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年前，中国爆发了一场中国历史也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农民运动。此次农民运动不仅造成清朝政府政治体制结构产生松动，而且对东南沿海社会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2011年1月22日，由上海市历史学会太平天国史专业委员会和《探索与争鸣》杂志社联合举办的“太平天国与社会问题”学术研讨会在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隆重召开。来自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南京太平天国博物馆、《江苏文史研究》杂志、南京师范大学、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上海政法学院等单位的40多名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学者就太平天国与近代社会发展、太平天国运动研究现状、研究态度、研究方法等问题展开热烈研讨，取得了很多共识。
太平天国与近代中国社会
长久以来，对太平天国的研究集中在政治领域，本次研讨会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太平天国与近代中国社会问题。与会代表认为，从社会问题的角度进行研究，有助于理解农民战争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也有利于以史为鉴，更好地建设和谐社会。
赵玉良教授建议从“拜上帝教”、知识分子、农民阶级等三个方面汲取太平天国“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历史教训。以“拜上帝教”为例，在起义之初，它确实发挥了鼓动、宣传、组织作用，但靠宗教迷信来坚持斗争，终究要走向它的反面。以知识分子为例，太平天国起义最初是依靠洪秀全、冯云山等失意落魄的知识分子发动起来的。从太平天国整个运动发展的过程来看，由于它横扫儒教传统文化，把广大知识分子推到了封建统治阶级一边。相反，湘军则以捍卫封建传统思想为职责，以没有做过官的读书人为骨干，这些人主要是中小地主和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以农民阶级为例，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和发展主要依靠广大农民。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的农业大国，无论过去还是今天，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决不能让广大农民走向贫困化，应借鉴日本近代化及现代化的经验。农业是基础，农民是基本依靠力量之一，舍弃他们，就是舍弃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对于太平天国的历史影响，与会学者认为，应当以历史事实和近代变革实践为基准，全方位、立体化地透视这场农民运动。从整体而言，太平天国运动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发展起到了“催化剂”和“加速剂”的作用。
上海师范大学郭绪印教授认为，太平天国运动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改变了清朝的政治制度，造成政府权力下移。汉族地主通过办团练，掌握了部分权力，但是清王朝对汉族地主实力派一直不放心，最后导致袁世凯集团倒逼清廷覆灭。二是促进了江南一带城市的发展。农民运动所到之处，摧毁了压制工商业发展的行会制度，冲击了迂腐的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引发了江南人口大迁移，导致上海城市人口激增，使上海走向近代化。三是影响了长江一带帮会的发展。湘军解散以后，大多成为流氓、盗匪以及哥老会的主力，并且从“拥清”力量演化为“反清”力量。四是影响了海外华侨力量构成。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大批太平天国将领或其后裔逃往中南美洲和东南亚地区，并成为后来发动辛亥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
上海社会科学院盛巽昌研究员指出，太平天国给我们留下丰富的历史遗产，是后人研究中国农民的一把钥匙。农民讲究等级，太平天国人为制造了若干等级制度。今天的等级制度也很清楚，这是中国的一个特色。太平天国前期和后期有重要区别。太平天国所谓“圣库”，最后必然走向“小金库”，实际上就是他们的私人财产。《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要求走资本主义近代化的道路，这是符合当时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族资本主义的诞生扫清了道路和创造了条件。但由于农民起义领袖思想意识中渗透着浓厚的封建皇权主义思想，太平天国时期农民的“平等”、“平均”思想没有形成一种政治、经济制度而付诸实施。他认为，对于太平天国创立的各种职官等级制度、衣食住行制度等，应该加强研究。
赵玉良教授从晚清政权建设方面论述了太平天国运动对近代社会的影响。他认为，一个政权处于内外夹击之中，一般是危机重重，难以维系，但清王朝在历经太平天国与第二次鸦片战争双重打击之下还继续存在了48年，其间一度还出现了“同光中兴”，这一现象应该值得研究。清王朝通过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对抗列强武装侵略，迅速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统治结构，尤其是调整了满汉地主阶级的阶级关系，授予地方军政实权，放手重用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汉族地主。正是这一系列的内部调整和局部变革，才使得清王朝的统治在面临重大危机后又转危为安。
此外，与会学者普遍承认太平天国期间江南社会遭到了大破坏，认为这是太平军与清军共同造成的结果，体现在人口锐减、文化浩劫和经济凋蔽等方面。就太平军而言，后期由于纪律不严，造成的社会破坏甚于前期。就太平军与清军比较而言，太平军在平时造成的破坏较大，清军则是在战时杀俘虏太多。双方溃兵对社会造成的破坏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继续探索太平天国历史真相
