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广州党组织与国民党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究其原因，中共中央对国共合作的认识和陈独秀与国民党的关系直接影响了广州党组织与国民党的关系；广州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内部组织结构的变化对两党之间的关系有较大影响；孙中山及国民党政治倾向的变化是影响广州党组织和国民党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关键词】第一次国共合作；广州党组织；国民党
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广州党组织与国民党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1920年底陈独秀来广州前，广州无政府主义者为主导组织的广东“共产党”就与国民党建立了联系，得到过陈炯明的帮助，但基本上是独立地开展工作；陈独秀来广州后，广州党组织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陈炯明联系更加密切，与国民党进行了局部的合作；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广州党组织领导人还一度支持陈炯明，因而受到党纪处分。后来广州党组织才服从中央决定，与陈炯明决裂，支持孙中山，建立国共联合阵线①。这些变化的发生，除了与中共中央对国共合作的认识和陈独秀与国民党的关系有直接关联外，与国共两党自身的内部组织的变化和孙中山国民党政治倾向的变化也有密切关系。
一、中共中央对国共合作的认识和陈独秀与国民党的关系直接影响了广州党组织与国民党的关系
中共中央对与国民党合作经历了由排斥到接受的演变过程，这决定了广州党组织与国民党的合作也必然要经历一个变化过程。中共一大纲领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与黄色的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②中共一大决议也提出“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③1922年1月中共派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会议，受列宁思想的影响，才意识到要完成自己的奋斗目标必须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暂时的联盟。因此，在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提出“我们认定民主的革命固然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于无产阶级也是有利益的。因此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④但二大所说的与国民党建立民族联合战线实际上主张两党平行合作，强调既联合又独立。“无产阶级一方面固然应该联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因为民主派不是代表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一方面应该集合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旗帜之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①中共二大召开时，陈炯明已经发动了叛乱，在对待陈炯明和孙中山的问题上，中共二大也有了鲜明的态度，认为孙中山是国民党内的民主势力，陈炯明是反动势力。二大宣言明确指出“英国更又赞助暴露了反动行为的陈炯明，铲除孙文派在广东的民主势力。这样他们利用军阀，阻挠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造成军阀势力下之有名无实的统一政府做英、日、美的共同工具的计划，已是显明极了。”②1922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西湖特别会议，原则上确定“只要国民党能够根据民主主义原则进行改组，并取消入党时打手模和向孙中山本人宣誓等封建主义的形式，共产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以实现两党的合作。”③广州党组织与国民党建立全面联系与中央的决策基本上是一致的。
1922年6月之前广州党组织之所以能够与国民党进行个别的联系或局部的合作，这与中共中央领导人陈独秀与国民党的关系有着密切关系。陈独秀与国民党的一些领导人孙中山、陈炯明、戴季陶早就建立了联系，还在国民党广东政府工作过一段时间，对国民党有比较深入的了解。首先，他在与孙中山从神交到相识的过程中两次得到过孙中山的营救。1919年6月12日，陈独秀因支持五四运动在北京世界游艺场散发传单被警察逮捕，得到了尚未谋面的孙中山相救，“9月上旬孙中山在上海会见徐世昌、段祺瑞的和谈代表许世英时，郑重提出陈独秀被捕之事……要求释放陈独秀。许世英表示，立即打电报回去。”④1920年11月21日，由李中和陈独秀发起的上海机器工会召开成立大会，国民党领导人孙中山、胡汉民、戴季陶等也前来参加，孙中山还与陈独秀同台演讲，⑤使陈独秀与孙中山有了当面交流的机会，这为国共两党后来的合作奠定了基础。1921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法国巡捕房逮捕，“中共中央宣传主任李达在‘通报各地（党）组织派人到上海来’的同时，特电请孙中山设法帮助营救，孙先生随即打电报给上海法租界领事。”⑥结果陈独秀以“宣传过激主义”被判罚白银500两、审判费100元交保释放，该笔数额不小的结案款项是经孙中山批准，由广东银行汇给汪精卫1000元办理的。其次，他与戴季陶交往甚密，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建立局部的合作提供了条件。戴季陶是《星期评论》的主编，“早年信仰马克思主义甚笃，而且有过相当的研究”，⑦与陈独秀一起筹建过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参与过最初党章的起草，和陈独秀交情匪浅。同时，戴季陶从1912年起就担任孙中山的机要秘书，与孙中山关系极深，又与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等人共同负责《建设》杂志的编辑事务，是主要撰稿人。“他经常和陈独秀写信给陈炯明，研讨社会主义，并经常同邵力子、汪精卫等人到时常到各学校去演讲。”⑧再次，他曾在国民党广东政府工作过八、九个月，与陈炯明有过工作合作，为广州党组织与国民党的局部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920年12月底应陈炯明邀请，陈独秀来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大学预科校长。