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社会三次巨大变革之一，作为民主革命的开端，它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极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中国人民继续探索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开辟了广阔前景。贵州辛亥革命作为这次民主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打开了贵州社会变革的大门，对以后贵州新民主主义章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健词]贵州辛亥革命影响
爆发于100年前的辛亥革命，它是近代中国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长期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一次成功实践。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制定了有史以来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使民主共和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为以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历史机遇和良好的思想条件。贵州是辛亥革命在西南的重要发源地和爆发地，也是在辛亥革命中最早响应的省份之一。笔者结合辛亥革命在贵州的爆发，谈谈这场革命对贵州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影响。
一
贵州省地处祖国西南边陲，因交通不便与外界联系少，长期以来，人们把贵州看作是与世隔离的封闭地区。但是，这种封闭因为1840年的鸦片战争而打破，贵州与全国其它省区一样，逐渐地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其境内各民族人民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矛盾一直异常尖锐。辛亥革命前，贵州已经经历过太平天国起义、戊戌变法以及数百次大大小小的群众起义的洗礼，尤其是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思想在贵州的传播，可以说是贵州人民思想解放的先声。20世纪初，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和革命团体在各地的广泛建立，贵州在这期间也建立了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即科学会，以后又成立了同盟会贵州分会和自治学社等革命团体，尤其是张百麟领导的自治学社，以后成为贵州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在贵州的传播过程中，一批具有革命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逐渐形成，他们的革命活动推动了贵州辛亥革命的到来。
1911年夏秋，四川保路运动直接促使了武昌起义的爆发。武昌起义爆发后，贵州革命党人张百麟、黄泽霖等，积极动员和联系贵州新军、陆军小学及各地的会党，加紧准备起义。同年11月3日，以张百麟为首的自治党人在获悉贵州巡抚沈瑜庆准备以阴谋设套的手段镇压革命党人后，决定当天晚上提前举行起义。11月4日，以张百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起义成功，旋即宣告贵州独立，改咨议局为军政府，成立了大汉贵州军政府，标志着贵州辛亥革命的胜利。但同当时全国的革命形势一样，贵州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政府在贵州的统治，不过由于贵州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存在着严重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内部逐渐发生分化，其革命政权在1912年的“二•二”兵变后发生了质的变化。同年的3月份，云南军政府将领唐继尧应兵变派的要求，率军攻占贵阳并出任军政府都督，贵州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尤其是自治学社的骨干成员和新军将士被大量捕杀，贵州也由此进入了军阀统治时期。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背景之下，贵州的独立，是继湖北、湖南、陕西、山西、云南、江西、上海等地宣布独立后第八个独立的省份，这是对腐朽的清政府又一次沉重的打击，它推动了西南资产阶级革命形势的发展，是对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大贡献，也为以后马克思主义在贵州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思想条件。贵州辛亥革命的失败使贵州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逐渐的让位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二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说到革命的准备，1921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历史是前后继承的，不能任人主观割裂。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专制制度在贵州的统治，打破了贵州长期封闭的落后局面，使贵州的民主革命和全国连为一体，同时，带来了贵州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空前的社会大变革，为贵州迎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奠定了初步的基础。笔者分以下几方面分别阐述辛亥革命对贵州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影响。
