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中国近代大学与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形成背景、办学主体以及课程设置等的比较，认识中世纪大学的本质特征，解读中国近代大学发端与发展的逻辑。这有助于我们深刻反思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中国大学需要在融合中世纪大学的经典理念，重拾传统的“书院精神”的基础上寻找自己的“象牙之塔”，实现其自身的超越。
关键词：中国近代大学；中世纪大学；中国高等教育；“书院精神”；经典理念
中图分类号：G40-059.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7836（2017）10-0001-03
尽管早在西周时期的稷下学宫和古希腊时期的阿卡德米学园就已经出现了高等教育活动，但是学界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大学出现于19世纪末期，而西方大学的起源则可以追溯到与今有近千年之隔的中世纪。毋庸置疑，时间跨度的悬殊已经为我们带来探索的好奇。通过考察和比较中国近代大学与欧洲中世纪大学的萌生背景、办学特色和其在社会结构中的功能，不但有助于认清中国近代大学发端与发展的逻辑，而且能为当今在全球化、国际化背景之下如何更好地建设中西融合，并且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化的大学提供有效的启示与借鉴。
一、中国近代大学萌生与欧洲中世纪大学萌生之比较
“实力的衰弱让中国不能不睁开自己的眼睛。”[1]14甲午战争惨败，清政府的统治危机日益加深——内忧外患的生存环境和救亡图存的现实压力，使得资产阶级维新派确立了“兴学强国”的目的，明确提出废除八股取士的旧制度，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推行三级学校制度，废除书院，设立学校，开始了“被逼无奈的文化自觉”。由此可见，建立中国近代大学的历程并非社会和文化的“自然分娩”，它是“后发移植型”（潘懋元语）的，是在古代书院被强行改制，“活活斩伐”的基础上移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学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带有非常浓厚的模仿与照搬的痕迹。而且，中国近代大学的建立是与技术工具理性“联姻”的，是清政府培育人才以救亡图存的产物，带有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譬如，1895年由盛宣怀奏请设立的“天津西学学堂是我国近代最早的大学”[2]，就凸显了非常明显的工具理性的价值观。它早期首设土木工程、采矿、冶金等学科，主要培养工程技术人才，是我国近代最早的一所工科大学。在其技术工具理性的操控下，中国近代大学采借西方大学模式更多地停留于貌似可以达到救亡图存的“制度层面”，而被视为“无用”的大学“理念层面”的东西却难以落地生根。所以，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等被奉为经典的大学理念一直都没能渗入中国大学的血脉骨髓，得到长足发展。
与中国近代大学相比，欧洲中世纪大学主要是在相关思想文化的传播和文化环境的形成之下产生的。无论是教俗共举的加洛林文化，还是宗教内部的宗教改革运动，都在11世纪开始结出足以影响以后整个西方社会发展的丰硕果实[3]。随着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等学者的重大发现不断增多，新翻译的古代著作的增多以及罗马法研究的复兴等等，真正的知识爆炸出现了。大学产生的时期正是一个知识大复兴的时期，当今历史学家将其称之为“12世纪的文艺复兴”[4]4。与此同时，西欧的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城市生活变得更加充满活力。在城市和贸易的复兴之下，出现了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行会和联合会组织。在众多复杂因素的影响下，这股新的知识潮流沖破了主教座堂学校和修道院学校的枷锁，创造了学者的职业；它吸引着众多的热血青年——他们就像下一个时代里乔叟（Chaucer）笔下的牛津教士“心甘情愿求学，心甘情愿传授”——翻山越岭、越洋过海，汇集到巴黎和博洛尼亚，组成了许多学术团体，这些学术团体给了我们最早的也是最好的大学定义，教师和学生的社团[4]4—5。欧洲中世纪大学作为一个文化催生下的自发的学术组织，一直对非学术性因素的介入保持着极高的警惕，并由此形成了其本质特征，即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
综上所述， 中国大学诞生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岁月里，与其创建过程相伴随的是饱受外敌侵略的中国为谋求自救而寻求的策略。它是政府政策的“孵化物”。缘此，中国近代大学成为现代化的军事和技术人才的养成之所，它的创办是以“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为旨归的。在这种工具价值理性的导引下，教育的社会本位目的自动地凌驾于整个教育系统之上，凸显了教育的政治和经济功能，从而忽视了完整人格的塑造。而欧洲中世纪大学，是在理论兴趣基础上自发产生的，它是“以学术自由为自己的生命而高度敏感的机构”[1]361，具有深远的“间接意义”。正如学者拉什达尔所说，中世纪大学的荣耀在于“知识的献祭”[5]。它从事的大多是无功利的精神活动，是人的思想、文化和精神的产物。简言之，中国近代大学是“创建”的，其产生之基是“政治”；中世纪大学是“生成”的，其产生之基是“文化”。政府“创建”的中国近代大学不但完全背离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传统精华，而且在学习欧洲中世纪大学的过程中没能采撷到其所具有的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的经典大学理念的真谛。
