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广东区委迁至香港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5日，国民党在广东发动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广东全省。4月17日，中共广东区委秘书长赖玉润（赖先声）召集在广州的区委成员穆青、杨殷、冯菊坡、罗绮园、周文雍、吴毅等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会议决定区委机关暂时撤离广州，迁往香港；在广州另成立中共广州市委，吴毅为书记。
中共广东区委领导机关移至香港，开启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在香港的发展阶段。中共广东区委迁往香港后，中共中央常委于5月20日讨论广州党的工作和组织问题，决定由彭湃、穆青、黄平、赖玉润、阮啸仙等组成中共广东省委，陈延年不再回广东工作。五六月间，留粤的原区委成员在香港建立了中共广东特委，由穆青和赖玉润主持工作。
中共“八七”会议后，按中共中央指示，张太雷、黄平于8月19日抵达香港，20日，张太雷主持召开广东省委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通过了《拥护中央紧急会议之决议》。10月15日，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香港召开联席会议，组成了新的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共中央南方局，充实和健全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共广东省委以张太雷、阮啸仙、黄平、恽代英、贺昌、杨殷、黄锦辉、陈郁、周祥、何潮、罗登贤、陈志荣、黄钊、陈权、岑灿、李安、赖松柏、朱桂祥、王强亚、薛六、黄谦、欧日章、何石（何玉山）、李海筹、王酉等25人为委员，张善铭、黄学增、杨善集、吴毅、沈宝同、罗绮园、沈青、杨石魂、周文雍、周其鉴、蔡如平等11人为候补委员，以张太雷、黄平、恽代英、阮啸仙、黄谦、陈郁为省委常委，以张太雷为省委书记，黄平为组织部长，恽代英为宣传部长，阮啸仙为农委书记，杨殷为工委书记。中共中央南方局由张太雷、周恩来、恽代英、黄平、杨殷、彭湃组成。
1927年8月1日，中共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起义失利后，贺龙、叶挺、刘伯承、彭湃、周恩来、林伯渠、吴玉章、聂荣臻、谭平山等离开部队到达香港，部分人参加广东省委会议后转移。
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起义失败后，少数起义者到达香港，后转移。
1927年底，中共香港市委建立。香港市委受广东省委领导。1927年11月，广东省委从广州抽调一批工人党员，到香港培训，每期10天。1927年12月20日，李立三受中共中央派遣抵达香港，于当天召开会议，决定以张善铭代理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李立三则以中央巡视员身份指导广东省委工作。
1928年1月1日至5日，中共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全体会议，总结广州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大会选举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由李源代任。为贯彻中共六大精神，广东省委于1928年11月16日至24日，在香港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
中共与香港工人运动的广泛开展
1928年12月，中共广东省委为加强党内教育训练工作，成立了香港训练委员会，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和香港东区区委、九龙区委的宣传员组成，负责制订训练计划，编印学习材料和对训练进行具体实施等工作。从1929年初至3月，中共广东省委在香港连续举办了5期训练班，每期9天至10天，主要学习中共六大和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文件，总结实际工作经验和研究工作方法。除举办训练班外，党组织还编印、出版各种党内刊物和理论小册子，供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其中有香港市委的《香港工人》、香港海员支部的《中国海员》等。
1929年8月1日，中共香港党组织遵照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举行工人示威活动。香港党组织在布置这次工人示威斗争时，中共广东省委也参加实际的指导。1930年上半年，白区工人运动有所复苏。在香港，有糖房、铁厂和码头等行业的工人反对工头的斗争，海员工人要求加薪和反对开除工人的斗争。同年8月，在中共领导下的香港工人代表会的组织下，香港建筑业工人为要求加薪、改善待遇和工作条件举行同盟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达5万。接着，香港的电器、电车、汽车、印刷等行业的工人也举行了罢工。
随着白色恐怖的加剧，至1932年5月，香港仅有40多名党员，原有的中共香港市委被撤销，改设香港、九龙两个区委。
到1934年9月，中共广东省一级领导机关被彻底破坏，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再次陷入低潮。广东党组织的活动停止后，在香港、广州等地仍有一些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在工人中活动，自发地发动一些工人斗争。在香港，1935年7月，一些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和原赤色工会的会员，在海员和洋务工人中以“余闲乐社”为基础，发起成立“余闲乐社”总社，以从事慈善事业和开展娱乐活动的形式，团结、组织和教育海员工人进行抗日救亡活动。“余闲乐社”在各远洋船上以及港、九等地设立了许多分社，社员人数到1937年发展到1.7万多人，并与上海的海员总工会建立了联系。
