去待遇优厚的南京市教育局幼稚园视导员的职务，到晓庄师范工作，成为陶行知“一百万同志”中的一名。在晓庄，他遇到了我的母亲王荆璞，南京一女师的高材生，同样辞去工作来到晓庄办乡村幼稚园。父亲在晓庄师范的职务是生活指导部主任，相当于教导主任。校长陶行知外出时，学校的事务就由我父亲负责。
陶行知有句名言：“办有钱的学校不难，办没有钱的学校能使有精神实难！”晓庄师范是个没有钱的学校，经费全靠社会各界捐款，可是在陶行知、张宗麟和许多自愿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办得生气勃勃，极有精神。不仅培养了一批乡教师资，还为农民办夜校、幼稚园、壁报、茶园、信用社…… 极受农民欢迎。陶行知采取兼收并蓄的办学方针，因之晓庄师范师生中各党派都有。既有国民党、共产党，也有国家主义派、无政府主义者和无党无派者。父亲虽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他却仍处处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在党派纷争中都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办事说话。
1927年“四·一二”以后，蒋介石杀共产党杀红了眼，忽然发现他的首都南京郊外冒出来个晓庄师范，聚集许多青年教育农民，觉得与共产党的农民运动相仿。但碍于校长陶行知、校董蔡元培、熊希龄、沈玄庐、程霖生等人都是社会名流，没敢干预。后来校内一些共产党员受当时党中央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组织城市暴动，共产党员学生石俊被国民党军警逮捕杀害。1930年4月，又有学生参加声援工人反帝大罢工示威游行，引起敌人的注意。4月13日，蒋介石下令南京卫戍司令部派出五百士兵，强行搜查并封闭了晓庄师范。晓庄校舍被贴上封条，学生有的被捕，有的被枪毙，陶行知、张宗麟、王荆璞等校领导和教职员也被下令通缉，晓庄师范师生从此四处流散。我的父亲张宗麟、母亲王荆璞因被追捕，只得被迫流浪，我和我的弟弟们都出生在四处流浪迁徙的路途中。
即使生活这样不安定，父亲母亲仍念念不忘开展乡村教育工作，他们逃到厦门集美以后，和当地的朋友集资办乡村师范，不出半年，俨然又是一个微型的晓庄师范。1933年1月，红军进攻漳州，国民党政府发现集美乡师有学生投奔闽西根据地，继而发现校长张宗麟在通缉名单上有名，准备采取行动，父亲得到消息只得赶紧逃走。此后父亲先后在桂林、重庆、武昌等地担任教育学院教务长、系主任。
“一二·九”运动爆发时，父亲在山东邹平任邹平乡师校长。他带领全体师生积极响应，举行游行示威，组织抗日救亡宣传队走上街头，办抗日壁报，通电南京政府抗议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这些活动遭到邹平县政府领导及邹平乡师的上级乡村建设院领导梁漱溟的反对，大多数师生都不同意这种意见，双方闹得很僵。1936年1月，邹平地方反动势力勾结韩复榘用武装军警硬把父亲押解出境。
参加救国联合会为抗日奔走
父亲回到上海，正逢各界知名人士在民主自由大同盟的基础上建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陶行知带领生活教育社全体同人参加了救国会，生活教育社改名国难教育社，父亲也以生活教育社理事的身份参加救国会。不久陶行知受救国会委托，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美、亚、非28个国家及地区宣传中国的抗日运动，国内工作就全部交给父亲。
救国会实际是由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的一个民主爱国的进步团体。开始父亲仅负责国难教育社的工作，逐渐成为上海救亡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虽然他尚未接上党的关系，但上海地下党组织对他十分信任，把许多重要任务交给他。尤其在1937年10月后，救国会其他领导人撤离上海，父亲参加了地下党领导救亡工作的上层人士的“星四聚餐会”以及向中下层会员布置工作任务的碰头会，实际在党的领导下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6年6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即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宣言，以示响应，表示拥护。但是1936年初救国会领导人邹韬奋、陶行知在香港，沈钧儒、章乃器在上海，两地阻隔，宣言在香港写成后无法及时取得一致意见。恰好父亲为送陶行知出国来到香港，就决定由他将这份拟定稿带回上海，交给沈钧儒、章乃器征求意见。不久，这份由邹韬奋、陶行知、沈钧儒、章乃器四人联名的宣言就公开发表了，在全国影响甚大，迫使国民党蒋介石不得不做出姿态，考虑国共合作，一致抗日。这篇来自民间的宣言促进了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建成，毛泽东也立即写信表示支持。
