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长沙窑彩绘的出现，丰富了中国陶瓷的装饰艺术，打开了釉下彩的工艺新篇章，在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其纹饰较中国其他地区窑系出品瓷器纹样，具有一定特殊性，体现在素材选择、笔法工艺和动物纹饰的非群体性上。本文将从时代审美风向、地域文化特色、海外文化影响和宗教哲学思想等几个层面，排除和探究长沙窑动物纹饰非群体性特征形成原因的可能性。
关键词：长沙窑：釉下彩：动物纹饰
长沙窑，位于今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铜官和石渚新河一带，毗邻湘江下游，水路便捷，可从洞庭湖驶入长江直通大海，为海内外销售提供了便利。根据长沙窑出土的陶瓷器铭文及出土情况来看，长沙窑兴起于8世纪后半期，即中唐的安史之乱的时期；并于9世纪达到发展的顶峰，到10世纪后的五代时期开始走向衰落。
近年发掘出的长沙窑瓷器的出土地点，国内有陕西、河北、河南、安徽、江苏、广东、广西等，海外出土包括东北亚的日本、韩国，东南亚的菲律宾、泰国、印尼、马来西亚，中亚的巴基斯坦、印度、伊朗、伊拉克以及非洲的埃及等地。这些出土地点与唐代的陶瓷之路的路线相吻合，可见长沙窑以外贸为主的商业策略。
长沙窑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据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唐朝以单一青白釉为装饰、追求单釉色美的审美风尚潮流中，长沙窑的审美特色无疑是独树一帜的。在装饰上大胆创新，追求色彩的丰富，较为突出的是铜绿釉和铜红釉在绘画装饰图形中的应用。长沙窑的出现代表中国瓷器从单色釉转向彩绘装饰的崭新方向，可谓是历史上第一个彩瓷窑。根据其装饰题材，又可分为图案、文字和绘画三类。
长沙窑瓷器上的动物图案笔触朴拙灵动，动态多变，但只绘单只，未曾见成对或群体性的禽鸟和走兽，对比同时代的主流审美可谓是另辟蹊径。下文将从长沙窑动物纹饰风格的起源、受海外文化——尤其是波斯文化——的影响，以及宗教影响三个方面，来大致推测长沙窑动物纹饰特殊性的成因。
一、长沙窑动物纹饰风格的起源
1、时代审美风尚
动物纹饰的应用最早能追溯到原始时代，自夏商周到六朝，动物纹在装饰图案中占据主要地位。动物纹分为真实动物形象和幻想动物形象，早期生产力低下，人们仍具有动物崇拜的心理，希望借助动物的超人力量帮助战胜自然外力。这个时期的动物纹多为饕餮、夔、龙、凤等幻想动物。自三国两晋南北朝以降，纹饰逐渐出现世俗化倾向，多出现牛、熊、兔等纹样。从唐代开始，花鸟纹成为主流，且动物纹都贴近现实生活，以鹦鹉纹、孔雀纹、鸳鸯纹、鸿雁纹、狮子纹、鹿纹、马纹、骆驼纹、羊纹、龟纹、蝴蝶纹较为常见。这种装饰风格一直延续到现代，具有巨大的影响。
长沙窑动物纹饰中，走兽有狮子、斑豹、山羊、獐鹿，禽鳥多为大雁、孔雀、雀鸟、鸬鹚，以及少数继承于传统的鸾凤纹样。这些纹饰体现出了唐代工艺纹饰的时代风尚，具有现实生活的写实风韵。
2、地域特色
湖南四季分明，光热充足，气候条件优越；地形复杂多变，围绕高山、丘陵、盆地；植被茂密，矿产资源丰富，这些丰足的自然资源为长沙窑瓷器的烧制带来天然的优势。同时湖南优渥的自然环境使得这片区域栖息着种类繁多的飞禽走兽，尤其是鸟类繁盛，水鸭、大雁、鹭鸶、雀鸟，组成了长沙窑动物纹饰的大半壁江山，长沙窑画工对于纹饰素材的取材，更倾向于日常所见的植物和禽鸟。
除了自然生态，湖南地区受楚文化影响深远，长沙窑纹饰的风格也同样带有湘楚特色。春秋时期，楚国文化得到迅猛发展，其艺术具有民族性和融合性的双重特征。尤其是楚国文物上的图案纹样，多由曲线和弧线组成，线条流畅洗练，风格飘逸活泼。楚国先民对自然力量十分崇拜和敬畏，因此纹饰题材上多为兽面纹和动植物，较中原地区要更早应用写实动物纹饰，动植物造型既注重写实又有浪漫主义色彩，具有无拘无束，浪漫自由的特点。这些楚国艺术纹样特色在湖南地区得到传承，一直到唐代的长沙窑瓷器纹饰也很好保留了楚文化艺术的特色。长沙窑瓷器纹饰中的动物，形单影只，但自由散漫，禽鸟飞翔，野兽奔走。纹饰无背景，只以花草作为点缀。笔锋圆润，线条多为曲线和弧线，少见棱角，其风格正是继承自湘楚文化。
3、人口迁徙带来的南北审美交融