1936年夏，中共中央北方局派薛尚实、王钧予到香港重建南方的党组织。
香港“红色交通站”的建立
1927年秋，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广东省委发布了《交通处工作条例》，对广东境内的地下交通工作作了具体规定：在香港设立南方局总交通处，在澳门设立广属交通处，负责广州及中路各县交通事务，并在各地设立分处。
香港是广东党组织领导机关活动的中心，为了加强与中共中央（设在上海）的联系和对全省各地区的联络，中共广东省委开辟了与上海的联系通道和一些通往各地区的交通线，逐步形成了一个以香港为中心，分布于全省各地的地下交通网络。当时，中共中央与广东省委（香港）的联系，主要由海上通道进行，通过上海至香港轮船上的海员中的党员或工会会员的掩护和帮助，来传递信息、运送物资和护送干部。中共中央在上海出版的报刊，也是由轮船上的党员和海员工会会员携带抵港的。
1930年秋冬之间，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广东省委的协助下，中共中央开辟了一条经上海、香港、汕头、青溪（大埔）、永定，进入江西中央苏区的长达数千里的秘密交通线。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先后派饶卫华到香港，陈彭年、顾玉良、罗贵昆到汕头，卢伟良到大埔，李沛群到闽西，负责交通站工作。另外，还调派肖桂昌、曾昌明、熊志华等担任中央交通线专职交通员。
这条秘密红色交通线开通后，主要担负了如下几项任务：第一，传送中共中央与中央苏区之间来往的文件。第二，护送大批干部安全进入中央苏区。第三，在秘密交通线沿途向苏区输送物资。如在香港、汕头、大埔以及苏区边境各县，党组织开设了一些店铺。这些店铺有香港大新公司、汕头中法药房、汕头电器材料行、青溪永丰客栈等。利用这些店铺，向苏区输送所需要的物资，主要有布匹、食盐、药品、纸张，以及电信、印刷、军械等器材，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央苏区物资匮乏的困难，有力地支援了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
除上述秘密交通线外，中共广东省委还协助中共中央开辟了经上海、香港、广州、韶关、南雄、信丰进入瑞金苏区的“粤赣线”等地下交通线。广东沿线各地党组织积极配合和协助交通站工作。中共广东省委在香港还协助中共中央建立特科机关。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香港党组织的演变
1927年4月15日广东发生反革命政变后，中共广东区委迁往香港。省委机关此后一直设在香港。香港虽然比内地其他国民党统治区具有某些特殊条件，有利于党的活动，但当时全国革命形势还处于低潮，港英当局与国民党相互利用、勾结，中共广东省委机关不断遭到破坏。
1928年2月上旬，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李立三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中共中央派邓中夏代理广东省委书记。2月20日，省委常委黄谦因反动分子告密，被香港便衣警探跟踪，致使省委机关暴露，邓中夏、黄谦、罗登贤、王强亚四人被捕。此为省委机关第一次遭到破坏。2月24日，李立三从上海返回香港，成立新的省委，加紧营救工作。除黄谦外，邓中夏等人被营救出狱。
中共六大后，李立三留中央工作，在六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的李源接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1928年秋，李源在巡视东江苏区时被捕牺牲，黄钊、卢永炽先后继任广东省委书记。在此期间，省委的领导工作实际上是由中央巡视员兼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贺昌主持的，聂荣臻任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邓发任组织部长兼香港市委书记，陈郁任工委书记。1930年2月，贺昌、聂荣臻调中央工作，中央派罗登贤任广东省委书记，李富春任组织部长。同年8月，罗登贤赴上海参加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后留中央工作，省委书记由卢永炽接任。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以“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为旗号，提出了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还要“左”的错误观点。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广东省委在香港的活动更为困难，省委机关经常遭受破坏。从1月14日至18日，省委组织部、宣传部、交通部、秘书处、电台等10多个机关，以及中央驻香港特科机关和香港市委机关相继被破坏。省委书记卢永炽、宣传部长林道义、农委书记兼组织部副部长陈舜仪、军委书记杨剑英、香港市委书记张家骥等50多人被捕，只有组织部长李富春幸免。中共广东省委机关被破坏后，李富春组织了以他为书记的临时省委。3月20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了以李富春为书记的中共两广临时省委。中央派章汉夫（谢启泰）、凯丰分别任两广省委常委和团两广省委书记。3月29日，正式成立中共两广省委，以李富春为书记。
