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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春华案发生在我的家乡天津，案发地点是海河边的李公楼。大部分人不知道，所谓李公楼，得名于附近有清末名臣李鸿章的祠堂。李鸿章在历史上以卖国贼出名，而以他祠堂命名的地名却可以长存于大都市，也算是一个奇迹了。当年他的老师曾国藩来天津处理著名的天津教案。他年轻气盛，对老师的处理方案颇为不屑。但等他亲自出马审理此案时，才知道士风民情不可不顾，判案可不是仅仅依法那么简单，最后只好将老师的判决稍微修改一下，糊涂了事才逃离天津。
李公楼那个地方住着很多普通市民，市民多，生意就多。而且地近繁华地带，大致类似于一个常年庙会。五十多岁的赵春华在此地摆了个打气球的小摊，挣两个小钱。天津是个市民气息很重的城市，这位赵春华从内蒙古来津打工，她是何形象，具备什么气质，我大致能想象得出来。虽然世界上有很多五十多岁女人依然长有二十多岁的面庞，但那显然不是她。她是那种不饥不饱地活着、一块钱一块钱地赚、一分钱一分钱地省的女人。五十多岁的大娘，是人们对她的称呼，这位大娘的赚钱能力也仅就是摆个打气球的小摊子。然后，她就犯了这个“糊涂”的案子。
根据公安部的规定， “枪”是指达到1.8焦耳力量的枪；“仿真枪”是指1.8焦耳以下力量的枪。总之，长得像枪的，都按照这个规定管理。意思就是说，既不能吓唬，也不能真打。否则沾枪就是犯罪，沾仿真枪就是违法。至于其他危险品，自然有各种各样的实名制管理办法。法律的大网，没有漏洞。
1.8焦耳的力量有多大？据说扔个手机砸在脑袋上，力量都比它大。我们小时候在学校门口小摊子上买的塑料手枪，团个纸团当作子弹玩儿，也就比那个威力大吧。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赵春华想开气球摊赚钱，当然得先掏钱买几把气枪。不想，该她倒霉，气球摊开张不久就赶上了严打涉枪犯罪。让公家一调查，这几把气枪正好适用上“1.8焦耳”的规定。于是，这个摆摊不到三个月的大娘，被以非法持枪罪抓了起来，一共收缴了她六支“枪”。六支枪？现在能有六支枪的人足可以横行津沽大地。赵春华如果有六支枪足可以再当一次天津的青帮大佬袁文会了，何必非在李公楼摆打气球摊呢？
公安抓、检察院诉、法院判，都很顺利。一审法院判了她三年有期徒刑，估计以赵大娘的生活水准，监狱里外差别不大，天津监狱里的生活条件不错，不比她摆打气球摊维持的水平差。在监狱里度过三年岁月之后，赵大娘还是赵大娘。有的人可能认为，抓也就抓了，判也就判了，赵大娘不必鉆牛角尖儿。这么个小案子，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毫无问题，被告人就不该有什么意见了。
谁曾料想，就在此时大量的媒体介入了！新闻界发现了这个热点，哪里肯放过？于是，司法机关平静的生活和畅通无阻的流水线被打乱了。媒体发出了所有“不懂法”的普通人一致的呐喊：从来没听说过摆个打气球摊也能犯法的！这也太不公平了！
全国各类媒体都在疯狂报道这个足以吸引所有人眼球的新闻。大家都关心，这么违反生活常识的判决，是法律吗？
法院一下子就被动了。赵春华这个小案子怎么惹出来这么大的风波？不仅全国媒体都盯着，而且还招惹来两个全国最有名的刑辩律师替她免费辩护。本来予取予夺的事情，现在自己再难独自做主了。一审刚审完，三年的判决放在那里，现在想改判无罪却万万不可。这案子不是那种亡者归来的情况，公安和检察都不会承认自己有错，只能法院自己为难。公安检察不能得罪，但这么难看的案子二审又该怎么收场呢？最后，不出业内人士所料，还是和稀泥的老办法。二审改判缓刑三年。赵大娘有罪，但不用进监狱了。糊弄一下，两面都有个交代就算了。
