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今天的中国人而言，最能感觉到每年的3月12日与平日不同的也许是：这一天是植树节，许多机关单位和学校都在当天组织植树活动。
植树节是孙中山生前于1915年倡导设立，他逝世后，国民政府在1928年将植树节由原来的清明提前到他的忌辰，即3月12日。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也许很多年轻人并不了解孙中山，但这位伟人仍然在影响着他们。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和他倡导的三民主义是学习中国近代史时必修的内容。每逢国庆，天安门广场上会放置孙中山的大幅画像。
1911年，孙中山参照日本陆军士官服，设计了一套直翻领、四贴袋服装，这种被称为“中山装”的服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政府官员的正式礼服。如今，官员的正式着装已经被西装取代，但中共领导人在个别场合下，比如到革命老区视察参观时，还会身着中山装。
研究者对孙中山的历史地位给予高度评价。民革南京市委文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王仲山认为，孙中山不仅是国民党的国父，也是全中国人民的国父。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金安平老师认为，没有孙中山的“五族共和”，就没有今天中华民族的概念。
每逢孙中山的诞辰或忌辰，中国都会举行纪念活动，而逢十的诞辰或忌辰，通常会由一位中国国家领导人出面讲话，在赞扬孙中山为革命先驱的同时，内容也与时俱进，体现时代脉络。1996年，江泽民在纪念孙中山诞辰130周年大会上，将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并列为20世纪中国的三位伟人。是中国官方对孙中山做出的最高评价。
属于中国的孙中山
孙中山是国民党的创始人。他的治国政策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但是在他身后不久，继承者们就背弃了他的遗嘱，共产党人和工农成了他们屠杀和追捕的对象。
1956年11月，原国民党将领张治中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反省了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他说：“事实证明，国民党违背了三民主义，而是以依附帝国主义丧失国家主权代替了民族独立；以土豪劣绅和法西斯特务统治代替了民权政治；以官僚资本封建地主买办的剥削垄断代替了民生主义。特别是违背了孙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采取了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措施，完全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正因为如此，国民党领导的政权终于为人民所抛弃，走到了完全失败的地步!”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虽然在实质上违背了孙中山的遗训，表面上却开始美化甚至神化孙中山，将其尊为“中华民国”的“国父”，三民主义思想被指定为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指导思想，大量孙中山的文集、传记、翰墨、资料、回忆录和宣扬三民主义的文章、著作出版发行，还将三民主义编入大、中、小学教材。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对记者分析，国民党这样做是出于统治的需要，要为通过革命方式取得的政权寻找合法性。“因为‘中华民国’的建立是孙中山的功劳。他是代表了整个民国的一个符号，只要孙中山支持的，就合法了，所以就拼命去美化、神化孙中山。”
共产党看透了蒋介石政权背叛民主革命的本质，将作为国民党创始人的孙中山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区别开来看待。经过四年的内战，在打败了国民党之后，中国共产党没有连孙中山一起打倒，而是将他视为中国革命的开拓者、先行者予以尊敬。
1946年5月，作为参加国共和谈中共代表团团长的周恩来赴南京谈判，刚刚抵达南京之后，周恩来马上前往中山陵拜谒。
毛泽东惟一—次谒陵是在1953年2月23日，当时他不顾警卫的劝阻，坚持“不走小路走大路”，在孙中山墓前沉思了10多分钟，然后离去。他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此后，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胡锦涛等中共几代高级领导人都到中山陵谒陵。