第一，辛亥革命促进了贵州人民思想的解放，为以后马克思主义在贵州的传播提供了一定的思想条件。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贵州社会长期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人们的思想观念相对东部地区比较滞后。但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及其革命以后，贵州人民的思想觉醒是剧烈的、突变的。辛亥革命前，首先引起贵州人民思想解放的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的传播，这期间在贵州出现了一批新式学堂，造就了一批新式的知识分子，但改良思潮的传播面相对比较窄，主要集中在上层人士，并没有引起民众的共鸣。随着百日维新失败和清末新政的破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在贵州开始逐渐地传播开来，其中，对革命思想传播起着巨大推动作用的就是贵州自治学社。自治学社早期具有改良主义思想倾向，但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和激烈的斗争，该学社逐步放弃了君主立宪的主张，走向了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的道路。同时，贵州到日本的留学生中，也有许多人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学说。如于德坤，他到日本后通过与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党人的交往，思想发生转变，逐渐倾向革命。又如平剐，他在于德坤的介绍下，认识了孙中山和黄兴，以后担任同盟会贵州分会会长。这些贵州籍的留学生回到贵州后通过办学会、办报纸、做演讲、搞集会等方式对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在贵州的传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贵州辛亥革命前，随着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相当一部分人思想开始发生变化，正如当事人在以后回忆这段历史时指出的那样：“民众方面，以文化落后，归之于命运，而无法自拔。整个贵州陷于‘贫愚弱乱’麻木不仁之现象。经各革命团体不断之宣扬与努力后，泰半知急需三民主义之国民革命，以求救过救己”。闭可以看出，革命前的贵州，广大民众已经开始逐渐接受民主、自由和共和的思想理念了。
贵州辛亥革命在建立大汉军政府及其被军阀所代替之后，贵州人民的思想并没有倒退反而又取得了更激烈、更广泛的进步，这期间人们的思想解放是伴随着军政府的建立和在反抗军阀统治之下进行的。贵州军政府建立之后，就发布文告，号召人们革除陋习，遵守法律，并拟定宪法大纲，规定了人们所享有的选举及被选举权以及在财富、集会、结社、出版等方面的权利，这对贵州人民的思想可以说是一次革命的洗礼，使他们认识到他们数千年所追求的权利就在眼前。不过，贵州军政府存在几个月后就被军阀所取代，似乎社会又回到了原点，但这时人们的思想却没有停留倒退，觉悟的人民认为只有继续革命推翻军阀统治才能取得自己应有的权利。在随后的反对贵州军阀统治尤其是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过程中，贵州广大群众散发出前所未有的革命激情，他们走在时代前列，他们集会游行，出钱出力，踊跃参军出师讨伐袁世凯。在取得反袁斗争胜利后，“各地居民、铺户纷纷在门前张贴‘巩固共和’标语，悬挂五色国旗。”这充分说明了，经过辛亥革命，资产阶级的民主共
和观念已经深深地印在贵州民众心中。这期间各式各样的报纸广泛问世，这些报纸大量刊登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先进科学文化的内容；西式教育、新式学堂和各种社会社团发展迅速，民主主义、民族主义、庶民主义等名词开始涌现；新文化运动在全国展开，民主和科学精神传入贵州，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等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所有这一切变化都冲击着旧有思想，给广大民众带来思想的新启迪，为以后贵州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思想条件的支撑。
第二，辛亥革命推动了一大批贵州革命知识分子思想的转变，使他们重新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以后，正是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引入到贵州。唐继尧在贵州建立政权以后，开始彻底镇压在贵州辛亥革命中起着中坚力量的自治派以及新军和一批进步学生，死者不计其数，其中有赵德全、彭心德、许阁书、平子清、罗芳林等著名人物，革命胜利的果实就这样被军阀所窃取了。一批受贵州辛亥革命影响的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在军阀的屠杀和反动统治面前，思想发生了转变，他们开始怀疑以前的革命理论、方式、方法，怀疑产生了，增长了，激励着他们去追求新的革命真理，在这批人中就有以后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宣传者。
周素园，贵州毕节人，1907年创办了贵州第一份日报《黔报》，广泛宣传民主思想和爱国主义，唤起民众的觉醒；同年他与张百麟等发起建立了贵州自治学社，从事反清的革命活动。武昌起义后，周素园和贵州其他的革命党人一道发动起义，推翻了清政府在贵州的统治，并出任大汉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贵州辛亥革命失败后，周素园流往外地，积极追寻革命真理，他曾求助于孙中山的革命派和各地的大小军阀，但都失败，最后回到自己的家乡，但他并没有放弃探寻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之后，周素园思想发生了转变，他开始刻苦的钻研马列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1936年初红二、红六军团长征进入毕节后，他当即与红军建立联系，支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担任红军组建的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并跟随红军二、红六军团长征到达延安。
邓恩铭，贵州荔波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今年恰逢他诞辰110周年。邓恩铭出生于一个贫苦的水族农民家庭，6岁开始读私塾，稍微懂事的他，目睹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对老百姓的掠夺屠杀，激起了他对封建统治者的仇恨。在读小学期间，正值辛亥革命爆发，在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面对革命者的英勇奋战和反动者的疯狂杀戮，年少的他希望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和人民幸福，他积极参加声讨袁世凯窃国称帝的行径，思想在当时的学生中间是比较激进的。1917年他离开贵州前往山东求学，沿途看到军阀统治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让他悲痛不已，尤其是护法运动的失败，更让他认识到必须探索一条新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才能真正取得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1919年，邓恩铭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1年和王尽美等在济南创建了共产主义小组，同年参加中共一大，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周逸群，贵州铜仁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周逸群生活在清末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在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参加过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的爱国活动，在反对袁世凯复辟的过程中，他走向街头，拥护贵州独立。