天宝十四年，持续了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动荡，此后的十几年动乱期致使河南、河北及关中等人口稠密地区有大批人口迁徙向南方。彼时湖南地区较北方相比人口较少，自然条件具备发展农业的基础，成为北方人口迁徙的理想居住地，曾接纳大量北方流民，澧州（今湖南澧县）“流亡襁负而至，增户数万”。
唐朝彩瓷烧制地点集中在河南的郏县、禹县、鲁山等地，具有北方审美特色的彩瓷作品在长沙有大量出土。彩瓷技术和出土地点与人口迁徙路线相吻合，由此说长沙窑的彩瓷制作一定程度上受到北方审美影响，甚至有北方窑工参与制作的猜想，具有合理性。
二、海外文化交流影响
隋唐时期，国家富裕强盛，注重民族间的和睦合作，也加强与海外各国的交往，是历史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时期。陆地上有丝绸之路与海外的连结，海路上从广东地区出海至印度洋、非洲东岸和地中海南岸各个地区。我国的工艺品出口到国外，西亚、南亚等地的工艺文化也传入我国，对我国的工艺美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长沙窑瓷器纹饰具有一定影响的是西亚波斯文化。
长沙窑正是依托于中西交流和对外经济贸易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窑系。长沙窑址靠近湘江，可从水路进行瓷器的运输。因此长沙窑的出土在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并不太多，大多集中在海上交通运输可以方便到达的东南亚、南亚和西亚地区，其中伊朗出土数量最多。宝历年间的沉没商船“黑石号”于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海域被发现，在沉船的舱底发现不可胜数的瓷器，其中长沙窑瓷器多达56500多件，占据总出土文物量的80%以上。这也可以解释为何长沙窑的动物纹中时常出现西亚地区的动物，而中原较为流行的骆驼、鹦鹉等纹饰在长沙窑瓷器中并未出现。
长沙窑出土瓷器的人物纹中，包含有外国女郎和异国情侣，是典型的波斯人形象，植物纹出现有椰枣树和菠萝纹等西亚特色植物。长沙窑动物纹饰最具有特色，禽鸟纹样中，中国传统鸾凤纹样出现非常少，多为随处可见的麻雀、水鸭、水鸟等，并出现了此前较少出现的鸽子图案，而阿拉伯民族将鸽子视为幸福美好的使者。对这些鸟类描画的手法也具有特殊性，例如与鸟类纹样搭配的植物纹样多为椰枣树叶，与中国其他窑装饰中的植物明显不同。对鸟的细节部分的描画采用了大量刻划线条，这种呈现效果与中国花鸟画笔法相左，是西亚金银器工艺刻划纹路的风格。
三、宗教影响
1、佛教
除了海外民俗文化和伊斯兰教的影响之外，长沙窑纹样特征的影响因素往往会提及到佛教文化。最常见的论据是莲花纹、狮子纹和摩羯鱼纹等与佛教相关的纹样。
莲花纹是长沙窑较为常见的纹样之一。早从六朝的青瓷开始，莲花纹就开始用于瓷器装饰。莲花在佛教中最常被引用，不仅体现佛祖庄严形象，也代表着佛法无边的寓意。带有明显宗教意味的莲花纹在唐代以前是规格化的，及唐代，莲花纹开始成为纯粹的装饰题材，其中的宗教意味开始减弱。
摩羯鱼纹是一种艺术家创作出的想象性的动物，摩羯鱼带有卷鼻、龙头的特征，多数口含圆珠，似鱼似龙，因此又被成为鱼龙纹。摩羯鱼纹译自梵语，最早出现在犍陀罗佛教雕刻中，被视为河水之精。
狮子纹在长沙窑中也偶有发现。唐代人认识狮子是源于波斯等地区的进贡，狮子是佛教护法中的神兽，因此狮子纹的出现也被认为是佛教带来的影响。
2、道教
关于长沙窑风格特征形成说，较少提及道教及道家学派的影响，但考虑到唐朝道教的兴盛以及楚地天然具有接纳道教生存的先决条件，不得不将其视为一大影响要素。
唐高宗李渊据太原起家称帝，下诏兴建老子庙；唐太宗当政期间正式册封老子为道教教主“太上老君”；玄宗时代将老、列、庄三子之书奉为道教真经。唐代皇帝们笃信老子是本家始祖，将道教视为本家和同族的宗教，使当时的道教获得各种特权，受到帝室的特别对待，道士为迎合统治阶级之好，大力开展道教活动。
从时间上而言，长沙窑诞生于安史之乱后道教上升的时期，而在武宗“废佛”期间达到兴盛。
道教的传播和发展在湖南地域具有天然的优势。早期道教教义以黄老学说为基础，加以鬼神观念和方术迷信，黄老思想正是起源于南方楚地，在文化渊源上，同出一脉。湖南处于丘陵地区，山灵水秀，环境清幽，为道教的发展提供了生态环境的基础，迎合道士采炼丹药的物质需要，成为修道者和炼丹者的桃花源。道教三山五岳、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湖南地区占据一山、六洞天和十三福地，从东汉至晚明，在南岳隐居传道的高道就有百余人。唐敬宗李湛曾“遣中使往湖南、江南等道及天臺山采药”。此时道教在湖南地区已经得到发展和壮大，并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一定的影响。
