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创共青团事业的早期领导人中，邓中夏是“五四”运动的先驱者，被毛泽东同志称为“知识分子与工农运动相结合”的典范，他既是我党早期的一位卓越领导人和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又是我党的一位重要理论家和学者。
“一个人不怕短命而死，只怕死的不是时候，不是地方。中国人很重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个人升官发财而活，那是苟且偷生的活，也可以叫做虽生犹死，真比鸿毛还轻，一个人能为了最多数中国民众的利益，为了勤劳大众的利益而死，这是虽死犹生，比泰山还重。人只有一生一死，要生得有意义，死得有价值。”——邓中夏遗书《狱中遗言》
“一个人不怕短命而死，只怕死的不是时候，不是地方。中国人很重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个人升官发财而活，那是苟且偷生的活，也可以叫做虽生犹死，真比鸿毛还轻，一个人能为了最多数中国民众的利益，为了勤劳大众的利益而死，这是虽死犹生，比泰山还重。人只有一生一死，要生得有意义，死得有价值。”
以上这段文字，来自邓中夏的遗书——《狱中遗言》。邓中夏，字仲澥，湖南宜章人。
从湖南省宜章县城出发，大约20分钟车程，就到了背山面溪的邓家湾。1894年10月，邓中夏出生于此，并在这里度过了他人生的童年和青年时期。
今天，这里仍有7间灰石青瓦的房屋，是湖南省政府确定的省级文物。邓中夏一生共有5个子女，但因革命颠沛流离，或失散或夭折，至今已无后人。在这座房子里，仅保存有邓中夏用过的书桌，表皮斑驳的手提箱等。
其实，现存的7间房屋，是1983年由政府按邓氏祖宅的原貌修复的。1944年，邓中夏之父邓典谟，参与并组建地方抗日武装，被日军报复，烧毁住宅。
90多年前，正是从这里开始，邓中夏开门迎接新思想，走向新的世界，成为一个火种的传播者。
觉悟的门前，便是刀山剑树
邓中夏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官宦家庭。父亲邓典谟，字钦甫，晚号庸庵老人，清光绪二十八年举人，先后在清政府、北洋政府及中华民国政府任职，1936年告老还乡。
邓中夏自小入私塾，读老庄。父亲期待他能做一个光宗耀祖、著书立说之人。
20岁时，邓中夏考入湖南高等师范文史专修科。当时杨昌济先生在此兼职教书，邓中夏对他非常崇敬，常与同班好友蔡和森周末到杨家去，听先生讲解新知识，传授新思想。
杨昌济曾参与维新运动，力赞谭嗣同“以民为主”的思想，认为“非改革不足以图存”。
在杨家，邓中夏结识了进步青年毛泽东，并与之成为好友。他们一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论辩于橘子洲头。
此间，邓中夏对之前接受的家庭教育产生了质疑。在给父亲的信中，频繁提及“自由”和“革命”。
1917年，邓中夏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时年其父调入京城为官，两人一起赴京。
这个时期，邓中夏对新世界与新思想充满期冀。
他在一首诗中说，“觉悟的门前，便是刀山剑树，我们是开门呢，还是不开门呢”。
入学北大当年，邓中夏结识了在北大任教的李大钊。邓中夏被马克思主义吸引，并投入到反帝爱国斗争中。
五四先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一段时间后，邓中夏转入哲学系学习。期间，他曾发起组织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
1919年5月3日，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回，北京的学子们群情激奋。
第二天，数千青年冲向亲日派卖国官员曹汝霖位于赵家楼的官邸。冲在队伍最前面的邓中夏，向赵家楼投出了第一束火把，高喊“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最终汇入“五四运动”的洪流。迫于压力，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专使最终拒绝在合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期间，邓中夏任北京学生联合会总务干事。
无数个夜晚，邓中夏在宿舍中昏黄的灯光下，一遍遍读李大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邓中夏在文上注释：“俄国革命的成功，首要就是唤醒民众。”
