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宣布撤销国民党大学党部，既有蒋介石的主观原因，也是国民党自身发展及大学党部运作整体机理走向破败的题中之意。蒋介石的“武主文从”、以军控权、以权谋私的意识和行为，是其被撤销的主观原因;国民党党内机制不健全、党内道德腐化、党员队伍弱化、大学党组织涣散和民心避之等因素，是国民党大学党部被撤销的客观原因。而国民党“六大”后，该党多用武力镇压和管控大学师生，激增了大学师生的厌恶情绪和反抗行为，更丧失了大量潜在的文化党员，反之则为共产党的大学党部建设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关键词：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学党部;派系斗争;历史影响
中图分类号：D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19）12-0015-03
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为了加强对国统区及全国民众的思想控制，统一和集中党、政、军权力，与异己党派、社团和民间组织争夺知识分子的支持，强化群众基础和组织力量，国民党一改往日行径，积极在众多大学中扩建组织力量，致使多数国民党大学党员数量迅速增加，大学党部的地位得以提升并迅速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举足轻重的势力。在大学党部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以二陈为首的CC系和朱家骅派系间展开了明争暗斗。各股组织势力在大学校园中风生水起、你争我斗中，国民党于“六大”中突然决定撤销大学党部，使得生龙活虎的场面戛然而止、归于平静。除大学党部被撤销外，国民党亦决定撤销包括大学在内的区党部的组织活动。大学党部、区党部一时间接连被撤销，激发时人与后者对其断然举止原因的疑虑。由于国民党党史资料的遗失和历史的遗忘，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撤销大学党部的原因及影响始末还有很大的探讨空间。
1 国民党大学党部发展的历史嬗变
1.1 抗日战争前的大学党部运行
1.1.1 国民革命时期的大学党部设立
在中国国民革命时期，国民党正式建立伊始，党内组织、政务急需筹建完备，国统区大学党部的设立也已发端，但只设个别大学而已。考证发现，国民党于1920年开始在大学校园中渗入党团组织。“当时，在苏俄与中共的影响和推动下，国民党在青年学生中大力发展组织，吸纳党员，中央专门设立青年部，在部分大学和中学建立基层组织，‘学生入党’一度成为时髦话题。”[1]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不断鼓励党员代表到大学校园中吸纳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只因共产党的实力薄弱，吸纳校内党员、宣传党内思想等活动须由共产党员在大学内暗中组织。1926年7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中央教育行政大会上决议要求教育界全体人士加入国民党，随之开始以广东为起源地大力在全国推广党化教育。但是其效果不尽人意，一些大学中的党化教育流于形式，执行党义教育的教师受到了学生的歧视与排挤，因此党化教育中“思政”教育的目的未能实现。
1.1.2 国共内战时期大学党部的运行
国共内战时期，国民党对青年学生入党组织的态度由鼓励改为限制。态度多变的国民党以执政党的身份倾心转变政策，先后废除了以中央青年部为代表的诸多中央部门，放弃了对吸纳青年学子加入国民党的中央政策。1928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于第一次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上宣布撤销一切有关允许各个大学在校园内开设国民党区分部的决议，并决议以“三民主义教育”改换“党化教育”。党化教育的名称易改，但其“党义教育”的核心思想依然如故，保留之余并不断增设学生的党义教育课程。在抗战前期，由于国民党对党义教育重视不足，致使大学校园的党建工作效果不佳，甚至遭到了大学生的反感与排斥，因此国民党在抗日战争前期基本未在大学校园中建立党组织。但随着自身组织力量的不断壮大、国共两党的抗衡程度日趋深化，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加紧设立与发展大学党部。
1.2 抗日战争后大学党部的运行