宣言发表以后心有不甘的蒋介石把这股怨气迁怒于救国会。这年的11月，国民党逮捕七位救国会领导人，即有名的“七君子”事件。在“七君子”被捕的第二天，父亲就赶到南京找冯玉祥设法营救，没有结果。他又赶回上海，参加王昆仑召开的对策会，并与各界人士协商选出胡愈之暂代沈钧儒领导救国会。1937年4月，救国会发起一次入狱运动，宋庆龄、胡愈之、张宗麟、张天翼等七人一起到苏州监狱抗议。当时他们的名言：“救国如有罪，不知谁才没有罪……我们都为救国而入狱罢！”传遍全国。在全国人民的抗议压力下，“七君子”在“七·七”事变后被释放。
1938年8月，父亲到香港迎接从海外归来的陶行知。杜月笙设宴给陶行知接风，在座的还有黄炎培和我父亲张宗麟。后来为了国难教育社募捐经费的事父亲又去过杜月笙家。11月，陶行知由重庆再度去香港，通知父亲由上海去港，共同商议筹办育才学校。一天，香港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廖承志通过方与严（生活教育社社员、中共党员）转告父亲：“汉奸卖给日寇几条轮船，即将起航，你认识杜月笙，速找他设法截住。”父亲意识到卖船的严重性，立刻去了杜月笙驻港办事处。杜月笙听到此事也很气愤，不过要与日寇汉奸对抗，他还有些犹豫，没有立即表态。父亲再三劝他，晓以利害关系：“船到日本人手里，不知又有多少中国人遭殃，你也是中国人啊！”杜月笙这才答应派人到码头截船，这几条船终于没落入日寇之手。这件事本是我父亲所为，可是前几年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潘汉年》一剧中，却被张冠李戴地换成别人了。
当时父亲最主要的工作是代替陶行知领导国难（生活）教育社。这是救国会中人数最多的团体，下属单位有山海工学团、晨更工学团、余日章工人小学、普及教育助成会、儿童科学通讯学校、新安旅行团等等。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生活教育社是中共的外围组织，下属单位的负责人都是中共党员。父亲代理陶行知工作后，领导和配合他们展开大规模的救亡活动。较突出的有：编辑一套抗战读本，由张宗麟主编，生活书店出版。这套读本在社员戴白韬、孙铭勋等的协助下，不到两个月就印了二百万册，发行全国，影响很大。其次是由父亲筹款在沪西工人区办了30所工人救亡夜校。
那时父亲最费劲的工作是筹措经费。因为生活教育社下属的这些团体都没有固定的经费，要靠社会募捐，而募捐是没有定数的。1938年后，陶行知在重庆又创办了一所育才学校，父亲又增加了为育才学校筹款的重担。这所学校办起后，为中共培养了不少人才，许多烈士遗孤都曾在这所育才学校就读过，如现在的国家领导人李鹏等等。
为了保证各单位的经费供给，父亲除了募捐以外，还抽时间到光华大学、民治新专等学校教课，母亲也在小学当教员，这些收入除了家用开支以外，用来贴补募捐经费之不足。我在他们的遗物中曾发现厚厚一叠30年代国难（生活）教育社开给他俩的捐款收据，可见当年募捐任务之重。
出版《鲁迅全集》
1937年10月底，日寇包围上海，上海成了孤岛。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领导撤离上海，地下党决定让父亲留在租界继续做救亡工作。救亡协会领导撤离时，应该向上海市民做个交代，但因撤离匆忙，这个善后工作也交给了父亲。可是按照地下工作的纪律，既然留在上海工作就不应该暴露身份，但父亲已不能顾及其它，公开在上海广播电台做了一次广播演说，号召上海孤岛居民团结起来坚持抗战。于是张宗麟的名字就上了日伪以及国民党蓝衣社的黑名单。
在随时都可能被捕暗杀的险境中，父亲仍积极为抗日救亡运动工作。首先是与胡愈之等人组织了复社，出版了当时的禁书《西行漫记》、《列宁选集》和《鲁迅全集》。尤其是为了《鲁迅全集》的出版，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才得以实现。许广平在七七事变周年纪念时写的《鲁迅全集编校后记》中曾简述：“溯自先生逝后，举世哀悼。舆情所趋，对于全集出版，几成一致要求。……不料七七卢沟桥事起，一切计划，俱告停顿。……幸胡愈之先生……手创之复社担当斯责；……复社诸君子，尽海上知名人士，董其事者，为胡愈之、张宗麟、黄幼雄、胡仲持、郑振铎、王任叔诸先生……六百余万言之全集，竟得于三个月中短期完成，实开中国出版界之奇迹。”