二、中国近代大学与中世纪大学的主要办学特色比较
1.办学主体的差异
“创建”的中国近代大学自建立起就表现了明显的政治化和官方背景（虽也有私立大学的出现），失去了中世纪大学那“原始的毫无掩饰的近似童贞的自然个性”[6]。洋务学堂和京师大学堂的最初建立都是在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后，由封疆大吏直接推动的。《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不仅是培养高级人才之所，也是清政府最高的教育行政机关，设“管学大臣”管理京师大学堂并统管全国教育事宜，后又改设学部。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教育部以代替清末的学部，为中央教育行政机构。1917年，教育部公布了教育厅暂行条例。各省教育厅的建立标志着省级教育行政机构的改革基本形成。这样，从地方到中央，大学行政管理制度基本确立。教育部隶属于大总统，管理教育、学艺及历象事务。教育总长、厅长、次长都由大总统亲自任命[7]77。这一大学行政管理体制具有明显的中央集权制的特征。后来，虽然又历经了名称的改弦更张，但都是“换汤不换药”，大学的办学权力依然紧紧掌握在政府的手里。如“大学课程的统一标准”，甚至“助教讲师资格的认定都要报教育部核准”[7]85。事实上，在近代中国建立的绝大多数新式高等教育机构都是由地方政府兴办的。尽管如此，由教育界、社会机构或个别开明人士所推行的高等教育改革，依然难以被政府所接受，社会影响甚微。这就说明，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进程中，决策的路线往往是“单行道”——“自上而下”的渠道较为畅通，而“自下而上”的渠道则大多是关闭的。大学作为救国的工具，始终掌握在政府的手里，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气息。
大学自治是欧洲中世纪大学最本质的特征之一。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在1158年颁布了《居住法》，这导致客观上形成了类似于早期形成的教士特权的学者特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法令被当作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起源或者说根源而深受学者崇敬，等同于英国的自由大宪章而成为后来学者必不可少的参照物[8]。大学也充分利用自己的特权，来极力维护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并由此逐渐发展成为中世纪大学的经典理念，为以后大学的发展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精神支柱。中世纪的每一所大学几乎都是模仿法国巴黎大学或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中的一个建立起来的。欧洲北部的大学以巴黎大学为样本，这类学校由教师组成社团。它包括四种教职人员：艺术、神学、法律和医学。每一种教职人员都设一名学监[9]。而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南部的大学基本是以博洛尼亚大学为蓝本建立的。在这些大学里，学生们自己雇佣教师、支付教师薪水，如果教师教学效果不佳或玩忽职守，学生们可以予以罚款甚至解除其教职。总而言之，中世纪大学自治的荣耀——它“自下而上”的办学管理渠道是显著的。
2.课程设置的差异
清政府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下，一改中国两千年儒学灌溉出来的思维定式和知识价值观。士人们认为，中国传统学术“锢天下聪明知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10]，结果导致民穷而国弱。随着改革呼声的日渐强大，一些开明人士提出了采西学之长以创办新式学堂的对策。19世纪中后叶，因科设教，专精一门的西方课程模式在新式学堂得以确立。如盛宣怀于1895年10月和1896年10月分别创立了我国最早的大学北洋西学学堂和南洋公学。北洋学堂分设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头等学堂为本科，二等为预科；头等学堂最初所设之专业为“土木工程、机械工程、采矿冶金、法科四科”[11]1544。南洋公学所设之专业则为“商务专业、铁路工程班”，后增设“电机、航海专科，以造实业人才，学校始具工科性质”[11]1332。1898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创办，这是中国师法日本创立的大学。然而，即使是向日本学习的京师大学堂仍然是以“讲求时务”[11]818为宗旨的。