依我说，可以用《红楼梦》里的一句话来形容此案：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这个案子要是法律适用正确，就不知道刑法里那句“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是为哪种情况设定的？我们适用法律应当适用法律的整体，不仅仅是个别条目。处理一个案件，刑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都要考虑。即使仅在刑法范围内，也应该全面考虑刑法的所有条文、规定才可以。虽然最后表现在判决书上是个别条目的适用，但一定应当是考虑了整个完整的法律体系之后的适用结果。抓住一个公安部的枪支认定标准就盲目适用法律，就是只击一点，不顾其他。这种做法决不是适用法律的正确方法。
这个案子没有媒体的介入，无罪的赵大娘能够逃过牢狱之灾吗？答案显而易见。媒体在这个案子中立了大功。但如果以此认为媒体可以代替审判，就大错特错了。
美国1992年的罗德尼·金案，就是媒体片面报道形成不公正的实例。它引发了当时洛杉矶震惊全球的黑人大骚乱。
罗德尼·金是洛杉矶一个四肢发达、脾气暴躁的黑人建筑工，因抢劫罪入狱。他刚刚争取到了假释的机会，约上两个好友到酒馆大喝一通。酩酊之际，他们开车回家，金是司机。半夜的公路上，这辆载着三个醉鬼的车引起了洛杉矶警察的注意，喝令他们停车。金因为假释在身，唯恐被抓之后重回监狱，所以开车狂奔逃窜。警方多方设卡堵截，终于将他们的汽车拦截下来。但金仍执迷不悟，跳下车来夺路逃窜，还和警察扭打起来。这家伙身强力壮，像头北美野牛，加之酒后撒疯，一两个警察根本无法对付，反而被他打了一顿。最后，四个警察急了，一起冲上去，警棍挥舞，如雨点般落下，才算把金打倒在地，最终制服。警棍之下，罗德尼总算是酒醒了，倒地求饶，老老实实地被带回警局处理。
本来，这件事情就应该结束了。警察正常执法，金老兄也该咎由自取地回去蹲班房。但不巧的是，警察殴打罗德尼·金的场景被附近一家居民用新买的摄像机录了下来。第二天就被送到了当地一个电视台播放了。而且播放时还有意剪掉了金袭击警察的部分。结果，舆论哗然，全美国主要的电视台全都转播了这段警察“无辜野蛮”殴打黑人兄弟的视频。在群情激奋之下，这四名正常执法的警察被起诉。
当时，全美国的人包括总统老布什，都认为定罪是确定无疑的。如此“铁证如山”的案件怎么可能脱罪呢？但结果是陪审团一致裁定四名警察无罪。因为陪审团在法庭上看到了完整的录像，并且得知了事件的前因后果，知道了这是暴力袭警，并非无辜被殴。应该说，法庭的判决是完全公正的。
然而，舆论泼出的水已经无法收回。判决宣布之后，洛杉矶发生了史上最为严重的暴乱事件，黑人们抗议不公的司法判决，大肆放火、打砸抢，社会治安大乱。老布什也义愤填膺地表示一定要重新起诉四名警察，给罗德尼·金报仇。在此舆论重压之下，美国政府罕见的以侵犯民权为由重新起诉了四名警察。最终，两名警察被判有罪。而那名本来该蹲大狱的黑人兄弟金，居然获得了100多万美元的赔偿，从此过上了有钱人的生活。
写到这里，我也有些迷惑了：媒体和司法到底谁更可靠呢？在赵春华的案件中，如果没有媒体的介入，这起诬良为盗的案件就要成为铁案。一个贫苦的打工者就要无辜地进监牢服刑，终生背上罪犯的名声，而不知道因何祸从天降。而在罗德尼的案件中，司法坚持了正义，避免了偏见。结果却是媒体造成了这天大的笑话。孰是孰非，又该如何分说。
我想，没有一种制度可以让我们躺在上面睡大觉，不费任何力气就得到公正。无论是司法还是媒体，都是人在运作。而人总会犯错，总会因各种各样的原因随波逐流，将错就错。他们都需要有人仗义执言，勇敢地坚持正义。而制度之间都需要相互制约，当司法不公时求助于媒体，媒体偏颇时，依靠司法。这样，坚持正义的人，才有运作的空间，才有实现正义的可能。所以，我们万万不可将媒体和司法绝对对立起来，也万万不可迷信其中之一而排斥另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