整个大学期间，邓中夏只回了湖南老家一次，是为创办一份进步刊物。在京做政府行政院书记官的邓典谟，在邓中夏大学毕业前才见到儿子一面，他方意识到邓中夏“危险的”的变化。
“这可是激进分子的书，政府看见可是要杀头的啊。”前清举人看见儿子床头放着的一本《共产党宣言》。
邓典谟从贴身口袋中急急掏出一张聘书，告诉邓中夏，这是通过关系在农商部给他讨的一个舒适差事。为不伤父亲的心，邓中夏接下聘书，但次日就将聘书寄还给农商部。
这个时期，李大钊正筹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委托邓中夏具体组织筹建。1920年3月31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成员有邓中夏、罗章龙、高君宇、张国焘等，会员60余人。
当年10月，继陈独秀在上海成立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后，李大钊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大多来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邓中夏成为北京的第一批共产党人。他对革命前途满怀豪情，曾赋诗“禽猕歼除之，我行适我素”。
工运杰出领袖，团的早期领导
在北京大学内学到马克思主义后，邓中夏就决定去从事工人解放运动的实践。他首先到街上动员洋车夫集合拦路以要求增加待遇，仅有少数人响应，警察来后砸了车，洋车夫们还扯住他索赔。邓中夏拿出所有的钱还抵不上损失费。校内有人见面就讽刺：“工运搞得怎么样了？”邓中夏并不气馁，他总结教训后感到：拉洋车的属于比较散漫的个体劳动者，且受帮会影响，真正搞工人运动还应到有组织的产业工人中去。于是，他于1920年未到北京长辛店铁路工厂办劳动补习学校，中共开展的现代职工运动恰恰从这里开始。
1920年，邓中夏到北京长辛店铁路工厂，向工人宣传进步思想。这年11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创办《劳动音》，传播马列主义，邓中夏负责编辑出版工作。几乎同时，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邓中夏也成为这个组织的成员。
1921年初，他创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让工人们免费学习。这里成为中国北方工人运动的重要发源地。
在开展“平民教育”的旗号下，邓中夏首先建立工人识字班。开始，有人认为干苦活学文化没用，“要是发窝头我们才来上课”。邓中夏耐心去讲解——认字才能不受愚弄欺压，终于使大批工人下班后自动来学。他在教文化的同时，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使大家团结起来成立了工人俱乐部。邓中夏作为这个俱乐部的代表，为工人们操办各种福利，同时也赢得了工人的信赖。
邓中夏四弟之子邓邦镇回忆，邓中夏在工人中奔走演讲，针砭现实的言论大胆而尖锐，工人们称他为“邓大炮”。“二伯本名仲澥，正是在长辛店更名为中夏。他解释，名字这么复杂难识写，怎么好融入工人群众呢。”
由于他一口湘音，别人难懂，于是，他在北京就学北方话，在上海学上海话，到广州学粤语。
忙于组织工人运动，作为中共“一大”代表的邓中夏，错过了参加会议。
中共“一大”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也在上海组成。根据临时中央局的要求，于同年12月，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邓中夏当选为书记。
1922年6月间，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向铁路局提出开除总管、工头，承认俱乐部有人事推荐权和增加工资等要求，迟迟得不到答复。当年8月23日，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的邓中夏，召集工人代表开会，决定罢工。
1922年8月24日，3000多名工人手持旗帜：“不得食不如死”、“打破资本专制”，开始罢工。郑州铁路工人也发动罢工声援，使京汉铁路完全中断。京绥、京奉、正太等线铁路工人也纷纷声援。
罢工坚持两天后，铁路局被迫与工人代表谈判。此次罢工后来被认定为中国共产党真正领导和发动的第一次取得胜利的工人运动。
长辛店工人罢工，成为全国工人组织竞相模仿的样板。邓中夏受党组织委派，到全国各地推广经验，在全国掀起了工人运动高潮。