1.2.1 陈立夫主控党务期间大学党部的运行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在大学校园普设党部。自1938年始，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着手在以中央大学为主的八所大学中设立党组织部，而后不断的增加党化高校数量。于此期间，以CC系主控的国民党党部与复兴社三青团为代表的不同派系进行了组织间的斗争，从中央至地方的各个大学中党团并立、各成系统，彼此相互竞争、互不妥协，久而久之派系矛盾激化、积深。为了抑制党内各派及共产党在大学中的斗争势力，国民党积极筹建大学党部。筹建过程中，针对教师和学生谁入党、入团的问题产生过意见分歧。其中姚从吾支持学生进入国民党党部;而蒋梦麟则支持学生入团、教师入党。最終，国民党与三青团均采纳了姚从吾的建议。但当时有半数的教授因为职位所需、晋升之便、维系人际关系等原因仍然加入了国民党。代表党部的CC系与复兴社三青团在校园中竞相争取教师入党、学生入团，致使国民党在陈立夫主控党务期间未能在大学校园中顺利运行。藉此，蒋介石决议朱家骅改换陈立夫为国民党组织部长。
1.2.2 朱家骅接掌组织部后大学党部的运作
1939年12月朱家骅接掌国民党组织部后便主张党部和教育界进行交往，并着力推进国民党大学党部的发展，虽有成果，但终因党内派系斗争引发祸乱致其党部于“六大”后撤销。朱家骅为进一步加强国民党大学党部的党务工作，他积极采取诸如承办学术讲座、资助大学研究部门油印学术论文和推荐师生到国民党部门工作等措施。但是缘由CC派不断大张旗鼓地在大学校园扩张势力，两支派系间的斗争依然不止，并且逐渐向校内外蔓延招致党内冲突愈演愈烈。1944年5月，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上取消了朱家骅组织部部长的职务，同年由于国统区通货膨胀的经济问题，蒋介石任命CC系主掌组织部。但此后在国民党内接连发生了诸如“飞机运狗”、昆明物价高涨、国民党抗日前线失利等事件，诱发诸如“倒孔大游行”一般的学潮和教师运动，最终蒋介石在1945年5月的国民党“六大”上宣布撤销大学党部。
2 国民党“六大”撤销大学党部的原因
2.1 蒋介石的个人因素
国民党大学党部被撤销的处决与蒋介石的意向和行为有着重要的瓜葛牵连。蒋介石于1907年考入保定陆军学堂，1908年在留学日本期间加入国民党（时称同盟会），1945年他早已成为国民党内掌控党政军的一把手。蒋介石因长时期地舞枪弄棒，其“武主文从”的思想便潜移默化、根深蒂固。蒋介石对于国民党这种以文为主的党务工作鲜有偏爱，他更多的钟爱是将党权转化为军权。蒋介石的官僚资本主义思想和大地主阶级的军政意识使其对建党、管党、治党的觉悟不高，党内建设流于形式。国民党员数量不少，但党内成员多为国民党军兵、行政人员和在国民党统治区“糊涂”招募的民众，因此党员质量和组织力量不高，给国民党带来的实质性建设作用欠缺。蒋介石从建党伊始在党建过程中对党的长效运营用力不足，并且当时在大学党部中时常出现不稳定的因素：大学党部发展时正值抗战时期，国民党在遭遇急需大量党费开支和人员支持的问题困扰时，以张澜、张君劢、左舜生等人提出的结束训政和党治案以及派系间在大学党部的斗争等多重因素又接踵而至，使本不过于重视党建的蒋介石心乱如麻、百感交集。他本不乐于过多为党建事务烦心过虑，偏却大学党部祸乱四起、党内斗争等杂乱事件愈演愈烈，固由多重考量与思索后，蒋介石决定撤销大学党部。
2.2 国民党组织形态的自身顽疾愈发严重
国民党大学党部因持续的派系纷争而陷入强韧内耗，严重阻碍其整体建设和发展。“国民党二十年来累积的病源，根本不是事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所谓组织。”[2]国民党自同盟会时起，其党内就有不同的政见之争，孙中山逝世后，党内派系之争愈发强烈，蒋介石执掌国民党后逐渐产生以复兴社三青团、CC系和朱家骅派为主要代表的派系斗争。1938年1月，时任国民党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意图在大学设立党部以扩张自己的地盘和势力，与此同时，掌控国民党组织部的CC系干将张厉生也相继着手在中央大学等8所高校设立党部以形成与教育部的抗衡。后来在大学党部形成了以朱家骅派和CC系为主的派系斗争，两派竞相在校园内拉拢师生、扩张势力，逐渐形成了政派、院系、地域间的斗争，其中兼有黄埔派、邹鲁派和第三党的争斗。“六大开幕之际，CC系和其他派系的权力争夺进入白热化状态，并且闹到蒋介石面前。”[3]面对大学内部国民党各派系间的恶斗情形，蒋介石愈发感触大学党部弊病顽固、治疗无方，因而蒋介石表态：“将使三青团脱离政治关系，成一与童子军衔接之教育性的团体。并拟此后禁止学生入党，免得各党竞拉学生，使学校不能安定。”[4]
2.3 高校师生对大学党部抵触和不忠
高校师生抵触自身顽疾频仍的国民党设立大学党部，且不忠信党部的发展。中国古往历史中的知识分子多为传统，一方面恃才傲物、专心学问;另一方面崇尚君子“不党”，自认为结党营私是小人所为。国统区知识分子“不党”的思想不仅源自中国传统的观念，而且受西方国家自由思想的熏陶。加上受民国初期国民党劣党政治的影响，当时国内多数师生抵触党派政治干预学术和教育。“即使在战时教授加入国民党已成趋势的情况下，在大学校园中，教授办党及办团，仍然不是光彩荣耀之事，大都还是悄然进行;凡热衷于此道者，口碑往往不佳。如陈寅恪、傅斯年等人即指责西南联大主办国民党、三青团的姚从吾、陈雪屏等愚而诈或愚而滑。”[5]抗战时期，国统区的通货膨胀、经济萧条和大学党部派系间激烈斗争因素严重阻碍大学师生的生存与发展。缘此，1942年起国统区爆发了多起学潮，广大师生对国民党大学党部的积怨愈深。1943年中国共产党地下党支部相继在大学设立，广大师生借此时机不断选择加入共产党，国民党大学党部在教育界甚至全国范围内逐渐失去民生力量。