《鲁迅全集》的出版确实是奇迹，但广平先生说得太简单，未详述拖延原因。据父亲留下的材料中记载，实情是这样的：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11月，沈钧儒、郑振铎通过蔡元培把遗稿交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并签订了出版合同。可是拖延一年没有动静，实质是国民党方面阻挠，王云五不打算出版。拖延到1937年10月后，商务印书馆借口内迁，把原稿退给许广平。这时恰好复社成立，决定出版《鲁迅全集》，虽然有些人不同意出版，但复社还是坚持把出版《鲁迅全集》当成一件大事来做。
1984年8月3日上午，我去拜望胡老（愈之）时，他告诉我一些当时的情况。他说“复社不是一般的出版社，地址实际设在我家，即法租界巨籁达路安乐村。我和你父亲分工，我管编辑，他管出版发行。那时你父亲每天到我家来办公。复社出书全靠救国会十多个负责人集资，采取以书养书的办法。先出《西行漫记》、《列宁选集》，赚到钱再出《鲁迅全集》。由于《鲁迅全集》一套二十本，成本高定价贵，一般人买不起。大家想了个办法，先印一批精装本，硬面装订，用木头书箱盛放，箱上《鲁迅全集》四个大字请蔡元培题，一百元一部，先印预约券推销。我在香港、广州、汉口等地销了二三百部，收到两三万元。后来由于郭沫若邀我到他领导的第三厅工作，我便把钱汇给你父亲，由你父亲负责出版发行。1938年《鲁迅全集》出版，受到广大进步读者的欢迎。”
除了复社的工作以外，父亲还创办了抗日救亡刊物《上海周报》和《译报》。《上海周报》自1939年冬创刊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侵入租界停刊，始终是上海孤岛最受读者欢迎的刊物。受地下党领导，父亲任社长，为了争取公开发行特地请了一位英国弗利特通讯社的人挂名，
1937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国民党主和派仍妄图阻挠。“八·一三”以后，在国共合作时期的文化界救亡协会中情况相当复杂。1940年底的一天，国民党吴开先邀请我父亲及吴耀宗、沈体兰、郑振铎等各界知名人士谈话，企图用“曲线救国”说服他们。父亲听了大为愤慨，当场严词批驳这是卖国言论，并逐一揭露国民党迫害救国会，破坏救亡工作的卑鄙伎俩。吴开先大窘，谈话不欢而散。
奔赴延安
从此以后，父亲更成为日伪和国民党特务的眼中钉，决定要除去父亲。1938年，上海地下党得到消息，通知父亲避风。1940年底，国民党蓝衣社特务陈某投敌后发表了一本《蓝衣社内幕》，公布一份黑名单，父亲和许广平、刘湛恩等人都在上面。不久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即被暗杀。1941年底，珍珠港事变后，日寇占领租界，大肆搜捕抗日志士。1942年初的一天，父亲在八仙桥青年会开完会出来，听得外面当当两声枪响。原来特务把先走一步的浙江兴业银行行长当作张宗麟，连打两枪。幸亏未打中。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1942年9月，父亲按照地下党的安排，撤退到新四军淮南二师驻地。
父亲在淮南根据地担任了几个月江淮大学秘书长，1942年12月底即参加新四军的一个小分队北上。分队队长沈其震，政委薛暮桥，队员大部是新四军卫生部人员。他们由淮南经淮北、苏北、山东、河南，到山西入太行山，渡黄河到陕北，沿途经过敌占区、国统区，危险万分。历经八个多月长途跋涉，父亲于1943年8月到达延安。
在延安，父亲受到中央和边区政府的热情接待。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设宴欢迎，父亲有“到家了”的感觉。在延安他参加边区政府组织的农村调查和普及教育的工作。他写的调查报告曾经毛泽东、刘少奇、罗迈等同志阅后，批给边区教育厅参考解决。后来他去延安大学任教育系主任，并由徐特立、谢觉哉任介绍人，重新入党。1943年10月，父亲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被选为模范，出席边区参议会和边区政府会议。1946年8月，中组部分配他任北方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文教学院院长，协助校长范文澜工作。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后，他又任四部（研究生部）教育研究室主任。北平解放前后，他任军代表，负责接管北平高等院校，后至教育部、高等教育部工作。
“为陶行知辩护”被打成右派