孙中山早就超越了党派界限，而成为“中国人的孙中山”。这一点连日本侵略者都明白，占领南京期间，日本人烧杀抢掠，惟独不敢碰中山陵。
两岸只有一个孙中山
195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诞辰90周年。中国政府举办了一次规格极高的纪念活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都出席了会议，13个国家的代表在会上讲话。
同一天，毛泽东还在《人民日报》上以《纪念孙中山先生》为题发表文章，对孙中山的一生作了概括总结：“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毛泽东自豪地写道：“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正在完成这个革命。”
在纪念活动上，周恩来的致辞中提到了台湾问题：“一切爱国者，一切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应当共同努力，实现台湾的和平解放。”周恩来的发言有其针对性，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了浙江海岸各岛，并希望能够和台湾协商和平解放台湾。1956年7月16日，周恩来在会见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曹聚仁时，首次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设想。
与此同时，国民党也在台湾为孙中山先生举行大规模的纪念仪式。曾经在1949年后一度精神崩溃的蒋介石，此时已经从阴影中走了出来。经过一段时间的“闭门思过”之后，蒋介石决心拾起三民主义，利用孙中山的号召力重新凝聚台湾各界人心，他在纪念大会上主要强调的是以“五权宪法”理论建立宪政政府。
当时，两岸处于高度的敌对状态，但都认同一个中国，因此对作为中国象征的孙中山的认同几乎成了双方惟一的共通之处。
受周恩来讲话的感召，次年春天，蒋介石派国民党“立法委员”宋宜山到北京与周恩来、李维汉等领导人接触。但几个月后，国民党召开全会，口号由“保卫台湾，建设台湾”发展到“反攻大陆”，年底的全岛大演习加剧了海峡两岸的紧张气氛，中国共产党按照孙中山先生“新三民主义”想做出的和平解放台湾的第一次努力就这样付诸东流。
在孙中山95周年诞辰之际，民革中委员会副主席程潜提醒那些曾追随过孙中山的在台人士应不忘孙中山的遗训，把美帝国主义赶出台湾。但此后不久，中国就进入“文革”时期，对台统战陷于停滞，但“逢十”对孙中的纪念活动依然保持。
在这个阶段，两岸虽然都认同孙中山，但对于这位伟人的解读却有所不同。在蒋介石生前，国民党政权以官方意识形态控制孙中山研究，三民主义仅仅是用来对付共产主义的武器。广东省社科院孙中山研究所所长王杰说，国民党的理论家更多地将孙中山作为儒家传统的继承人来看待，宣传的是他思想中“仁”的部分。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大陆对孙中山的看法整齐划一，因为毛泽东对孙中山的功过做出了概括，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主要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哲学思想以及他早期的思想和活动，在研究成果中，几乎都是正面文章，少有提出问题的。
孙中山与两岸统一
20世纪50年代，两岸的目光都聚焦于游弋在中国南海的美国第七舰队，正是这个时候，一小撮“台独”分子在美国建立组织，并开始了50年来有预谋的分裂计划。
1970年1月，“台独”分子彭明敏逃往美国，“台独联盟”在美国成立。蒋经国时代的台湾继续沿着孙中山的道路前进，并最终完成了“宪政改造”。“台独”分子在台湾的活动受官方限制，民间也对其持普遍排斥态度，故而没能掀起多大的风浪。
从文化大革命中走出来的中国大陆重新开始重视国家统一问题。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1980年3月12日，民革中央为纪念孙中山逝世55周年在北京举办座谈会，主题为祖国统一。杜聿明在会上说：“台湾有我的老师、朋友和同事，他们当年都曾信奉中山先生，我希望他们遵循中山先生的遗训，为祖国的统一，做出自己的努力。”此后，历次纪念孙中山的活动，都不离国家统一这个主题。
大陆学界对孙中山的研究也复苏了。1979年11月，“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在广州召开，首邀美国、日本和香港地区学者参加。1983年以前，孙中山研究和辛亥革命研究大体上联成一体，1984年以后，孙中山研究逐步有了独立的系统，研究方向转向了孙中山所处时代和生活环境，孙中山与同代人关系，孙中山与传统文化，孙中山与军阀的关系。进入90年代，孙中山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有了进一步拓展，学者们开始从近现代视角探讨孙中山思想。
