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无论是担任团的领导职务期间还是离开青年工作岗位之后，任弼时始终关心重视青年团和青年工作，特别是对“党团关系”的定位和解决实践中的困惑，作了大量基础性、建设性和探索性的工作。他反对把青年团建成游离于党外的第二党；坚持先进性与群众性统一的团建理念。
【关键词】任弼时；青年团；党团关系；理论贡献；实践探索
有关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动议，是任弼时提出的，他认为青年组织起来便于教育和发挥积极性。1949年4月，他抱病代表中共中央向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一大”作政治报告，大会一致推举任弼时为团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
无论是担任团的领导职务期间还是离开青年工作岗位之后，任弼时始终关心和重视青年团和青年工作，特别是对青年团的建设，作了大量基础性、建设性和探索性的工作。
一、反对把青年团建成游离于中共党外的第二党
青年团的性质、任务，在今天看来已不存疑，但在团建初期，如何认识其性质，如何处理党团关系，如何开展团的工作，尚处于探索阶段。
1920年中国就诞生了青年团，当时的青年团还不是一个全国性组织，而且从名称上（比如青年社会革命党）也反映出一些政党取向。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着手整顿青年团。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召开，制定并通过了团的纲领和章程，此后青年运动出现了新局面。然而，由于党在整顿和重建青年团的过程中，着重从思想建设入手，对团的马克思主义性质及其改造社会和拥护青年权利的宗旨宣传强调较多，而对于从党团关系角度论证团的性质则相对薄弱，因此，不仅理论上存在模糊认识，而且实际工作中第二党作风也时有发生。这种情况持续了数年。
1924年7月，青年共产国际四大在莫斯科召开之际，围绕青年团的建设方向，中国与会代表意见相左，产生了分歧和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按照青年共产国际四大关于“在东方国家建立独立且有特别政治面貌青年组织”的指示，在中国建立民族革命群众青年团。任弼时在青年共产国际四大会议上表态，不同意在中国建立与共产党并立的带政党色彩的青年组织，认为带有政治独立色彩的组织之实现，“须得由党来决定”。①他认为在还没有建立共产党和青年团的远东国家，建立民族革命群众青年团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已有4年历史，组织也遍布17个省市，在此前提下，中心问题是如何在工人农民中发展团员，扩大组织，发动团员参加国民革命运动，成为无产阶级的青年战斗队，而不是另建一个与党并立的民族革命群众青年团。
1924年9月，任弼时在第12期《团刊》上发表题为《在中国应否组织“群众国民革命统一青年团”之讨论》的文章，署名闢世，系统阐述他的观点。文章坚决反对另建群众国民革命统一青年团，认为在中国建立此类性质的青年团，将会引发极大的矛盾和危险。因此，“绝对不能有新且独立而带有政党性的青年组织实现之必要”。
值得注意的是，青年团建设方向的争论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国民革命领导权及其青年阵地的严酷现实在团建中的反映。国民党右派公然提出要取消社会主义青年团，将其合并于国民党，借以排挤共产党，为分共、反共张目。
为澄清认识，对国民党右派予以反击，任弼时从共产党与青年团关系的角度阐释团的性质。1924年10月，任弼时在《中国青年》发表题为《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什么》的文章，把青年团的性质定位在“为中国一班青年工人农人以及其他被压迫青年群众谋经济利益，作文化运动，并且受着共产党的指挥去作政治奋斗的青年组织，它是青年无产阶级的革命团体”。
他在多种场合以各种形式反复强调青年团的这一本质特征，坚持青年运动发展的正确方向。
1926年7月，任弼时主持共青团三届中央执委会二次扩大会议，进一步明确共青团的性质是“在共产党下的青年群众组织”。
1927年任弼时亲自起草通告明示，共青团可以“发表对于政治问题的意见与主张，但一经党决定之后即应遵照执行”。①