1956年夏，高教部有一个去中央党校学习的名额，那时父亲因工作劳累旧病复发，组织上准备安排他去苏联黑海边的疗养院治疗，但他知道有这个名额后，坚持要求去中央党校学习。他希望通过学习今后能更好地为党工作，哪知这一去竟成了他一生中重大的转折，从此离开了人民教育事业，也株连了我和弟弟张闽以及我的前夫从维熙。
父亲主要的右派言论是为陶行知、陈鹤琴两位老教育家辩护。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陶行知、陈鹤琴一直是受中共和毛泽东推崇的，多次称他们是“党的忠实朋友”，对陶行知甚至称为“党外布尔什维克”。但是共和国成立以后，陶行知、陈鹤琴却成了被批判的对象。早在“三反”、“镇反”的时候，教育界在清算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时，就开始批判他们了。1950年10月，《人民教育》发表署名文章《杜威批判引论》；1951年发表《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意义吗？》；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文中甚至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
至此，很明显，批判矛头不仅指向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的杜威弟子陶行知和陈鹤琴，而且实际是指向广大与陶行知有联系、受陶行知教育思想影响的共产党员。1951年8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周扬的《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电影“武训传”批判》，更进一步掀起了批判高潮。
父亲作为陶行知、陈鹤琴的学生，又是生活教育社的骨干，在党组织多次责令他批判陶行知的压力下，从没有作违心之言。1952年3月1日，他在《人民教育》上发表的《对陶行知先生的认识和我的初步检讨》一文中，一开头就说：“陶行知先生是我三十几年前的老师，而且我做过他的得力助手，直至今日，我还敬爱这位老师。”他认为陶行知是靠拢共产党的。他在文章中说：“陶先生是无产阶级的朋友，是中国革命同盟军中最积极的一员，但不是领导革命的先锋队员，当然也决不会是反革命分子。”他认为某些批评陶行知的人“有些两面手法，当面捧陶氏而又用笔名骂陶氏，太不应当”。他指出陶行知与武训不是同流人物，也不同意把陶行知拔高到和毛泽东相提并论。他认为必须把“中国小资产阶级进步分子陶先生的思想和美国资产阶级杜威的思想划分开来”。要求大家以“我爱吾师，我更爱真理”的精神来参加讨论。
可是当时的政治形势证明父亲的要求是幻想。陶行知在许多人的笔下被歪曲成“资产阶级改良分子”；“所谓的人民教育家不过徒有虚名”；“陶行知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用反动的美国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哲学来麻痹人民”；“是反马列主义的精神鸦片”等等。
这种乱扣帽子的批判压服不了父亲，他在1956年7月上交中组部的自传中依然写道：“我爱很多师友，惟独对陶行知先生不但爱而且十分敬。……他在1930年晓庄被封，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以一个英勇的民族救亡运动者出现了。从此以后，他紧紧跟随我党。他的周围有不少中共党员……经常帮助他做了不少工作。他直至暴病而死，始终是一个革命斗士，是我党的亲密朋友……”
父亲对陶行知这样评价，当然不会让某些人满意。父亲的自传被勒令几次改写，但他仍不改变。
1957年早春，党中央号召鸣放。父亲不了解毛泽东的真实意图，以为真的是广开言路了，就写了一篇题为《关于陶行知先生》的文章，交给《人民教育》。没想到当时形势突变，发表时已是1957年7月，开始揪右派分子了。
这篇文章驳斥了所有对陶行知的批判，指出推崇陶行知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不是别人，正是毛主席在陶行知逝世时的悼词中所说的，而这是我党对陶行知极正确的评价。父亲在文中建议人民教育出版社立即编印出版《陶行知全集》。
除了这篇文章，父亲在鸣放的时候还直率地对当时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些多是中央党校安排在党小组会上讨论的，比如关于毛主席自己提出不拟连任下届政府主席，父亲表示：“这样做是英明的”。他还建议中国宪法应该考虑修改，国家元首应该有一定任期。对于斯大林问题，父亲认为斯大林的错误不仅是思想方法问题，而是为了巩固他个人的专断独裁。父亲是一位长期从事高等教育工作的内行，所以他对当时高等教育的政策、管理、教学方法、师资配备等方面提出不少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议。