它设立的“经、政法、医、格致、农、工、商”七科虽与北洋学堂和南洋公学有所不同，但从其所设主要科目来看，实用主义的气息依然非常浓厚。此外，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中，张之洞则明确反对对西方哲学的学习，他认为西方哲学不仅无用而且有害，学生习之则“专取其便于己私者，倡言无忌，以为煽惑人心之助，词锋所及，伦理国政，任意采谈，假使仅尚空谈，不过无用，若偏宕不返，则大患不可胜言矣”。西方哲学被贴上既无用又危险的标签，自然在京师大学堂的课程设置中难占一席之地。总的来看，中国近代大学在教育救国目标的指导下，课程设置趋向实用主义的专业化， 机械且生硬地照抄照搬西方新课程，设置近代科技和实用技术课程，束缚了学生人文素质的发展。虽然其间也有“奇葩”——蔡元培、马相伯等的成功办学实践，但都以“昙花一现”的形式终结。从中国近代大学的萌芽，到大学制度的创立，乃至大学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课程的设置始终与实用教育有着难舍难分的联系，处于“面向事务的知识教学”和“关于对价值、意义和信仰的心智训练”的结构性偏差之中[12]。
欧洲中世纪大学产生于一个知识大复兴的时期。这场“12世纪的文艺复兴”为西方的知识宝库增添了托勒密的天文学著作、欧几里得的全部著作以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与此同时，文法标题下的拉丁古典文学作品得到了人们的积极研习和阅读[4]24—25。另外，还有在黑暗时代里被掩蔽起来的罗马法教科书[4]4。例如，最早的大学课程法令，巴黎大学1215年的课程法令，就要求学习亚里士多德的全部逻辑学著作，在整个中世纪时代，这些作品一直是文学课的支柱，所以乔叟可以说，研习逻辑学就等同于上大学——逻辑学研习要进行很长时间[4]26。这股新的知识潮流将主教座堂学校和修道院学校独占鳌头的局面打破了。自此以后，它们一直被当作学校或学院的主要学习课程。但是，每所大学具体的初创情况又有所不同。欧洲中世纪大学起初均为单科大学，如巴黎大学为神学科，博洛尼亚大学为法学科，萨莱诺大学为医学科。但是，学习以上学科，须以七艺，即文法、修辞、辩证法、算数、几何、天文、音乐为基础。后来，一般大学开始分别设置文、法、神、医四科或四个学院。即一般来讲，“中世纪大学是进行一般教堂学校无法从事的高级教学、研究的机构，有文学艺术、法律、神学及医学的专业研究。”[13]
三、中国高等教育的反思与超越
中国的高等教育是在背负着沉重的救亡图存的使命，借鉴和模仿西方国家先进的教育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使得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极其迅速，仅仅用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中国大学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备的高等教育体系。但是，也正是这种对西方大学模式的飞速的照抄照搬，使中国高等教育在虚华的表象之下产生了许多几乎无法根治的问题。
中国近代大学在移植西方大学模式之下迅速横空出世，中国古代“书院精神”与“科举制度”如同婴儿与洗澡水般被一同泼掉，走上了完全照搬西方大学模式的道路。但是那时只看到了西方物质文明之可惊，我们模仿的重点就只在物质方面。从当时的课程设置就可见一斑。至于作为西方大学文明精髓的精神方面，却因未了解和重视，而惨遭遗弃。中国近代大学从一开始就是政府“救亡图存”的工具，履行着为社会服务的职能，将自己置身于“象牙塔”之外。如今，大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了，大学初建时的工具性价值越来越得到凸显，甚至高等教育系统外的各种组织机构也都将自己的“一大堆价值观念强加在了它的头上”[14]。大学“既抗拒不了市场的诱惑，更无法逾越权力的门槛……只能時而向市场投怀送抱，时而在权力的网络中虚与委蛇”[15]。相对于西方大学在二战后“走出象牙塔”的呼吁，我国大学最迫切的使命是“寻找迷失的象牙塔”。而代表着“象牙塔”精神的中世纪大学给我们很大的启示与借鉴：大学是以更好地发现和传播知识，完成培育人才为崇高使命的，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这一大学的命脉与内在逻辑是完成这一使命的前提。当然，中国大学的“象牙塔”精神要在神州大地上生根发芽，更需要寻找中国自己的文化元素和民族文化特色。纵览中国几千年高等教育的发展史，书院不能不说是一种最成功的办学形式。它作为与中国古代官学相抗争的学术机构，在近千年的发展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形成了古老的‘大学之道’——“书院精神”，实有待于我国大学去重温、探究与承继。“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16]“泼掉的婴儿”需重新抱起、重新洗净、重新“抚育成人”。
大学是人的产物，是人的需要的产物，是人的需要向上发展的产物。如果中国现代大学能够吸收、融合并内化西方经典大学理念，重拾并承继传统的“书院精神”，定能找到中国大学自己的“象牙之塔”，超越中国大学迎合社会的工具性地位，在满足人的需求的同时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发展。这是大学自身持续发展的福音，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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