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民国时期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近代上海清道工人，在民国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的特殊背景下，扮演着不可忽视的社会角色。本文以上海清道工人为考察对象，以1931年上海法公董（工部）局职工大罢工事件来探讨当时清道工人的境遇、变迁与抗争等复杂的社会状况。
关键词：清道夫（工人）；近代上海；罢工
清道夫，是指在城市中主要从事道路清洁、垃圾清运等卫生工作的人，最早可追溯至上海开商埠初期的租界工部局。作为近代上海苦力的一个小群体，他们的社会角色因为错综复杂的时局而别具一格。随着近年来城市史的兴起，许多学者都对清道夫进行过不少探讨：主要成果有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民国社会卷），刘岸冰的《近代上海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初探》，何小莲《冲突与合作：1927-1930年上海公共卫生》，廖大伟，罗红《从华界垃圾治理看上海城市的近代化（1927-1937）》等。这些成果皆从宏观上以卫生行政等单一视角来观察清道夫的群体状况，仅仅只作一般概述，无法真实再现清道夫的工作、生活状态。本文将以民国时期上海的清道夫为考察对象，从城市化视角揭示清道夫的时代背景，重现被边缘化清道夫等苦力群体。
一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同年7月，上海特别市政府建立，自此上海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首先是城市道路的迅猛扩张。1927年上海市工务局筑路长度总计320582米，1927年-1936年工务局10年筑路总长为原有路长的64.8%，年均递增5.2%，1936年达到528380米，路面类别也有较大改善。①936年，上海全市（不包括法租界）新式道路已达712公里，其中公共租界为183.57公里，华界为528.38公里。②移民不断涌入，人口急剧增加。上海作为远东的最大国际大都市，在1927年264.1万，30年代初都市人口上升至314.5万，1935年已370.2万。面对如此爆炸性的发展，势必要求公共卫生事业配套进行，那么其中关键群体——清道夫的工作能否同步？
民国时期的上海，市政建设和管理呈现一市三治，由华界、公共租界、法租界共管。公共卫生作为现代市政管理的问题，尽管由于各种复杂原因（政策先后、经费多寡、执行力度等）造成三处在此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性，但对于公共卫生的主要贡献力量——清道工人（清道夫）的“重视”态度确是趋同、一致的。1927年上海特别市成立，下设卫生局，局长一人，分为三科，每科设置科长。清道夫作为街道清洁、垃圾扫除的职能隶属于第一科清道清洁股管辖，各区还分设2～4个清道管理员，进行监督。与市警局合作，置卫生巡长，巡查街道卫生、监督清道夫亦为其主要工作。而上海两租界的最高机关为工部局（法租界称公董局），下设各处、间、厂，置督办，督办下是各单位主任，租界的清道夫隶属于工务处，卫生处协助工作。除组织上对清道工人管理，还制定不少条例来规范行为：比如租界的《上海洋泾滨北首西国租界田地章程后附规例》、《法租界公董局章程》；《上海特别市卫生局清道办法》、《清道清洁违章惩罚规则》、《卫生巡长办事细则》等等。类法规，覆盖面广泛，内容详细，应用性很高。通过组织和制度等各方面的规范，足以略窥清道工人在市政工作的重要地位。