1946年，任弼时主持以讨论建立青年团为主题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会上发言指出，青年团“是带政治性的青年先进分子组织，是党的助手。”②言简意赅。
1949年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立时，关于团的性质，已渐成共识，充分肯定党对青年团的正确领导“是中国青年运动正确地向前发展的决定因素……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青年最好的领导者和保护者。”③
二、坚持先进性与群众性统一的团建理念
大革命初期，党的组织还不普遍，青年团工作很活泼，随着革命的发展，党的组织普遍了，然而青年团在工作上仍按照老一套，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上总是套用党的工作模式，不注意研究青年特点和寻找适合青年工作的方法，导致青年团的大门越关越紧，越搞越狭隘，很难取得青年的“信仰”。1924年初，任弼时辞去上海大学的工作，专门从事青年团的领导工作。
1924年7月，青年共产国际四大提出布尔什维克化的口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以此为契机，于1925年1月召开团的“三大”，制定了青年团布尔什维克化的任务，会议还决定将社会主义青年团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示与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政治上划清界限。同时提出，“组织应该扩大遍及于全国，使之真正成为青年群众的团体”，用任弼时的话说“就是团的工作要青年化，群众化。”④这是青年团工作发展的表现。
会后任弼时为了宣传和贯彻会议精神，在团的内部刊物《中学校刊》上撰文，进行理论引导，他指出，“少年国际布尔什维克化”和“学习列宁主义”，“这两个口号的形式虽有不同，然其实质则一。”真正布尔什维克化的精神实质就是“一要使团体群众化，二要使团员正确明白主义且不忘其为群众的领导者，三要能按实际情形而运用经验与理论。”并从组织路线、思想路线和斗争策略的角度，将布尔什维克化具体阐释为“学习列宁主义”和“获得青年群众”。⑤
关于如何获得青年群众，任弼时在主持团的工作期间和离任后一直比较关注这个问题，对团的青年群众化途径提出过诸多见解：
首先，必须注意组织问题，强调一切组织的方式和内容，都要适合青年群众心理和生活的需要。其次，领导青年斗争，要注意政治斗争与改善青年本身生活利益的经济斗争相结合。再次，强调团的工作应注意开辟新领域、新阵地，扩大社会基础，广泛团结青年。青年团必须能够团结全国各阶层中的进步青年，并把其中最好的分子吸收到团内来。第四，建议发展团员不能过于苛求。吸收新团员时，只要是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的，都可以参加，入团后，再进行共产主义教育。
通过团的青年群众化，团员人数和团的成分都有了显著变化，1927年5月共青团“四大”时，全国团员由青年团“三大”时的2400多人发展到37638人，童子团15万人。到1928年，工农青年的比重由59%上升到75%，省委委员以上的负责干部，工农青年占60%。
三、果断厘清党团建设和发展的边界
面对团组织的较大发展，任弼时始终保持清醒，注意发现并解决问题。1925年12月向中央汇报工作时，他提出青年团工作的“很大缺点”是与党的政治工作没有分工，因而缺乏青年特点。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政治运动很多而党的组织尚小，还有许多地方尚无党的组织”，青年团“不能不代替党去指导地方政治活动及工人运动”，从而“未能注意关于青年本身的工作”。⑥因此，“我们应不犹豫地切实执行”党的精神，推进“党团分化”工作，以保证党团组织的持续健康发展。
对于“党团分化”，当时许多同志持怀疑态度抱畏难情绪，担心抽调团的领导力量会影响团的发展；担心大量团员离开团组织会造成团组织的松懈涣散等等。
任弼时严肃指出，党团若不从严分化，不仅影响党组织的扩大与巩固，而且“团员年龄过大，过了20岁的青年多富于政治趣味”，⑦也会影响团组织关注青年本身的工作。党团实现分化后，可以将政治工作交与党负责指导，团员年龄降低，便于青年团实施内部教育。
