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题目，是文章章法的有机构成部分。如果说其他的艺术形式或其他的文体，对此要求或许还比较宽松的话，如“无标题音乐”，有些诗歌直接标出的是“无题”，有些甚至就没有题目，文章要有题目却是一项比较明确的规定。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历史的概念，过去的就不见得这样。如《论语》章节的题目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意义，只是取下边紧接着文字开头的两个字而已（古人文章、文学不作明确区分，《诗经》也是这样处理的）。这种认识实是对题目功用的一种误解。其实文章题目的真正价值就在于“标记”上。将它用在文本开头的最显著的位置上，并且印刷体大都用比正文大几号的字体标出———其真实用意在于告诉你：喏，一个相对独立的篇章开始了。上述驳难也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就是它能从一个方面佐证我们这里说明的题目的功用问题。仍拿《论语》中的情况来说，一上来的小标题就是“学而第一”。究其根本，“学而”就不成其个意思，“第一”才是重要的。它告诉你说，在《论语》这个总标题下，还分作了好多块，这是第一部分。现在许多长篇论文，下分几个章节时，也是用“一”“二”“三”“四”来标定的，就是明证。不过，现在社会人们更注意这种形式上的明确性和章法上的规范性，由此题目对于文章来说，显得更是不可或缺罢了。当然，或许还会有人说，今天的文章仍有例外，如人们写日记、写信等，就不要题目。如果我们结合日常的经验随意想一想，似乎觉得确实如此。但一定要注意，这类使用频率还比较高的文体。由于它们的对象性相当强，其标记作用已经让其他形式手段、环境因素给代替了。即使是人们阅读作品时即兴或不定时地写出些眉批、旁注等文字；一旦发表，成为社会精神产品时，通常也是需要加上什么“批语”这样的标题的。所以说“标记”作用是文章题目的根本特性。再则是它的标明文体的效用。不同文体的题目上面很多时候在结构或语言上还表现出了比较明显的区别点。如“新闻”的题目可以多到三个，这就是它的特殊性。其他再如什么什么“讲话”，“调查报告”，甚至包括“请假条”“单据”等，其题目的主导意图就在于说明文体的性质。最后一则功用才是与内容紧密相扣，直至点明主题的。我们不是一直在赞同所谓的“旗帜鲜明”的风格吗？只有在这种功用类型范围内才能突出地强调这一点。因此从理论上来说，人们一般所忽视的，或许往往是最基本的要求；而人们通常所看重的，或许往往是在满足了前些条件的基础上才能追求。
一
如果说到题目的本体特色的话，恐怕还主要表现在它的语言上面。事实上很多这方面的现象，文章学或语言学的研究还不是那么深入，使得人们涉及有关问题的时候很难拿出一个准确的解释来。本文试想作一初步探讨，尚企大家来共同关注这一课题，以求达到一个相对一致的共识。
题目语言的个性特点，最明显地表现在用词上。也就是说，题目所处位置与功能的特殊性，以及更强的简练要求，使得它的用词在很多时候表现出与正文迥然的差异。相比之下，通常作者在它上面也往往倾注更多的心力。
首先一点，就是题目上面，保留了比较多的古汉语词语；特别是古汉语类的，这种情形更多一些。例如：
《释桁》（朱德熙《古文字研究》，第十二辑）
《训“缩酒”》（李家祥《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1990年３期）
《中国古代盗贼称谓考》（甄岳刚《北京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92年第６期）
《“使但吹竿”辨》（舒宝璋《辞书研究》1990年３期） 《“谁何”解》（胡从曾《中国语文》1986年１期）
《“除非”析》（江显芸《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0年３期）
这些题目中的动词都是单音节的，与古代汉语以单音节词为主的特征相吻合。这些词相对来说数目少，但使用的频率却比较高。再则就是这一学科的文章多用，反过来说这些用词也很能反映学科专业的特点。
下面是这一学科文章题目常用的双音节词语：
录略 书录 考述 杂考 举隅 补校 甄误 考补 补遗 辑录 史话
补正 叙略 琐记 摭谈 补笺 谭概 释要 试解 探源 考实 考辨
新诠 释源 校释 拾遗 校正 商兑 析疑 臆测 臆断 释要 小札
札记 考释 探微 管见 管窥 发凡 要略 献疑 荟萃 辨微 谫论