规范有序的管理看似无懈可击，在具体清道工作中却困难重重。20年代末上海租界日产生活垃圾已经达到约1000至1500吨，每日每人所产生的垃圾约有一磅之多。随着30年代人口剧增百万，道路迅猛扩张，1935～1936年仅工部局运行两处焚化炉焚化垃圾量分别为40101吨和22980吨、21930吨和33120吨。③上海清道工人人数亦颇为紧张，其中公共租界人数最多，为3250人，法租界为900人，华界则为823人，共计4973人，若涵盖100余人管理人员，合计仅5200余人。④除却人数不足外，工具也较为落后，清运常以小木车为主，清道夫往往一面扫除路面垃圾，一面摇铃收倒住宅垃圾。随着来往人员、车辆日益频繁，道路垃圾增多，许多道路每天常需清扫数次，无疑加大清道夫役的工作强度。在机械化不发达的民国，仅仅五千人来承担三百万人、近千公里的城市清道工作，清道夫工作量之大，可见一斑。同时，清道夫每天需工作九个小时以上，早出晚归，“九衢无复堆琼屑，万帚谁知夜不停”便是其真实写照。
二
清道夫身世破落，做的都是最苦最累的工作，承受各种剥削与压迫，付出与收获确是不对等的。清道工人里，以两租界工部局为例，本地人、苏北人占多数，山东人、安徽人亦有，大抵是一些破落农民、工人。清道夫都是男人，没有女人，原因不外是清道这种粗活用男子更有利；其次，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尽可以挑些年轻力壮的男工。没有童工或者老年人，理由也跟不用女工相似。清道夫工资极低，1927年，“夫目工食每名给十二元，夫役工食每名给十元半，分上下两期点名给发。”⑤1934年华界清道夫工资基本无变化，“月仅十一元，维持一家之生活，实觉不足”。⑥到30年代后期的清道工人，以法租界为例，工潮前，既无最低工资的规定，又无工资级数表与按工龄递升的准则，一个职工常常在五六年间工资一无增加。即使些许提高，面对不断增高的生活成本，实际工资也大大降低了。特别在工潮发生前的1930-1931年，实行银本位银价大跌，物价上涨，两年分涨9.9%与10.3%，共计涨20.2%；同时很多清道工人还得忍受工头和买办的剥削，他们利用与银元的差价，大肆攫取清道工人的血汗钱。清道工人也没有正规的制服，仅分发一个号衣与垃圾车编号，用来方便稽查卫生。这些制服粗制滥造，“只尽了以示区别的作用，并不能为工人解决温暖问题”。⑦清道工人健康保障亦低。清道夫常与垃圾打交道，恶劣的环境使其更易得到疾病的侵袭，但无法享受合理的医疗保障。即使医药条件较好的租界，也有苛刻的规定，以工部局职工享受医药章程为例：家属不享受医药权利：病假第一月不扣薪，第二月扣半薪，第三月给半薪后就停薪；病六月未治愈者解雇。纵使免费医疗，前提也十分严格，除需开相关证明，次数还有限制。清道夫一月工资本就稀薄，养家糊口不易，一病几乎是一个家庭的末日降临般。
不光如此，清道工人社会地位也极其低微。美国在1927至1961年有一个职业地位调查，清道工人仅排最末几位。1928年上海特别市卫生运动大会上有一场《扫街》的独幕短剧，剧中一个乱扔垃圾的人责骂清道夫“你小小一个清道夫，敢来干涉我的自由吗？……若是街路上常常很干净了，还用得着你们这般清道夫吗？……照理你应该重重感谢我。正因为地上常堆满果皮和果壳，你才有吃“清道饭”的余地……”剧中尚且如此，现实可见一斑。清道夫除忍受路人的歧视，往往不得不面对管理层的各种责骂甚至殴打：“公共工程部的两个看工头脑法国人台尔莫特和伦笃……这两个人性情很暴躁，在他手下做工的多半是清洁工人，所担任的是最粗笨的体力劳动……有一天他们任性到了把手下的一个工人打成重伤……”⑧
三
贫困、冲突、歧视、前途渺茫等种种矛盾的层累，清道工人的困苦挣扎使一场暴风雨式的冲突不可避免。1931年7月2日，厂务处的清道工人由于无法忍受法公董局的“谩骂殴辱，视为常事；扣薪革职，形同儿戏”等恶行，群起援助，开始罢工。随后几日，陆续蔓延至整个公董局，以清道工人为主的近两千人加入怠工，使法当局市政工作陷于停顿。其中，清道夫控制的公共卫生领域成为罢工的有力武器：“法租界内的住民，最感痛苦的，自然就是垃圾的问题了；何况那时又值钱炎夏的时候呢。”⑨公董局最伤脑筋的是运垃圾的卡车不能开出去装垃圾，这是罢工行动的一记杀手锏。清道工人亦知其重要性，组织成立了纠察队，查察私扫垃圾事件。一时之间，工潮形势变得蓬勃起来。