对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和评价，近年来学术界出现一股“妖魔化”和“邪教化”的倾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华强教授对160年来太平天国运动史研究进行了回顾和总结。他认为，太平天国史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两个阶段。第一个时期即太平天国运动爆发至清王朝灭亡前，太平天国一直被称为“贼”和“匪”。国外记载太平天国的史料，多为当时在华的传教士、外交官和无业军官所写。国外有关太平天国的史料，前期以肯定和赞扬为多，后期以否定和敌视为多。第二个时期，从1894年孙中山发起兴中会，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孙中山在1894年创立兴中会，立志反清。从那时起，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开始弘扬太平天国，称洪秀全是“反清第一英雄”，称太平天国诸领袖为“民族英雄”、“老革命党”，孙中山自己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国共两党对太平天国持基本肯定态度。第三时期从1949年到现在，这一时期分为两个阶段：1949年以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为第一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到现在为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太平天国研究受毛泽东历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被人为拔高。十年“文革”期间，随着阶级斗争的白热化，学术界对太平天国的拔高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学术界长期以来僵化的理论体系渐渐被打破，学术研究走出了一元化的价值观，出现了多元化的价值观。第二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法轮功事件。法轮功事件发生后，部分学者认为太平天国起义之初装神弄鬼，与法轮功一样，属于邪教。部分学者将太平天国的负面和消极面无限放大，得出了完全否定太平天国的结论，社会舆论深受影响。这种观点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
南京太平天国博物馆张铁宝研究员指出，对待太平天国运动应理性看待。对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口号、纲领、外交、失败及影响等方面可以重新审视。他认为，太平天国提出的《资政新篇》纲领，无论是具体内容，还是行动举措都丝毫不落后于日本明治维新改革和清末维新变法。在反对列强侵略中，太平天国领袖态度强硬，表现可圈可点。学术界对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负面评价过多，贬低过多，对太平天国运动对立面的曾国藩评价过高，应实事求是，客观评价。对于“拜上帝教”的作用，应该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进行审视，不能与邪教简单等同看待。太平天国运动造成的大量人口减少问题，应全面客观、理性看待。华强教授赞同上述观点。他认为，太平天国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如果没有太平天国，清王朝会延长10年、20年、3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但是，清王朝一定会灭亡，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针对外国有关人士估计这场战争使中国损失了2000万至8300万人口的问题，他指出，当代学者估计“太平天国战争中作为主要战区的江苏等七省人口死亡7330万”，由于人口统计方法和手段出现问题，这一说法缺乏资料支撑，水分很大。
华东师范大学刘学照教授指出，太平天国运动应该从本义上进行研究。这次农民运动是起义农民对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与政治状况的一种反应，它的主要目标是“诛妖救世”，即反对以满洲皇帝和贵族为首的清王朝，用基督教一神教的拜上帝思想点燃农民的造反情绪，建立一个“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人间“天国”，是一场具有历史正当性但未成功的社会变革。这场农民战争动摇了清朝统治，使其权力结构重心下移，从而有利于洋务运动的发生，并成为日后辛亥革命和清王朝垮台的一种历史政治因素。
以多维复合辩证研究的视角审视太平天国
本次研讨会除吸引了大量历史学者外，还广泛邀请了政治学、心理学、军事学、文化学等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这些学者从各自学科领域视野，对太平天国史研究提出了真知灼见。
刘学照教授认为，对于太平天国史研究应坚持多维复合性思维，避免单一性研究。历史是多向的，任何一次革命都有正面和负面两方面的影响。上个世纪90年代，社会上出现“告别革命”的思潮，认为过去的革命不对。太平天国留下的丰富思想资料是不能轻易否定的，留下的许多历史经验也是值得后人认真反思的。
《解放日报》高级记者丁凤麟认为，当前历史研究存在一种十分偏颇的倾向，即对正面人物挖掘他的负面，对负面人物挖掘他的正面，有良心的史学工作者应当客观地看待历史。世界上无所谓好人坏人，这是缺少良心的一种看法。对于太平天国运动，其基本面不能推翻。我们分析太平天国的基本属性，研究它为什么取得成功？又为什么迅速失败？太平天国对社会的震动是多方面的，没有太平天国的震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出不来。这三个人以镇压太平天国起家，后来也做了一些有益于社会的事。
上海师范大学邵雍教授指出，群众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邪教史》一书将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均列为邪教，这是不对的。太平天国纵有一万个不好，但早期拒绝与洋人平分天下、拒绝毒品等是无法否定的。他提出，加强太平天国史研究应着重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重要文献研读，如《劝世良言》对洪秀全思想的影响，《北华捷报》中有关外国传教士与洪仁玕的关系等；二是要重视史实考订，根据原始档案，如《刘丽川上天王奏》，可以看出太平天国与上海小刀会之关系，根据有关闽浙小刀会史料，可以看出小刀会是怎样从上海转入厦门的；三是结合专题史研究拓展范围，如中国近代社会史、缉毒史、妇女史、绿林史、会道门史、会党史等专题历史中都含有若干太平天国内容，但学术界尚未展开研究。
复旦大学傅德华教授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谈了今后研究太平天国史的方向问题。他认为，目前太平天国整理的资料比较多，但对已有资料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此外，应加强二次文献和三次文献资料的整理工作，如编订《太平天国研究书目》、《太平天国研究人物丛书》等，进一步推动太平天国史研究向深入发展。
南京师范大学谢世诚教授指出，太平天国的痕迹今天已经很少看到了，但是这场运动的经验教训应当进行总结。他建议从政治学的角度总结太平天国的经验教训，为现实服务，不要拘泥于个别史实的考订。他认为，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是一种早熟的制度，是一种亚细亚的发展道路，与西方存在本质区别。在这种制度下，中国历代王朝统治均被暴力革命所更替，而西方则是进行良性的渐进性改革。研究太平天国史应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从中反思对现代化发展路径有何启示和借鉴。
《江苏文史研究》丁骏副主编认为，应将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背景放到世界背景中去分析，将近代中国农民运动与当时世界各国农民运动、社会变革、近代化进行互动分析。
上海邦德学院戚昳达提出，当前太平天国史研究应寻找新的视角和突破点。她认为，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虽然对两湖两广两江地区文化造成毁灭性影响，但是太平天国自身也创造了很多独特的文化，建议加强太平天国音乐、舞蹈、文艺作品等方面的研究。
编辑杜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