道家各派别同认老子为道祖，并以老、庄、文、列等道家思想构成根基和主心骨，由此诞生道教中重要的一脉——清净派。我们可以尝试以道家思想来解释长沙窑动物纹饰非群体性的一种可能性。
纹样所具有的符号意义表现出群体的共同认识，反映出社会约定俗成的观念。从远古到明清，纹饰从图腾到现实动物花草，审美取向发生了剧烈的改变，但纹样所具有的符号意义从未消失。动物纹样与社会人伦等意义相互关联。中国自古崇偶、尚偶，体现在动物纹饰上，则是喜爱群体性的动物纹饰，尤其是成双成对的纹样，并将其视为吉祥美满的寓意。而对称与成双成对的动物纹饰往往和男女阴阳融合的寓意有着直接的关联，延伸到人们偏爱双数表示吉祥，以及带有偶数数字的吉祥语。这些崇偶心理特点的出现，本质上建立于传统婚配制度的社会条件之上。群体性的动物纹同样具有伦理纲常上的特殊含义。大多数的动物纹饰都具有政治、社会伦理纲常上的符号意义，换言之，纹样中的动物是社会性的，而非自然性。
长沙窑瓷器的动物纹饰的特殊性并不仅仅只是审美上的独树一帜，更是对主流社会人伦观念的一种疏离。而这种对政治和社会的疏离，恰好与道家思想相契合。
学者徐复观先生认为，殷周之际的人文精神萌芽，以忧患意识作为基本动力，先秦道家同样需要从深刻的忧患当中得到超脱。老子生于礼崩乐坏的大转变时代，此时出现大批避世的知识分子，企求在剧烈转变的时期，找寻到一个不变的“常”，作为人生的立足点，进而得到个人和社会的安全长久，这个企求是老子思想最基本的动机。老子秉承“致虚极，守静笃”的人生观，要人消解心知，归于无知；不为欲所烦扰，从欲中超脱出来，寡欲而至于无欲。无欲是反对将心知运用于营谋、竞逐，即政治上的欲求。老子的人生境界，是将人所以生的“德”回归，以超越于万物之上，完成自己个体生命的价值。
庄子是老子的进一步发展，他将老子形而上的宇宙观下落为人生的内在精神境界，主张纵身于万变之流，求得身心的自由。庄子提出了全新的人生境界，由“忘”、“物化”、“独化”的境界，构成他的思想篇章。《庄子》中最为重视的观念是“独”，概念由《老子》而来，老子认为道是“独立而不改”，不与他物相对待，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是客观的道。庄子则重视人见道之后的精神境界，“独”是无对待的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化”是随变化而变化，分为自身的化和自身以外的化。自身的化即是所谓的“化及己”，采取“物化”的人生态度，在宇宙、社会和人生的变化之中，随物变化，化成什么便安于什么，不固执于生活环境乃至现有生命，心不被物诱，不为物扰，从而保持心的虚静，由此达成个体精神自由。
除老庄之外，支派的道家思想在历史上同样具有影响，尤其在战国末期泛滥。在“生之谓性”的观念之下，出现了杨朱的“为我”、“贵己”，紧紧把握自己的具体生命，将自身与政治社会完全隔离开来。老庄思想是一种上升的虚无主义，否定人生社会，但又从另一角度对人生给予肯定。而支派的道家思想则少了些许理想性。但他们仍然具有共通的交点，即在政治和社会之外，重视和成就人的个性。就像长沙窑的动物纹饰，脱离了群体性的社会语境，仍然展现出活泼浪漫、自由奔放的个性。
结论
长沙窑翻开了陶器工艺新的篇章，为彩瓷的发展打开了通路。长沙窑瓷器釉色、纹饰具有开创性和特殊性，其特殊性是时代风尚和地域特色的组合，受到海外文化的影响也带有本民族的传统特色。而其最为特殊之处在于动物纹饰的非群体性特征，综合来看，这种特征既不来自异域，也不源于纹饰传统。与主流纹饰相比，长沙窑的动物纹饰更多了一种超然尘世的气质，与道家思想不谋而合。其独特的美学价值，足以使长沙窑成为中国陶瓷历史上的一颗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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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娴（1992—），女，湖南省长沙市，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方向：艺术理论与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