可以说，周逸群早年接受了辛亥革命的洗礼，思想追求民主和进步。1919年他去日本留学，回国后，在上海与贵州籍的进步青年创办了《贵州青年》杂志，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并通过各种渠道把《贵州青年》传人贵州，成为当时贵州最受欢迎的刊物。1926年，周逸群和贺龙率军来到黔东，广泛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当地上千名进步青年踊跃参军。周逸群为马克思主义在贵州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以上几位是比较典型的受贵州辛亥革命影响而思想发生转变的早期共产党人或进步人士，此外，还有黄齐生、周达文、旷继勋、王若飞等一批早期的贵州共产党人或进步知识分子。他们是贵州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和革命先驱，在他们的宣传和领导之下，马克思主义在贵州开花结果。
第三，辛亥革命促进了贵州近代工业的大发展，壮大了无产阶级力量，为以后贵州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初步的阶级基础。中国的无产阶级诞生时间是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诞生地点是外国商人在中国通商口岸开办的工厂企业里，这些企业主要集中在东部比较大的城市里。贵州因处于西一南，交通不方便，近代工业发展相对缓慢，无产阶级的具体诞生时间也很难考证。随着近代全国社会的大变革，在1890年，贵州历史上也产生了第一个大型的近代工业青溪铁厂。该厂职工大约一千余人，可以说，这些工人应该是贵州比较早的工人阶级。但在辛亥革命前，贵州工人阶级力量很弱小，分布较分散，据当时清政府农商部的统计，截止1911年辛亥革命前，贵州全省有工厂120家，工人总人数1578人。面对贵州强大的反动势力，工人阶级的力量太弱小了。辛亥革命后，清政府被推翻，大汉军政府及其唐继尧人黔后改组的军政府，都积极的鼓励发展工商业。这期间，人们思想得以大解放，各种新思潮广泛传播，其中实业救国思想是当时影响很大的思想潮流，在各种因素的积极影响之下，很多富人和归国华侨掀起了投资办厂的高潮，目的就是通过发展近代工矿企业，以实现国家的近代化。贵州工矿业的大发展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开展的，它不仅加快了贵州近代化的速度，而且直接推动了贵州无产阶级队伍人数的增多和力量的壮大。
1912年12月，在全国实业救国热潮的推动下，贵州成立了劝工局，并在贵阳梦草公园内开办了劝业场，鼓励工商企业在此设厂营业。1913年2月，贵州首次工业品博览会在贵阳举行，激起了一批较有实力的富商投资兴厂，包括贵阳在内的贵州各地大大小小的城市创办了成千家中小规模的工厂。造纸业方面有华之鸿创办的永丰造纸厂等；制革业有振华皮革厂、贵阳皮革有限公司等。矿业方面，出现了一批稍具规模、雇工在百人以至千人以上的矿区，如兴永发、德镒和等汞矿厂；水城万福银铅矿拥有100多处矿点，矿工一度将近万人；清溪、玉屏等地的铁厂，炼炉80座，雇工约5000A。此外，还在电力、军工、陶瓷等方面也兴办了许多规模不等的工厂。贵州辛亥革命失败后，在军阀的统治之下，工商业发展虽然受到摧残，但在短期内，贵州资本主义工商业是有所发展的，这些工商企业无论在规模还是在雇工上都与辛亥革命前有大幅度的提升。我们无法统计出辛亥革命后贵州工人阶级的具体人数，但通过辛亥革命前后贵州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规模和程度上来看，辛亥革命后，贵州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是不争的事实。他们就是以后反对贵州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的主力军，是贵州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共产党组织成立的阶级基础。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带来了社会的巨大变革，对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因为历史的局限性和资产阶级本身的缺点，它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终目标，也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贵州经济政治相对落后，资产阶级革命力量薄弱，其软弱性、局限性的特点表现得更加突出，没有唤起民众，特别是不能提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和符合中国国情的政策措施，得不到广大农民支持，在革命中过分依赖封建性浓厚的地方帮会和投机革命的立宪派人物，没能彻底铲除反动势力，为失败埋下祸根。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先天不足注定了这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结局。于是，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重任历史地落到了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的肩上。五四运动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开始了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贵州的历史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历史证明，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资本主义道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今天，我们缅怀100年前辛亥革命的丰功伟绩，就是要牢记，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就是要牢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伟大旗帜，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402．4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第348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冯祖贻等主编，《辛亥革命在贵州》，第223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