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写过一篇《“德”“赛”先生下楼难——而今又读〈新青年〉》，认真阅读的同时，也曾将《新潮》粗粗翻了一遍，感觉《新青年》如果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军，《新潮》当之无愧就是“青年近卫军”；而今细读，似又有了一些新体会。
“更为年轻”，主要是指筹组新潮社、办《新潮》杂志的时间比《新青年》晚三四年；主办者傅斯年（孟真）、罗家伦（志希）是北京大学学生，《新青年》编者则多为北京大学的老师。
虽为青年学生，但志向高远，思想激进，紧跟老师屹立于世界潮流之巅。古来向有八月钱塘观潮戏水的传统风俗，李白“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横江词》），吴自牧“弄潮之戏，或有手脚执五小旗，浮潮头而戏弄。”（《梦梁录》卷四《观潮》）弄潮体现的是一种大无畏的探索精神，战斗精神，无论是社团、刊物还是它们的主办者。
1.刊物诞生的大环境
有研究者提出“没有上海新潮，何来北京五四”的问题。（熊月之《〈新青年〉与民初上海文化生态》，《文汇学人》2015年10月23日）此问极是，而且是一个往往为五四研究者所忽略的大问题。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潮》的弄潮儿几乎没有人不曾在上海这个中国乃至远东最大的城市接受过现代文明的洗礼。因为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仿效西方文明所致，所以晚清大多数激进青年便选捷径从上海东渡日本追求真理，如陈独秀自1901年10月第一次东渡，先后五次留日，就是从留日学生在东京办的《译书汇编》和他们回到苏州出版的《励学译编》感受到世界新潮的澎湃激荡。1903年6月上海《苏报》案后，8月陈独秀便参与章士钊等人筹备《国民日报》的创刊。1914年又东渡日本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次年再回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更名《新青年》）。
此时的上海既是排满反清的重镇，也是宣传西方民主主义的大本营。总之，正如熊文所揭示的，《新青年》的诞生同上海的文化生态密不可分，因为上海不仅是全国出版中心，更是著名激进革命人士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章士钊等的集散地，而且提倡妇女解放、提倡白话文多在上海发轫，还有五四运动的民众运动方式有一部分伏根在上海。
以绍兴的蔡元培为例，虽是晚清进士，但早就提倡新学，参加同盟会，既有革命实践又有激进思想。自1908年起，多次留学德、法，1916年11月从马赛乘船返回上海，12月受命赴任北京大学校长，稍后便延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从此新潮冲击北大校园，自然极大震撼着傅斯年、罗家伦等积极追求真理的一批青年学生。罗家伦从家乡绍兴出来求学，第一站就是新潮澎湃的上海，1914年入复旦公学攻读大学预科三年，再考入北大。此时的复旦公学就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因为校长李登辉是满怀“力拟唤醒国人，注重教育，以期自救”的热情从南洋归来的爱国华侨；国文老师邵力子等常在课堂揭露时弊，启迪同学。（参见《复旦大学百年志》（上卷21-22页，复旦大学出版社）傅斯年虽然是从鲁西平原古运河畔来到北京的山东汉子，此前连上海也没去过，但是他一样能在课堂和图书馆直接间接“栉（欧）风沐（美）雨” ，感受到新潮的不断浸润。
傅斯年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新潮》2卷1号附录））说：“我们的杂志纯由觉悟而结合的”。1917年秋，先是他与同室顾颉刚以及徐彦之（子俊）、潘介泉（家洵）、罗志希等同学闲谈时说到北大的将来，希望学生也能办杂志组社团，以便表达自己的“所学所想”。1918年秋，他们的这一想法得到文科学长陈独秀的大力支持后，便着手筹备具体事宜，10月13日第一次筹备会首先确定刊物三大原素：一批评的精神，二科学的主义，三革新的文词。取名“新潮”；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又拨房一间，供新潮社办公。上半年出第一卷，编辑部由社员公举傅斯年为主任编辑，罗家伦为编辑。1919年1月1日《新潮》这支“青年近卫军”——《新青年》有力助手，终于在中国新文化运动舞台正式亮相。
2.解读创刊号
兹先将创刊号内容择其要者略加介绍。作者除了一篇叶绍钧等有关小学作文教学的意见，全为清一式新潮社员。在《新潮发刊旨趣书》（未署名）中，傅斯年代表新潮社同人首先指出刊物应该配合北大的改革，大学今已“脱弃旧型”， “今日幸能渐入世界潮流，欲为未来中国社会作之先导”，使大学成为“中国一切新学术之策源地”，坚持下去，新潮必将影响国中。其实这正是创办《新潮》的目标。接着他将筹备时确定的三大原素演绎为四大责任，从宏观角度进行阐述。
第一责任：鉴于中国学术“枯槁”，西方文化“美隆”，因此必須使中国“同浴于世界文化之流”；第二责任：鉴于中国社会乃二千年前之初民宗法社会，对民众以种种恶劣手段，“桎梏行为，宰割心性”，造成毫无觉悟之“蚩蚩之氓”，因此必须为他们作“不平之鸣”，阐明“因革之方”；第三责任：鉴于宋明之季“独行之士”和西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时学者为追求真理，“辛苦而不辞，死之而不悔”之历史，应鼓动民众热爱学术，追求真理；第四责任：鉴于“思想厉鬼，遍于国中”，且有谬种流传之虞的现实环境，故特辟“出版界评”“故书新评”二专栏，协助青年学生“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培养他们的健全人格。四大责任概而言之，即：跟上新潮，唤醒民众，追求真理，启蒙学生。最后，再次声言，本志既以批评为精神，便不怕被别人视为“立异”，但知“称心为好”。
紧接着是傅斯年署名的《人生问题发端》。前文代表刊物，此文则是他个人的表态，谈自己的人生观，二文相互呼应。它还是先介绍西方潮流，将其分为两大派：一是达尔文为代表的生物学派，拿生物学原理（适者生存、生存竞争等）解释人生，认为这是机械的；二是实际主义学派，拿人生观念解释一切问题，是创造的，“是现在思想潮流的趋势”。然后批评中国固有的人生观念，如老庄的达生观、佛教的出世观、物质主义、伦理观念等等，指出这都是“拿‘非人生’破坏人生”的“左道”人生观念。正道决不可离开人生说人生，其结论：“人生的观念应当是——为公众的福利自由发展个人”，因此要像愚公移山那样，子子孙孙，坚持不息。统观傅斯年一生，确实从未忘记践行早年庄严许下的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