陈独秀在粤工作期间，广州党组织的工作和陈独秀本人的工作都得到了陈炯明的大力支持。也正因如此，曾一度遭到与陈炯明有矛盾的孙中山支持者的攻击。长沙《大公报》1921年3月22日刊登《粤局近志》，称陈独秀来粤后，“孙系以其主义不同，于陈独秀之言论大加攻击。近且因女子联合会有人赴省长请愿实行男女同学一事，孙系机关报大起争论，继而互讦私德，任情攻击。孙系报纸谓陈独秀之言论，私有所图；而陈系以该报反对之故，阴谋将孙系报纸买收。如是攻讦数日，以汪某出面劝阻始暂停止。”①1922年3月23日《香港华字日报》刊登《对于驱逐陈独秀之我见（三）》，称“近日我粤人固认陈独秀为唯一的公敌，然逐陈问题发生之远因，要不能谓非带有党争的色彩。据省城拥护陈独秀之某报所言，则谓此次攻击陈独秀，不外国民党、无政府党及政学系云云。……国民党人则曰陈独秀毁谤孙先生（谓陈扬言孙先生的社会主义不够国家社会主义），曰陈独秀反对伍总裁（指关余事，谓陈尝言伍挟款私逃），此其宣战题目之一口口也。”②陈独秀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与对国民党的了解，深切认识到国民党的弊病，因而在1922年8月中共中央西湖特别会议召开之前他是反对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但是又希望在广东进行革命工作，希望孙中山能够改造国民党。1922年4月陈独秀致信吴廷康，提出“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③所以，在中共二大召开之前，“当孙中山和陈炯明即将发生冲突时，陈独秀说在军事上中国共产党应站在陈炯明一边，但思想上应与孙中山在一起。”④他甚至专门到惠州看望了陈炯明，与他进行了一番谈心，说明陈独秀在对待陈炯明和孙中山的问题上一度比较矛盾。但是到1922年6月底他已经明确表明了与孙中山合作的意向。1922年6月陈独秀再次致信吴廷康，表示“南方孙文与陈炯明分裂，孙恐不能制陈，陈为人言行不能一致，在南方也不能有所建设，他对于社会主义，我确实知道他毫无研究与信仰。我们很希望孙文派之国民党能觉悟改造，能和我们携手，但希望也很少。”⑤
中共中央对国共合作的认识和陈独秀与国民党的关系直接影响了广州党组织与国民党的关系。从1921年春至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前广州党组织与国民党能够进行局部合作，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陈炯明保持较为密切的关系，这显然与陈独秀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有关。在此期间，广州党组织也没有和国民党建立全面正式的合作关系，陈炯明叛乱后，虽然一度在情感和态度上倾向于陈炯明，但最后迫于中央的压力才转而支持孙中山，与孙中山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这与中共中央对国共合作的认识及决策是有直接关联的。
二、广州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内部组织结构的变化对两党关系有较大影响
广州党组织内部一度以无政府主义者为主，与陈炯明早就有联系。1920年10 月俄共（布）党员米诺尔和别斯林与梁冰弦、区声白、刘石心等7位无政府主义者一起在广州筹建了广东“共产党”。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与陈炯明早就建立了联系，陈炯明在漳州期间，为开辟闽南工作的新局面，引进了大批新派人物，其中就包括将他在广州晦鸣学社时的旧人梁冰弦、
刘石心等人，他们到漳州后创办了《闽星报》和《闽星》半周刊，陈炯明还为《闽星》撰写了发刊词。由于陈炯明重视教育，梁冰弦建议陈炯明增设闽南护法区教育局，陈炯明意欲请梁冰弦出任局长，但梁冰弦推荐了陈独秀来承担这一职务，并写信邀请陈独秀来漳州。陈炯明主政广东后，再次接受梁冰弦的建议，诚恳邀请陈独秀南下主管广东教育。⑥ 也因此，在陈独秀来广州前，广东“共产党”能够在办刊经费上得到陈炯明的资助。谭平山受陈独秀之命在广州建立的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0年11月正式成立，骨干成员有10多人。该组织把社会主义作为研究对象，而不是一种政治目标，在成立之初一些主张社会主义的团体就要求加入青年团，其中主要有区声白、赵司农等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互助团，使青年团团员人数增加到几十人。最后由于“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没有具体的工作计划，团员的宗旨又不一致，几个月之后即自行解散。”①1921年春，陈独秀、谭平山、米诺尔、别斯林重建广州共产党小组，无政府主义者因反对在“党纲”写上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与陈独秀无法达成一致意见，退出了共产党组织。广州共产党大量从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中吸收党员，到1922年已有党员20多人， 其中工人出身的党员占了一半左右。②“广州共产党组织成立后，创办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宣讲员养成所、注音字母教导团、广州机器工人补习学校、俄语学校等，积极开展宣传教育工作。”③这些工作与当时国民党的工作有一些交集，使广州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形成了一种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竞争的关系。
国民党的内部组织结构复杂，派系林立。“党内成员有所谓构成右翼主要社会阶级基础的纯资产阶级分子，也有工人、农民，以及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④这种组织结构使得国民党有较强的革命性，能够与广州共产党建立联系，进行合作。但因为国民党领导的主流和权力的重心是倾向资产阶级的，与共产党一大《纲领》中“发动革命军队与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目标是相悖的。加上陈炯明主政广东期间，“内部的暗潮动荡不宁，在政治有胡汉民先生和陈炯明的磨擦，在军事有许崇智先生和陈炯明的磨擦，而在改组前的国民党，既无组织，又无训练，也无宣传。”⑤所以广州党组织很难与国民党建立全面的合作。由于陈炯明叛乱之前对广州共产党的态度一直是积极友好的，并给予了实际上的帮助，所以广州党组织在1922年6月之前能够与陈炯明建立密切的联系，与国民党进行局部的合作。