当然，上述例词列举只不过概略性的，事实上古汉语词和现代汉语的词语之间并没有一个截然的区别。下面是现代科研论文中经常使用的述谓性词语：
述略 简介 简述 概述 小议 汇编 评述 综述 述论 记实 略说
述评 回顾 前瞻 展望 评价 评介 构想 商论 初探 概要 评论
质疑 探讨 探索 简论 刍议 商榷 新探 剖析 指南 浅议 琐议
论析 杂谈 初论 浅说 补正 简说 概论 侧记 论略 概览 断想
纪要 介绍 建议 解析 试探 尝试 反思 小记 探析 概说 略评
漫谈 例释 析要 述介 引论 探询 阐释 献词
而只有极个别的词不属于动词性的，如：论纲论稿概况
有些是三字格的，如：纵横谈启示录忧思录
以联合短语形式出现的中心语，也往往固定在某些词语上面，如：
现状与对策困境与对策方式与途径探索与尝试看法与建议
实践与研究理论与实践
有些在正文中不宜使用的词语新义，却在题目上面有更高的使用几率。比如我过去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过：“永远”出现在通常语句中的时候，是典型的副词，这是《现代汉语词典》中的标定。这种权威性的词典标定词性相当谨慎, 只局限于少数虚词的词典肯定过的，应该说没有多少异议。然而它置于名词前边的用法好像突然间爆热了起来，“特别是这种组合用作文章的题目，人们是否觉得它更能体现某种深意？某种隽永悠长的韵味？反正一时间颇受青睐。”①例如：
《永远的橄榄枝》（张漱菡文名）
《永远的守灯人》（赵丽宏散文名）
《永远的孔雀蓝》（叶文玲散文名）
《永远的父爱》（凌进散文名）
有些文章题目用词则是着意看重了它的修辞效用。如重复评述对象名称的关键词语的标题命名方法，也是文章题目特有的现象。例如：
《“透视”的透视》（《出版工作》 1990年９期）
《企业文化研究之研究》（朱希彦等 《纺织政工研究》 1990年９期）
《不是杂志的杂志（1946—48〈读书与出版〉）》（柏元 《读书》 1990年９期）
《不是情书的情书（〈柴可夫斯基书简集〉）》（柏元 《读书》 1990年10期）
二
文章题目中的句法现象也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很有一些可以说就是该领域中所独有的。比如说正文的表述通常需要完整的语句；如果说在口语里边，反映生活的文学作品里边，有可以接受的特定结构的“半句话”的话，而文章内容的语言，却特别强调话语的规范性与准确性，即主谓两大部分都俱全的完整形式。而与此相对的文章题目，却是另外的一种情形。总的来讲，它基本上呈现出两种形态：一是名词性的短语，一是述谓性的，特别是动词性的表述短语。两者相比，前者明显多于后者；即便原本是谓词性的短语结构，也要尽可能地转变为前一种形式。依据通常的语法知识，我们知道，名词性的短语往往不具有成句功能，不能构成简单的表述，这种现象便显示了文章题目独有的个性特点，那就是所谓的题目，总的是话题的性质、定位，确立论述的对象和范围。这种性质甚至将那些述谓性质的题目也包容了进来，比如说《反对自由主义》（毛泽东），这一题目即亮明了全文的中心思想，但以此也确定了文章的观点与话题：下边的所有内容都是围绕着这一主旨来展开的。所以说，文章题目的语言特征也很能说明它的实际的功能性质。
下面我们就两种结构类型所分别表现的具体情况再作分析。
（一）名词性的短语
这种短语里边主要又分两个小类：一个是偏正型的，一个是联合型的。
先说第一个方面。文章题目与文学体裁的题目有所不同的，在名词性词语的形式上也能体现出差别来：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单个名词能自由地成为文学作品的名字。单拿赵树理的小说来讲，如《孟祥英》《三里湾》《地板》等。再如李准的《信》，孙犁的《荷花淀》，巴金等人合作的《手》等，可以说举不胜举。而在我们所查证的300万字的全国报刊索引中，除说明文和难以明确界定的记叙文外，其他属于文章范畴的，特别是其中的典型文体———科研论文，没有一例是这种形式的。都需要带上必要的定语以显示内容特征及范围，而在深层涵义上展示的是文体范畴。如：
《发展中的少数民族出版事业》（天海 《出版工作》 1985年12期）
《李白送别诗的浪漫主义》（车秀武 《辽宁大学学报》 哲社版，1990年５期）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生态观》（高翔 《社会科学辑刊》 1995年５期）
由此我们可以说，文学作品的题目对充当成分的词语要求相对宽松，这也反映这种文体相对具有弹性和柔性的特征。如《信》， 它要成为狭义文章性质的题目， 往往需要变动成《信和篇章结构》《谈谈信的语体特征》之类。