1923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大会接受了共产党所确定的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同意青年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大会选举7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邓中夏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大会组织临时中央局，邓中夏被推选为委员长，主持团中央的工作。期间，他参与创办了《中国青年》杂志。
1924年中国工人运动又掀起高潮，从此，邓中夏离开了青年团工作岗位，专心致力于上海工人运动。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邓中夏、苏兆征等受组织委托，到广州、香港组织罢工。当年6月19日，省港大罢工开始。领导省港罢工期间，为了让工人安心斗争，组织动员各界把多少万人的吃住都安排妥当，被人称为“工人政府的总理”。
邓中夏后来写就《中国职工运动简史》，是最早总结中国工运经验和规律的著作。
胜利终究是我们的
大革命失败后，邓中夏参加了党的八七会议，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随后，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军事部代部长、中共广东省委代书记。
邓中夏1928年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
1930年回国后，邓中夏被任命为中央代表赴湘鄂西根据地，任湘鄂西特委书记、红2军团(后改为红3军)政委、前敌委员会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31年1月，在共產国际支持下，王明取得中共中央领导权，在全党执行“左倾”路线。当年，邓中夏被撤去党内外职务，到上海接受调查。
到上海后，邓中夏没有被分配任何工作，也无经济援助，吃饭都成了问题。他向中央写了无数封信“只要为党工作，做什么都成”，遭到拒绝。
为生计，邓中夏之妻李瑛到一家日本纱厂做工，每天工作15个小时。她一月收入7元，房租3元，剩下的4元，邓中夏还经常用来救济地下党员与贫困工人。
为节省开支，邓中夏背着妻子，将刚出生几个月的孩子送给他人抚养，这是他们的最后一个孩子。之前的孩子要么夭折，要么在革命中失散。
1932年秋，邓中夏被党中央委派担任全国赤色互济总会党团书记，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这对于曾长期公开活动的邓中夏，十分危险。
1933年初，邓中夏在上海担负救援受难同志的工作。1933年5月16日，邓中夏遭叛徒出卖，在法租界被捕。身在南京的蒋介石立即安排数名国民党中央委员到上海，“不惜一切代价劝降”，劝降不成，则将其引渡南京而后除之。
被押到南京后，国民党想挑拨他对共产党不满：“你是共产党的老前辈，现在却受莫斯科回来的那些小辈欺压，连我们都为你感到不平！”邓中夏轻蔑地回答：“这是我们党内的事，你有什么权利过问？一个患深度杨梅大疮的人，有资格嘲笑偶尔伤风感冒的人吗？”
刚入狱时，由于局势紧张，狱中的同志在放风时间问他：“大家想知道你的政治态度怎样？”邓中夏一听连说：“问得好！请告诉同志们，我邓中夏就是烧成灰，也是共产党人！”
大家知道邓中夏抱定了必死的决心，狱中有同志提出倡议，要大家凑钱买大肉面给邓中夏吃，给他改善生活。不到半天，各个号子传来了好几元钱。那时，牢里除了规定的牢饭外，还可以另外买大肉面吃。邓中夏也很领情，毫不客气，每次送来大肉面，他端起来就吃，随时准备就义的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在即将告别人生的时刻，邓中夏给党中央留了一封信，信中深情地写道：“同志们，我快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后胜利终究是我们的！”
1933年9月21日黎明，邓中夏从容地穿好衣服，大声高呼口号：“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大步向刑场走去。
临刑前，宪兵问：“你还有话吗？”邓中夏回答：“对你们当兵的人，我有一句话说，请你们睡到半夜三更时好好想一想，杀死了为工农兵谋福利的人，对你们自己有什么好处！”敌人害怕邓中夏进行革命宣传，命令立即开枪。就这样，在雨花台下，邓中夏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地献出了年仅39岁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