这些意见可以说都是正确的，是一位老共产党员通过正常渠道向党组织提出的。但是在1957年却成了右派反动言论。《关于陶行知先生》一文，更成为他替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教育思想翻案的罪证。父亲在中央党校受了四个月的批判，被开除党籍，退回教育部监督劳动。从此不再让他从事教育工作了。
赋诗对儿诉苦衷
父亲被打成右派后非常痛苦。他本来是个病号，四个月的批判使他旧病复发，健康迅速下降。就在此时，1959年1月，教育部党委安排他去北京昌平南口三堡劳动。那年冬天北京气温是摄氏零下二十多度，南口正当风口，加上走时仓促，连寒衣都来不及准备，父亲只穿了一套还是在根据地时发的棉衣出发。到了南口分配给六十岁的父亲干的全是筛沙子、抬石头、筛煤、运土……
在南口虽说是惩罚性的监督劳动，他仍尽力去干，不以为苦。倒是一些歧视伤了他的心。一次有人称他一声“张宗麟同志”，马上一个被派去监督右派劳动的人大发脾气，说称“张宗麟同志的”那个人违反了党中央的指示，怎么能叫右派“同志”？这是立场问题，要他检查。父亲只得出来打圆场，对大家说：“我姓张，叫我老张好了！”后来他照了一张头戴毡帽、身穿破棉袄的相片，题了一首七绝送给我：
脱却新衣复旧装，
皤然须发气轩昂；
阿儿识得阿爹否？
六十年来一老张！
艰苦的劳动终于把父亲累病，三堡的管理员不得不送他回城。他能起床后，又被分到教育部图书馆监督劳动。
“文化大革命”中，教育部每次批斗走资派，父亲都被拉去陪斗。他挨过打，做过“喷气式”，写过无数份交代检查，检查的重点是20年代至40年代，他入党后在晓庄师范、生活教育社、救国会、“孤岛”上海……为党为革命所做的种种工作，这些到了“文革”都成了说不清的罪行。
60年代末，他总算摘去右派帽子，换上另一顶“摘帽右派”的帽子，下放到安徽凤阳干校劳动。七十岁的父亲与青壮年干部一起下地干农活，后来又被安排去烧锅炉。1972年的一天，父亲与教育部一位副部长抬着一大桶水向锅炉房走去，这位副部长突然瘫倒，把父亲拉得也跌了一跤。这位副部长不久就去世了，父亲也跌得不能起床，干校军代表才批准他回北京。
1975年，我因病从劳改农场回京。这时父亲已是老态龙钟了，成天卧床。我知道他的内心与肉体都很痛苦。虽然他受到种种无理的迫害，可是爱党爱国之心未变。他给我看过一首他在1971年生日时写的抒怀诗：
老去无成莫自悲，
夕阳西下有余辉；
秋林晚照丹枫舞，
远浦光白鹭飞。
气贯长虹争鹿马，
胸怀赤胆忘安危；
白头永葆青春志，
一息尚存志不违。
不违青春志的父亲，凭着识途老马的预感，相信中国共产党必定有“自净”的能力。他常常用放大镜看了报纸后，喃喃自语：“会变的！”又常常鼓励我：“要坚强地活下去！”
父亲没能等到平反。1976年10月14日，他因脑中风逝世，终年77岁。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党校落实政策小组在《张宗麟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中写道：“张宗麟同志的言论并非恶意的诬蔑和攻击；不能说是对毛主席的污蔑。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我们认为张宗麟同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应该实事求是予以改正……”
同时，教育部党组织为父亲举行了追悼会。悼词说：“张宗麟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好党员，教育战线上的一位老战士。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党的教育事业……张宗麟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同志、老战友，是教育战线上的一个损失……”
但是，这个损失永远无法弥补了。
胡愈之老人曾沉痛地对我说：“我不懂为什么你父亲会成为右派。1957年教育部有好多人被打成右派，有些是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社的人，也就是当年救国会的人，他们怎么会是右派呢？我和你父亲关系很深，完全相信他是革命的，怎么重新入党以后，反倒成为右派了呢！？”
这些“为什么”，应该彻底弄清楚，可是，我又能问谁去呢？
（责任编辑 方 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