三、孙中山及国民党政治倾向的变化是影响广州党组织和国民党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1919年之前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政治倾向是重视军事运动，轻视群众运动。孙中山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他一生致力于反清革命，结束中国的封建专制，始终以推翻满清政府的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为己任。但在革命的依靠力量方面，他早年选择的是新军，后来是军阀势力，热衷于军事斗争。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曾以为革命成功，民主实现了，因而转向实业救国，投身于中国的铁路建设。国民党建立初期也热衷过政党政治，企图通过国会运动来实现所谓的政治民主。但是宋教仁被刺，孙中山很快认识到中国的民主政治远未实现，于是他又重新投入了军事斗争，发动了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结果很快遭到失败。孙中山认为，“二次革命”失败是因为国民党革命意志薄弱，组织涣散，“全坐不服从、无统一两大端”。⑥因此，他决定建立一个有统一意志、严格纪律、坚持革命的政党来重建民国，1914年7月他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但因入党誓约中有“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和以入党时间先后将党员分为三等的内容，许多革命党人拒绝加入，使得该党成为一个具有宗派色彩的小团体。中华革命党本部组成后，孙中山着重抓武装斗争的工作，实际上又没有去组织军队，而是联络旧军队，收买退伍军人和土匪，组织暴动，或进行暗杀。由于组织缺陷， 孙中山后来发动的护国斗争和护法斗争均未达到预期目的。
1919年以后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政治倾向转向了宣传革命，加强与工人、农民，妇女、商人及青年的联络，以扩大群众基础。1919年10月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放宽了入党条件，改变了中华革命党规定的入党须按指模、宣誓服从孙中山个人等帮会式条件。孙中山这么做“部分是为迎合启蒙运动，特别是五四学生爱国运动所带来的革命狂潮。在启蒙运动期间，由于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潮不断高涨，增加了三民主义的号召力量。”①1919年8月孙中山在上海创办了《建设》杂志，该杂志除了宣传中国民党的建国理想，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外，也介绍维考克斯的“全民政治”、洛威尔的“民意与民主政府”，并讨论社会主义问题。②“因为国民党是在广大居民阶层中进行宣传的，它主要面向小资产阶级分子、手工业者、产业工人和中国南方军队的士兵。这种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社会主义精神。”③
随着孙中山及国民党政治倾向的变化，国民党的组织结构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1920年11月19日，修订后的《中国国民党规约》在本部机构中增加了宣传部，并具体规定了宣传部的职务：“一、书报编纂及译述事项；二、演讲事项；三、教育事项。”④可见，国民党开始重视宣传组织工作。在地方组织方面，“中国国民党成立之初，总支部和支部都直属本部，一九二O年十一月后，始允许支部下辖分部，联俄容共後更有省党部、县党部、区党部、区分部的层次组织。”⑤
孙中山和国民党政治倾向的改变，使得它所领导的民众运动能与广州共产党的工作产生交集，也为两党的局部合作提供了组织条件。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华，先后与国民党领导人张继、孙中山见面交流。1922年1月，马林又到广州进行了十多天的实地考察，发现“南方领袖大多是知识分子，他们全力以赴地在工人中发展势力。他们懂得，尽管无产阶级还很年轻，人数很少，但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民族主义的目的，他们需要无产阶级的帮助”，他亲眼目睹了香港海员罢工期间，“国民党领袖（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拥护孙中山一派的领袖）和广东工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⑥这也正是马林主张接受孙中山所提出的条件，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的一个重要原因。马林的主张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共中央也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因此，1922年8月14日，孙中山因陈炯明叛变被迫离开广州，避居上海时，“中国共产党先后派李大钊、陈独秀等同孙中山、张继等国民党领导人会晤，除了对孙中山表示慰问外，还多次商洽国共合作问题，支持他继续完成辛亥革命的未竟事业。”⑦
由此可见，广州党组织在1922年6月陈炯明叛乱之前能够与国民党进行局部合作，除了因为陈炯明的支持，当然与国民党最高领导人和国民党中央的政治倾向的转变也是有关系的。陈炯明叛乱之后，广州党组织转向支持孙中山，也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在考察了国民党政治倾向和组织结构的变化之后做出的主要决策。因此，孙中山及国民党政治倾向的变化是影响广州党组织和国民党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广州党组织与国民党的关系的变化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中共中央对国共合作的认识和陈独秀与国民党的关系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广州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内部组织结构的变化则是影响两者关系的内在因素；孙中山及国民党政治倾向的变化是影响两者关系的外在因素。各种因素交织再一起，使得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广州党组织与国民党的关系总体上保持着局部合作与竞争的关系。
（作者系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政法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