公董局不甘心就此妥协退让，一边安抚市民、置办垃圾桶，一边出动巡捕房巡捕、密探积极进行干涉、阻挠、破坏。同时，不忘用金钱收买、分化工人组织，甚至想栽赃工人勾结“赤匪”。⑩工潮第四天，黔驴技穷的局方推出一个关键人物——青帮三大首领之一的杜月笙担任调解人，同时国民党市党部的许也夫也牵涉其中。杜月笙一边冠冕堂皇的做出承诺，保证职工的利益；一边却又在道德立场上做命令式的庄严辞令，要职工以市民的健康打算。实力人物杜月笙的出场，使工人们心理上已有退缩之意，且职工中不乏帮派中人，鱼龙混杂，不得不仔细考虑改变当前的立场。同时，作为国民党代表的许也夫，“他们用自备汽车把职工代表牵来牵去，在杜公馆做好做歹。”B11于是，七月八日，罢工成立的临时委员会于九时起，派出垃圾车三十辆，工友300名，前往小东门、南阳桥、霞飞路、徐家汇路等各处开始清运垃圾。如此情况急转直下，由于各方面势力的干涉，这场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仅仅持续了八天后，最后在7月10日，以法工部局工人全面复工，与法工部局订立十七项华而不实的条件草草结束，这些条件之后也被局方采取种种卑劣手段加以破坏殆尽。
从城市格局来看，上海由一个独立城市变成一市三治，形成混杂型社会。工人工潮的失败，亦是混杂型社会下多方势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法公董局疯狂进攻、帮会势力的两面三刀、国民党政权的敷衍塞责、甚至是共产党的不作为等强大外力干涉下，清道工人自身的局限性也暴露出来：包括受教育的人数不够普遍、组织不够团结、斗争意志不够坚定等问题，造成了在整个罢工进程中多数时处于被动和弱势的局面，而最终失败也归于必然。
综上所述，民国上海的清道工人一面担负着大都市迅猛发展带来的卫生重担，一面却面临种种不相称的非人待遇，恶劣的外部条件不断挑战他们的底线，从而爆发了1931年法公董局大罢工。由于近代上海租界的殖民性质与政府偏袒的统治策略，受多方压迫的清道工人运动注定了失败的命运。显然，在半殖半封的严酷社会现实里，清道工人仅靠合法斗争是不会、也不可能成功的，这种状况恰是当时城市苦力均面临的困境。尽管如此，探析当时清道工人的运动，对当今现实仍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注释：
① 《上海工务局之十年（1927-1936）》，转引《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张仲礼等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第612页。
② 《上海市年鉴1937年（下）》，中华书局，1937年版。
③ 史定梅主编《上海租界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505页。
④ 上海市卫生局编印《上海市清除垃圾工作报告》，1947年。
⑤ 《上海特别市卫生局清道办法》《卫生月刊》1928.年3月第一卷第三期，第31页。
⑥ 《卫生月刊》1934年3月第四卷第三期，第100页。
⑦ 胡林阁、徐声合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93页。
⑧ 姚肇第：《法租界公董局职工的一次大罢工》，《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第11卷社会法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75页。
⑨ 董枢：《上海法租界的多事时期（下）》，《上海市杂志馆期刊》1935年第一期，第53页。
⑩ 《法工部局工友昨开全体大会：怠工范围扩大》《申报》，1931年7月5日。
B11 《法租界公董局职工的一次大罢工》，《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第11卷社会法制》第3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