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借鉴跨域治理理论，就区域公共体育服务跨域治理的措施进行论证，具体包括：构建区域公共体育服务跨域治理的组织机制，优化区域公共体育服务跨域治理的财政制度，制定区域公共体育服务跨域治理的合作清单，吸纳社会组织参与区域公共体育服务跨域治理，鼓励市场组织融入区域公共体育服务跨域治理，公共体育服务跨域治理要嵌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借助电子政务建设推进区域公共体育服务跨域治理，加强对区域公共体育服务跨域治理的监督与评估等。
关 键 词：公共体育服务;协调发展;区域差异;跨域治理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9）06-0063-06
Abstract： By referring to the traegional governance theory， the author demonstrated measures for regional public sports service traegional governance， specifically including： establish a regional public sports service traegional governance organization mechanism; optimize the regional public sports service traegional governance financial system; make a regional public sports service traegional governance cooperation list; accept social organizations to participate in regional public sports service traegional governance; encourage market organizations to blend into regional public sports service traegional governance; embed regional public sports service traegional governance into national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boost regional public sports service traegional governance with the help of electronic government affairs construction; strengthen regional public sports service traegional governance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etc.
Key words： public sports service;coordinated development;regional difference;traegional governance
改革开放战略的实施一方面提升我国整体生产力水平，另一方面也拉大了我国不同区域间经济与社会发展差距，这种差距同样表现在区域间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上。如果说改革开放战略实施的前30年主要是为发展经济进而为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物质基础的话，那么改革开放战略实施的后30年甚至更长时间内，则要更加重视社会建设，尤其是重视公共服务建设，进而使改革开放成果能够真正惠及全民。在这一建设中，除继续扩大增量外更要重视分配的公平性，逐步缩小区域间、城乡间的差异，进而构建一个公平正义、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基于此，党的十八大将“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基本形成”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1]。党的十九大也强调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2]。
作为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公共体育服务的协调发展问题也应引起高度重视。《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构建区域体育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共同打造合作平台，促进区域在体育资源共享、制度对接、要素互补、流转顺畅、待遇互认和指挥协同方面的良性互动”发展目标[3]。然而，受制于区域公共体育服务跨域性、复合性特点以及我国传统的基于行政区域进行公共体育服务管理的体制障碍，我国在促进区域公共体育服务协调发展上仍难以取得显著成效，亟需在路径上寻求突破。基于此，本研究借鉴跨域治理理论，就我国区域公共体育服务协调发展的跨域治理措施进行论证。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中公共体育服务主要是指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运用公共权力通过多种方式以不同形态促进广大民众参与体育公共服务，包括群众体育中的社区体育、职工体育等[4]。
1 我国区域公共体育服务发展差异
区域公共体育服务的发展主要受两个基本条件制约：一个是该区域的发展水平，如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结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组织发育水平等，其间接影响着该区域人口的体育参与行为;另一个是该区域的人口素质，如身体健康程度、受教育水平、卫生保健知识储备状况和休闲娱乐倾向等，其直接影响着该区域人口的体育参与意识[5]。由于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区域的发展水平与人口素质均存在明显差异，导致四大区域的公共体育服务发展水平也存在着一定差异。
1.1 区域公共体育服务的经费投入差异
自1980年起我国开始对省、自治区、直辖市实施“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制度改革，这一改革致使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公共体育服务经费主要来源于地方政府，而不是中央财政。这种“包干制”导致区域间的财政收入差距逐步拉大，这种趋势也延伸至区域公共体育服务的经费投入上来[6]。为缩减区域间的财政收入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我國于1994年起启动分税制改革，采取以税收返还为主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主要以“存量不动、增量调整”为准则，将发达地区的部分财政收入转移至欠发达地区。分税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不同区域用于均等化公共服务上的财政投入差距。但是，由于具有均等化作用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占总转移支付规模的比重过低，所以目前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并未较有效地缩减区域公共体育服务的财政投入差距。据统计，2013年我国地方财政用于公共体育服务上的经费为170.21亿元，在人均公共体育服务经费前8名的省份中，东部地区有5个，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地区各有1个。从整体上讲，东部地区的人均公共体育服务经费多于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地区[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