3 国民党“六大”撤销大学党部后的影响
3.1 以武力为主的斗争激化了大学内部矛盾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内战随即上升为主要矛盾，国民党撤销大学党部后，国共两党在大学校园的势力此消彼长。以行动抗争的“武斗”迅疾代替了以往组织间的“文斗”，乃至出现了一个奇特的政治景象——国共两党在前方打仗，国民党在大学肆意打人。缘由国民党的大学党部被撤销，其对大学内发生的异端事件无耐遂只能抛却本可采用行政交涉、党间沟通之和平途径，尤其针对国共间的间隙摩擦、高热化矛盾，只能直接动用警务人员甚至军队力量震慑之，将本可以通过党部组织的力量化解于无形的学生运动激化为震惊全国的惨案和学潮。
国民党过于将大学作为自己的政治地盘和势力范围，将军政武力运用于知识分子聚集的大学，与大学的自身独立性发生尖锐矛盾，势必诱发大学师生的厌恶与反抗。初始形象欠佳的国民党在师生心目中的地位非难自保，更致使国民党组织力量一落千丈。由撤销大学党部激起的社会连锁反应，使国民党的狰狞面目为国人所知，中国共产党的求真、求实、爱民、保家卫国的赤子红心退却了国民党遮蔽的“乌云”，最终赢得民心、敛聚大学师生的向心力。
3.2 大学内部的国共实力与地位此消彼长
国民党大学党部撤销后，中国共产党的势力与实力不断提升。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本想借撤销大学党部之策扼制党派之争、还大学师生之安宁、保党之形象，赢知识分子之拥戴，进而敛聚国民党抗共的精力与实力。但此举适得其反，就这一决议自身而言，其实乃缺乏考虑，不为周全。国民党撤销大学党部继以行政和军事力量干预高校事宜。行政与军事力量的腐朽与生硬远逊色于国民党党政管理的相对“怀柔”与平易。国民党党政管理力量的弱化与裁撤，不仅不利于国民党继续在大学区域的统治，而且进一步激化了教育界人士对国民党统治的厌恶和抗击，引发了多种力量对国民党的斗争，加速了该党在内战中的失败。与国民党渊源甚深的顾颉刚认为：“实在，人心并不倾向共产党，而厌恶国民党太甚了，国民党已失尽了人心，故亟望其交出政权。”[6]中共借此国民党裁撤大学党部的机会加力宣传党务，发展大学党部组织力量，并最终相继赢得了教育界人士的支持，为中共最后的抗日、国共内部战争胜利和统一大陆创造了有利因素。
3.3 国民党建设与发展的潜在文化党员丧失
国民党大学党部的撤销不仅不利于现存势力的保存，更阻隔了新生党员的引进与发展，党内如果没有新血——青年党员，党组织就没有建设与发展的活力与动力。在中国面对内外战争时期，青壯年力量俨然成为激发和保持国共各党组织活力和战斗力的关键力量，且新青年的存在易可激生党内问题求证的新角度、新导向和新思维。反之，党内严重腐朽的组织形态便固步自封、渐入膏肓，失去基层组织的信赖与拥护，以土崩瓦解之势毁灭党的机体。国民党撤销大学党部之后，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以明或暗的方式进入大学校园，广聚人才、培育青年骨干、建立大学党组织，逐步荐引高校知识分子的思想智慧灌注革命和改革的新力量。国民党缘此亦受到了大学学潮和其它团体活动的抵抗与攻击，进而加速了国民党在全国大学区域乃至整体组织中主导地位的丧失，终由“贫血”和自身顽疾过重走向了没落和失败。
国民党撤销大学党部之举虽然可以“简单粗暴”的祛除校内斗争的“病体”，但却不能彻底根除问题之“病根”。蒋介石的目光尚不足长远，没有为国民党在大学及全国教育界的长久发展谋虑，似觉痛快的撤销大学党部，却未顾及此举已彻底隔断国民党与知识分子和谐往来的纽带、丧失了大量知识分子的支持，彻底为共产党在教育界的发展消除了障碍、自清了道路。
参考文献
[1]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M].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94：247-281.
[2]崔嵬.“国民党‘革’而不‘新’”[J].中国新闻，1948（9）.
[3]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380-386.
[4]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5卷）[M].中华书局，2011（5）：440.
[5]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M].中华书局，1979：481.
[6]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6卷[M].1948：3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