当孙中山在中国大陆被深层认识之时，这位伟人在台湾却在蒋经国去世后被边缘化。从根上不把自已看作中国人的李登辉致力于将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作为中国象征的孙中山自然成了他下手的目标，通过排斥孙中山来排斥国家统一。李登辉先是通过修改“宪法”，淡化三民主义的基础，然后拆解国民党，引发党内“新旧之争”。不但孙中山研究受到限制和打压，而且在台湾地区的大学联考中，三民主义科目也被弱化。
李登辉在用日文写就的书里，详细地阐述了如何“去中国化”，所用正是“去其史”的手法。从1988年到1997年，以现代化的名义，李登辉逐步解弃了国民党数十年以孙中山思想为基础建构起来的政治体系，不仅让台湾的政治、也让台湾人的意识陷入混乱。
陈水扁推动“去中国化”的步骤显得更加急切，想尽一切办法过滤“中国”二字，在孙中山身上做的文章比李登辉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是在“大选”中，陈水扁阵营竭力将孙中山描绘成“国民党的孙中山”，以此激化“省籍矛盾”。2004年，已经习惯将孙中山尊为国父的台湾民众突然得知，2006年启用的新教科书将把孙中山定义为“外国人”。争论无果之余，台湾一位叫李起余的76岁退休老兵，于2004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138周年纪念日，从台南市搭车到高雄忠烈祠，在孙中山铜像前自杀。次日，大批民众和国民党党员聚在孙中山纪念馆举行抗议活动，为满城风雨的台湾岛又添上一缕苍凉。
回归孙中山
近年来，随着“台独”势力活动猖獗，国家统一成了中国最大的内政问题。今年全国“两会”最重要的议程之一就是审议通过《反分裂国家法》，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法律基础。
大陆学界对孙中山的研究和认识也在近年内出现了新的进展。电视剧《走向共和》是将这个研究趋势大众化的一个代表，展现了孙中山这个有巨大人格魅力的伟人形象。
在台湾，国民党经历“新旧之争”后，为了迎合选举政治的需要，吸引更多选票，一度有意识地淡化了孙中山的政治遗产，模糊其政治理念，以争取中间选民。这一策略在2004年“大选”前收到了效果，但“3·19”枪击事件粉碎了国民党的梦想。
2005年是孙中山逝世80周年，国民党派出以副主席江丙坤为首的代表团前往南京拜谒中山陵，并赴广州祭拜黄花岗72烈士墓。虽然过去有国民党人士谒陵，但如此高级别的代表团还是国民党撤离大陆56年来的第一次。中国人民大学张鸣教授分析，这体现了国民党“大选”失败之后的反思，模糊历史并不能获得选民的支持，国民党通过谒陵回归孙中山，明确发出坚持一个中国、承认“九二共识”的信号。
孙中山纪念馆馆长助理刘东华说：“孙中山对国民党和共产党来说都是统一共识。国共两党最早的时候是合作，以后是分立，如果国共再合作的话，孙中山的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孙中山先生对国家的统一时刻萦怀。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1911年11月宣布，革命成功后的共和政府将保证中国“独立及领土完全”，同时还要“收复已失疆土”。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利用民初南北对峙之势，鼓吹分割中国，甚至公然提出“南北分治”的分裂中国主张，并以此作为对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承认的先决条件。孙中山严正指出：“为什么要把向来统一的国家再来分裂呢?提倡中国分裂的人一定是野心家。”他说，鼓吹中国分裂的言论是“卑劣之言”，制造中国分裂的人是“中国之仇敌”。
1922年8月，孙中山在《统一宣言》中指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中，正是这种意识使我们能够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尽管它过去遇到了许多破坏的力量。”
孙中山认为谋求中国“统一的方法，有舆论和武力两种”。前者是用文治感化，即靠宣传赢得民心来谋统一；后者是用兵力铲除军阀、官僚、政客，以造成国家统一。由于“世事变化不定”，统一办法“没有一定的公式可以遵循”。
孙中山曾先后3次抵达尚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活动。1912年5月，他对赴台湾组织光复起义的同盟会员罗福星说：“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要决心收复”；1925年2月11日，他在重病中仍惦记着台湾，要求“日本须放弃……与中国所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将台湾归还中国。
孙中山坚信“中国当成为统一、独立之兴盛之国家，确系将来必然之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