再说第二个方面。文章题目和文学题目都可由名词性的联合短语来充当。似乎二者没有大的区别。然而如若我们细心分析的话，仍能看出它们之间的差别来。这一点，文学作品的题目好像表现得很规矩。如《明子和咪子》（冰心小说名）、《打鱼的和钓鱼的》（金河小说名）、《金牛和笑女》（欧阳山小说名）等，大都是人物名称间的组合。而文章题目的命名当然也有同样的情况，但更多的侧重，要么是事物现象间的组合，如《汉族人名与汉语特点》（张树铮论文名）、《佛教与岭南》（曹旅宁论文名）等，这种情况中有的跨度特别大，如鲁迅的《文学和出汗》；还有比较多的则是人与事物现象名称间的组合，如《马克思恩格斯与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胡永树论文名）；同样也有跨度比较大的，如《革命导师列宁和图书馆》（胡继武论文名）、《毛泽东与〈逻辑指要〉、〈柳文指要〉》（乔东光论文名）、《毛泽东和天安门城楼》（董保存论文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名词性题目当中，还有一种相当特殊的结构，就是“名词性＋数量词语”的形式：近似于语句中的同位短语，但意义上却是偏正型的；说它是偏正结构吧，然而它们之间已经近似固定化一样的不加“的”字。例如：
《礼貌语言种种》（刘振铎 《逻辑与语言学习》 1985年６期）
《魏晋玄学研究三十年》（胡绍军《国内哲学动态》 1985年12期）
《记忆十诀》（李恒荣 《大众心理学》 1985年６期）
《周总理关心机械工业二三事》（沈鹏 《文献和研究》 1986年1期）
《陈寅恪二三事》（李坚 《民国春秋》 1990年5期）
（二）述谓性的短语
这种短语数量虽不太多，但情况却比较复杂。就文章题目来讲，大致上就其词性特征也可分成两类：一是介词短语形式的，一是动词性短语，特别是动宾短语形式的。介词短语充当题目，其中最常见的介词是“关于”。
“关于”与其后边的词语构成介词短语作题目，这一现象也很能说明题目语言本身的特殊点。它与“对”“对于”可以形成同义关系，共同的义项就是“有关，涉及（某对象）”。如“对（对于）（关于）认真做好年底考评的方案，我没什么意见”。三者都可以用，并能相互替换。然而一旦将它们独立出来作文章题目，情况就不同了：只有“关于”组成的介词短语能够成立，其他两个都不行。“在”字，以及“从……到……”结构，所构成的短语也能作题目，不过它们在文章和文学这两大文体中的不同，辨析起来更细，只能另文讨论。
动词性的短语作题目，和文章内容部分文字相同的，当然要算是“动词＋宾语”形式，很有一些文章仍采用了这种结构。如：
《释胡同》（张清常 《语言教学与研究》1985年4期）
《论试宗教哲学的主题与结构》（何光沪 《世界宗教研究》1990年4期）
《介绍陕西、河南出土的几枚印章》（林泊等 《考古与文物》1985年6期）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类型的结构在文章题目中，更多的趋向于将动词移于最后的位置。比如上述三篇题目都可以作下边的转换：
释胡同 胡同释
试论宗教哲学的主题与结构 宗教哲学的主题与结构论述
介绍陕西、河南出土的几枚印章 陕西、河南出土的几枚印章介绍
我们看语言学目前有影响的数家刊物的名字：《语言文字应用》《汉语学习》《语言教学与研究》《语文研究》《修辞学习》等，都分明能看到后移并逐渐定型的特征。
当然，一旦移置后的动词与前边的词语之间再加上“的”字的话，此时的动词“名物化”形迹就十分突出了。例如：
《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史前史的探讨》（韩佳辰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刊》1984年3期）
《对社会主义人口规律问题的再认识》（李况能《南开经济研究》 1985年６期）
《补语与状语的比较》（［加拿大］王邱丕君《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2年４期）
《关于同义手段的性质和范围的探讨》（王培基 《青海教育学院学报》 1992年２期）
由上述分析可知，不管这种形式结构中的动词如何变换位置，它所涉及的内容对象的“受事”性质仍然没变。我们再看“回忆”一词的情况：
《列宁的回忆》（克斯普斯卡娅著作汉语翻译名）
《小米的回忆》（曹菁华散文名）
《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的回忆》（薛暮桥 《光明日报》1986年1期）
《童年的回忆》（刘再复 《丑小鸭》 1986年2期）