他提出诸多可行性建议。首先是党团员按年龄分化，将20岁以上的团员悉数介绍加入共产党，未满20岁但很能干的团员也可加入共产党；未满20岁的党员均应加入共青团，年过23岁的团员完全脱离青年团。其次是配合相应的党组织建立团组织；再次是开辟青年工作新领域，加强对高小学生的引导；第四是希望党组织能更多地帮助指导团的发展，不要随便调动团内负责同志的工作，若必须调动，也以不影响团的工作和发展为原则。
通过“党团分化”工作，一方面维护了党的权威，充实了党的基层组织，使党的组织更加扩大而强固有力，保证了党的领导；另一方面团组织得以集中关心青年本身利益问题，并着实领导他们进行斗争。青年团“由偏重研究性的小团体，渐形成实际领导群众行动的组织”。①
由于任弼时稳健的操作，“党团分化”工作顺利推进，党团关系愈益密切，斗争步调趋向统一，度过了党团组织建设的瓶颈。
四、推崇指导与尊重相结合的党团关系
任弼时素来重视党对青年团的指导，推崇加强指导与充分尊重相结合的党团关系，并建议各级党委把它作为一项极重要的工作来抓。
1923年5月，中共旅莫支部临时大会上，任弼时提议，党的会议内容应增加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研究，党支部负责青年团工作的执行委员应当加入团支部执行委员会。便于工作衔接和协调步调，从而实现党对青年团的指导。
党的四大在肯定任弼时意见的基础上，通过了《对于青年运动之决议案》，指出“少年共产团在政治上是要绝对的受党指导，而在青年工作范围以内是须有自由活动的可能”。②
1925年3月，中共中央与团中央联合发出通告，规定以后职工运动完全由党指挥，青年工人的教育及文化娱乐等活动，可以由团组织负责进行，但不得有单独的经济斗争组织，在没有党组织或者党员太少的地方，团员可以组织工会，但必须受党的农工部指挥。
由于青年团先于党产生的影响，加之大革命末期，青年团在反对右倾错误的过程中，产生了对党不够尊重的倾向，以及一段时期内“党对于团的工作缺少积极的指导与帮助”，③党团关系一度恶劣。围绕党团关系出现了一些错误观念，诸如取消主义认为团在中国没有特殊工作，主张取消团的组织；把团看成是作文化运动的组织，认为一切工农政治斗争有党来领导，团可以专心作文化工作；先锋主义则认为党犯了机会主义错误，团应易名青年共产党，变成整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领导一切斗争。这些错误观念和倾向造成党团干部互相指责，妨碍革命工作。
任弼时以政治家的敏锐，在党尚未将该问题视为主要危机之时，即主持召开青年团中央扩大会议，将反对先锋主义与取消主义列为会议的“第一任务”。他洞悉错误倾向的逻辑要害在于“主张取消团的人，仿佛取消团的组织便可以加强党的力量，其实取消的结果必定是消灭党在青年工农中的影响”，视团为文化运动的组织，必定“引导青年工农走向改良主义的道路，消灭青年无产阶级的政治作用。”以团代党的“先锋主义倾向的结果，可以走到形成第二党的危险！”④
任弼时指出正确的党团关系，一方面是青年团必须明确接受党的“领导的绝对必要性”，保证对党的“完全信任”；一方面是党“要放手一些，让做青年工作的干部大胆地去进行建团工作，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多多加以指导和帮助”⑤“不要在组织上事事去干涉青年团。”⑥
在剖析错误倾向的同时，任弼时以慎重负责的态度，注意保护青年工作的热情，谆谆提醒青年工作者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对待先锋主义与先锋作用、青年组织的独立性与青年主义的辩证关系，“应当把青年带头当先锋与‘先锋主义’加以区别。带头作用，打先锋，不仅是可以的，而且要去提倡，但不要走到先锋主义”，“对于青年组织应当有的独立性与‘闹独立性’的偏向（青年主义偏向），也应加以清楚的区别。闹独立性的偏向应加以反对，但同时应当注意尊重青年组织在组织上应有的独立性。”⑦“防止先锋主义，绝不是加团以不必要的限制，反而妨碍了团的发展与工作之进行”。⑧他在《纠正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倾向》一文中，归纳出妥善处理党团关系的十条方法，很有见地，富于可操作性。
任弼时以其青年团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奠定了青年的亲密导师、青年团创建者的不朽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