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19世纪德国作家E.T.A.霍夫曼在书信体小说《沙人》中描述了主人公纳撒内尔在童年时期的一段可怕经历，影响到主人公最终走向自杀的悲剧故事。从创伤批评理论的视角分析小说主人公的“创伤体验”以及后续的自杀行为，不仅可以发现童年时期的创伤心理对个体后期行为及思维模式的深刻影响，也可窥察到这一创伤体验的的集体性内涵，也将清楚作者本人对内在创伤的直视与拯救。在呈现创伤体验的同时，叙事主体总是力图完成自我治愈的目的。
关键词 《沙人》 创伤批评 创伤体验 创伤叙事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6）05-0066-08
在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看来，19世纪初期的德国浪漫主义文学不仅在创作形式上跨越了传统规范，而且突出了人物自我意识的分化现象，因此他尝试用心理学的视角来处理文学史中那些幽远而深邃的各种感情活动。这其中，德国作家E.T.A.霍夫曼（Ernst Theodor Amadeus Hoffmann）无疑是个合适的分析对象，因为“他经常为一种神秘的恐怖感所笼罩，害怕自己生活中出现鬼魂以及各种鬼怪形象，”②[丹]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2册），张道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64、163页。以至于不得不有人陪在身边，他才能正常创作。因此，霍夫曼“对人的品格所持有的奇特的浪漫主义理论，正是不规则生活和过分敏感、过分紧张的神经的产物。”②短篇小说《沙人》（The Sand-Man）——描述了主人公纳撒内尔因为心理压力而走向悲剧的怪异故事，是其中突出的一个例子。童年时期的纳撒内尔，由于好奇所谓“沙人”（催迫孩子睡觉的睡魔）到底长什么模样，选择躲在窗帘后偷偷观察这位一直只有声音没有显形的“沙人”，结果发现所谓沙人就是父亲的常客科佩留斯，但科佩留斯却因纳撒内尔的偷窥行为有可能泄露炼金的秘密而大发雷霆，以致要挖了他的眼睛。幼小的纳撒内尔因此饱受心灵创伤，成年后也无法摆脱这一创伤阴影，不得不选择以死亡来解脱自我。由于该作品不仅涉及了主人公童年时期心理上的“创伤体验”（traumatic experience），而且也展示了这一体验对成年后的深刻影响，因此这部小说不仅引起勃兰兑斯的关注，也引起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对其的心理学解读，相比较勃兰兑斯从笼统的心理学高度上统观霍夫曼的创作，弗洛伊德则更深入地关注儿童创伤体验的潜意识涵义。
一
弗洛伊德曾在多篇文章中对儿童心理进行分析，除了《论“诡异”》（1919）之外，早期的还有《达芬奇和他童年时代的一个记忆》（1910）和《〈诗与真〉中的童年回忆》（1917）。很明显，这些批评文章与传统的心理学分析有着不一样的见解。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在世时就被世人视为知识巨人，但他为什么拥有超乎常人的对知识的追求能力却让人们十分困惑。弗洛伊德从达芬奇笔记的一段自述中发现了秘密，这是一段童年时期的创伤体验——达芬奇提到自己尚在摇篮时曾有一只秃鹫飞到自己面前，并用尾巴击打自己嘴唇。通过分析，弗洛伊德认为这段关于秃鹫的记忆是隐喻“（作为私生子的）达芬奇与母亲共同度过的孤独的童年时光”，②③[奥]弗洛伊德：《论文学与艺术》，常宏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第137、123、263页。尾巴撞击婴儿口腔的细节是暗示达芬奇与母亲在性器官（乳房）上的密切联系，而不在场的父亲或许让达芬奇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关于婴儿来自何处等问题的性思考。在达芬奇5岁时，他与父亲居住在一起而导致与母亲亲密关系的中断，这让幼儿时期的性经验或“俄狄浦斯情结”不得不备受压抑。但在弗洛伊德看来，这种受压抑的性本能或俄狄浦斯情结在潜意识中无疑对成年后的达芬奇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达芬奇拥有超乎常人的科研能力的原因：一种处于压抑状态的能力的转移，“这种过分强大的本能在这个人的童年期可能就已活跃起来，它的优势由童年生活的影响建立起来。我们进一步假设，它从本源的性本能力量中获得增援，这样它就能在后来取代这个人的新生活的一部分。”②在达芬奇关于童年时期的记忆中，潜藏着他与母亲的亲密关系以及性本能的最初萌芽，但由于后期经受人为阻断的创伤体验而退缩甚至异变，所以成年后的达芬奇，被弗洛伊德断言为同性恋者，只能通过创造、绘画、建筑等方式间接地转移自己的性本能。
《〈诗与真〉中的童年回忆》则是对大作家歌德童年时期的一段记忆——在弟弟出生后的一天，3岁多的歌德把家里可够得着的东西都扔到窗外——的分析，弗洛伊德指出扔东西其根源在于对刚出生的弟弟的排斥心理，也即由于自己与母亲的亲密关系要被分享而产生的嫉妒心理（类似于俄狄浦斯情结），所以歌德通过窗户（如果家是隐喻歌德希望由自己独享的子宫，那么窗户暗示弟弟进入子宫时的入口）再将外来者扔出去。这种无缘由的（性本能）冲动行为显然因受到大人们的指责而转入压抑状态，但幸运的是歌德并没有因此离开母亲，甚至与其争抢母爱的众多兄弟姐妹最终也只剩下一个和其差不多大的妹妹存活下来，因此弗洛伊德略有揶揄地说到：自信的歌德最好给自己的传记起个这样的题目“我的力量根植于同母亲的关系上”。③
弗洛伊德在《论“诡异”》一文中围绕《沙人》主人公童年时期的一段记忆进行了类似的分析，目的在于分析作品的诡异因素从何而来。“诡异”（Uncanny）是对德文单词unheimlich的翻译，通过词源学上的追踪，弗洛伊德看到heimlich包含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其一是熟悉的、温和的、友好的；其二是隐藏的、秘而不宣的。而日常用语中unheimlich一般只作为第一层意思的反义词，也即“诡异”来自于不熟悉、不了解事物的出现。但经过不同语种的语义分析，弗洛伊德认为不熟悉的东西并不能够导致“诡异”的效果，相反更多地是激起了好奇的心理，只有隐藏着的东西的反复出现才是产生“诡异”的根本原因。“因为这种神秘和恐惧的东西实际上并不是什么新奇或陌生的东西，而是某种我们所熟悉的、早就存在于脑子里的东西，只不过由于受到抑制而从我们的大脑中离间开来。这种同压抑的因素的联系使我们能进一步理解谢林对‘unheimiliche’所下的定义：指某种本应隐藏起来而却显露出来的东西。”Sigmund Freud， An Infantile Neurosis and Other Works，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55， p.241.结合《沙人》的故事细节，弗洛伊德认为作品的诡异因素不是来自大众所不熟悉的自动人情节或纳撒内尔的疯言疯语，而是来自纳撒内尔对失去“眼睛”的焦虑。弗洛伊德指出，这种焦虑原本是处于潜意识层面的被压抑状态，是儿童心理中常见的一种害怕失去视力的潜在恐惧感，并不会直接地显露出来。但由于外界的刺激——沙人要挖掉眼睛的恐吓，纳撒内尔才真切地感触到潜意识中的巨大焦虑，而这焦虑反复出现却又无法压制或及时疏解，才导致整部作品始终都处于一种诡异的氛围中，最终的结果就是主人公纳撒内尔采取自杀的方式将自己从无可自拔的潜意识焦虑中拯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