《一段受尽磨难的坎坷历程———我在永祥书馆工作的回忆》（范泉 《出版史料》1990年1期》
由此我们就知道，中学课文里将朱德原作的《母亲的回忆》，改作《回忆我的母亲》，乃是不懂文章题目特征的缘故。
三
最后我们想谈一谈文章题目中标点符号的使用问题。
正如上面我们所表述的，文章题目一般将它看作短语即可。这仍是由它的标记与话题性质决定的。而在形式上面表现为题目后边绝大多数不带标点符号。即便是反映强烈感情的表述性语句，也都是以不带标点符号为多（正因为如此，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与健康而斗争！》，后来的引证者也多将感叹号省略或不经意时忽略）。而有意思的是，疑问性的语句标题却多带问号。如《毛泽东选集》中的这类题目都是这样处理的。如：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唤“全面和平”？》
《南京政府向何处去？》
《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
《“友谊”，还是侵略？》
而现时这样的题目带与不带问号却显得比较自由，也就是说规则性不强。如下边的两例都没带上问号：
《中国人如何到国外申请专利》（马小文 《世界经济导报》 1986年１月13日）
《如何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徐海斌 《中国行政管理》 1992年12期》
题目中的标点符号的使用眼下看来问题还比较多。比如说下边两例中的间隔号和顿号的使用便有深入辨析的必要：
《镇定·深入·探索———周恩来领导邢台抗震救灾的启示》（王永钦《领导艺术》1985年1期）
《权力、动力、智力———浅谈搞活企业的几个辩证关系》（西北国棉五厂《研究与通讯》 1985年11期）
最有意思的是，目前在题目中间使用冒号的现象似乎成为一种时尚。从使用的整体情况看，这恐怕是受外文翻译的影响。因为翻作汉语的文章作品中，这种类型题目最为多见。例如：
《当代美国社会学：处于停顿状态》（［美］Ｎ·威利著，子华译 《国外社会 科学》 1985年12期）
《家庭难题：有哪些，原因何在？》（［苏］Ｂ·斯托林等著，铁汉译 《国外社 会科学情报》1985年12期）
《知识阶层：它过去和现在的角色》（［德］卡尔·曼海姆著，郑也夫译 《国外社会学》 1992年４期）
那么我国学者当然也要学习借鉴。例如：
《爱国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推动力》（尹韵公 《光明日报》 1993年1月3日）
《商业文化：涵义、变迁及其建设》（宋醒民 《当代财经》 1992年11期）
冒号原本的主要作用是停顿和提示。它用到文章题目中来以后，所标意味却是大大丰富了。比如上述两例，第一个相当于判断词，同时仍保留强调的效用，这在通常的行文中也为用法之一。第二个则就不容易简单判定了，显然是该符号在原功能基础上的一种拓展；在丰富的同时，不免有几分模糊的成分，让人们理解起来不免要多费些周折。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冒号很容易与破折号混淆在一起。和上述所举例子属于同样的情况，有人的翻译就用的是后者。如：
《现代社会学理论———功能主义》（［美］Ａ·华来士等著，唐晓清译 《国外 社会科学情报》1985年11期）
问题是再有副标题时怎么办？众所周知，副标题的开头大都是要用上破折号作提示的；若是文章原版形式，自然不会相混———因为有隔行的章法格局在。若是收录到索引里，情况则就完全不同了———因为它要考虑节省篇幅的问题，正标题和副标题是在同行中显示的———就极易造成误解。我们看《全国报刊索引》中的两例即可明白：
《恩格斯———马克斯主义哲学的创始人———纪念恩格斯逝世九十周年》
（王中青 《沈阳师院社会科学学报》 1985年4期）
《苏联体制改革转轨：失败的原因及其后果：兼评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的战略抉择》（蔡伟 《东欧中亚研究》 1992年5期）
显然，下面的用法就显得眉清目朗，易于为人们接受：
《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的第二次考察报告》（《计划经济研究》 1985年12期）
注释
①《关于“相当”“永远”“也”的词性标注问题》，见《语文建设》1997年第9期。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