1931年5月，中共中央派蔡和森到香港，接替李富春，任两广省委书记。李富春调中央工作。稍后，中央先后派李硕勋、陆更夫担任两广省委军委书记。同年6月和12月，两广省委两次被破坏，前后两任省委书记蔡和森、章汉夫被捕。蔡和森经营救出狱，被调回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1932年3月16日，由于省委常委、省委驻香港特派员廖亦通（廖多汶）被捕叛变，两广省委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团两广省委机关和中共香港市委机关受牵连，同时被破坏。中央巡视员翁泽生（翁定川）、两广省委书记陆更夫、省委秘书长王兰英（王文灿）等20多人先后被捕。两广省委机关被破坏后，5月初，省委常委潘洪波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后于六七月间建立了两广临时工委，9月27日正式建立了两广工作委员会，均由潘洪波任书记。
1932年12月，中共两广工委和香港市委准备组织广州起义5周年系列纪念活动。港英当局早有防备。纪念日前数天，团香港市委书记兼团两广工委宣传部长容敬良被捕。12月13日，由于叛徒出卖，中共两广工委书记潘洪波被捕，随即叛变。接着，党、团两广工委和香港市委均遭破坏，两广工委组织部长陈允才、常委陈均华，团中央特派员陈婓琴，团两广工委代理书记刘志远（刘来）等20多人被捕。中共两广工委被破坏后，党、团两广工委和中共香港市委部分负责人，联合组成中共两广临时工委，1933年下半年起，由陈应同任书记。
1934年3月，林德隆回到香港。林于3月21日在两广临时工委会议上传达了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及中央对广东工作的指示。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两广临时工委改组为香港工作委员会，以林德隆为书记，陈光为宣传部长，巫坤为组织部长。会议还决定派郑怀昌等人到中央学习。同年8月，郑怀昌从中央学习回来后接任香港工委书记。9月，香港工委决定在“九一八”事变3周年纪念期间，广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活动引起了港英当局的注意。9月17日，大批警探包围了智仁勇学校（香港工委活动地点），逮捕了香港工委宣传部长陈光。接着，香港工委机关被破坏，郑怀昌、林德隆等被捕。之后，郑怀昌被引渡到广州，被反动派杀害；陈光被驱逐出境，到了越南；林德隆出狱后脱离了党组织。从此，中共广东省级党的领导机关便被迫停止了活动。
香港党组织的恢复与重建
广东地方党组织自1934年9月香港工委机关被港英当局破坏后，基本停止了活动。但仍有少数基层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在琼崖、东江和粤北山区坚持活动。在香港、广州等地，亦有少数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各自以不同的方式继续斗争。自1935年夏开始，在抗日救亡运动节节高涨的形势下，香港、广州等地的共产党员的活动日益活跃，主要有：（1）王均予在广州组织中国青年同盟。（2）何思敬在广州指导成立“突进社”。（3）1935年，在临时中央属下特科工作的宣侠父，在香港开展统战工作，任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简称“大同盟”）不管部部长。在此前后与宣侠父在“大同盟”一起工作的共产党员有：梅龚彬、陈羲舟、金城、苏惠、姚铎、陈辛人、林望中、陈子谷、郑德、邱东平、林蒂等。宣侠父于1935年间在香港成立了中共华南工委，并任书记。（4）1934年和1935年，共产党员李守纯、陈勉恕先后到高明第三小学任教。陈勉恕以高明“力社”为基础，领导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编印《阳光》等刊物学习马列主义。高明“力社”的组织后来扩展到高要、鹤山、新兴等县，有分社80多个，社员3200多人。（5）1935年秋，共产党员周楠（原香港市委组织干事）与石辟澜、唐章等，在香港联络中小学教师和汽车、纺织、洋行各业工人，成立“香港救国会”，声援学生运动，会员发展到1000多人。1935年12月，北平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一二·九”运动。运动爆发后，省港两地的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并扩展到广东其他地区。在此前后，在党的影响下，以香港、广州为中心，各地相继成立了一批以开展抗日救亡为主要活动的进步团体，一批优秀分子在抗日救亡运动中锻炼成长。上述共产党员“一二·九”运动前后在香港、广州和其他地方的活动，为广东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奠定了基础。
1936年初，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兼河北省委书记高文华委派河北省委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主任薛尚实，到香港开展华南地区的工作。薛尚实化名孔尚士、杨良等，于1936年春节前后到达香港。他首先与在港活动的中共党员宣侠父、梅龚彬、陈羲舟取得联系，后通过宣侠父的介绍，与苏惠、姚铎等接上关系。1936年1月13日广州“荔枝湾惨案”后，何思敬到达香港，薛尚实经人引见认识了何思敬，并在同何联系的过程中，先后同谭平山、李章达、李伯球等相识。在香港，薛尚实还通过何思敬，认识了广州“突进社”负责人张直心，于1936年3月吸收张直心入党，并向张布置了扩大“突进社”，使之成为党的外围组织的任务。
在香港，薛尚实指示共产党员张直心，在广州“突进社”吸收党员。张直心即将“突进社”主要成员杜埃、吴超炯、叶乃勋、陈维岳、李静音等分别吸收入党。“突进社”骨干刘秉钧、黄焕秋、饶彰风以及其他成员随后也被吸收入党。经薛尚实同意，张直心还在国民党军队中秘密发展党员。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山大学支部，张直心任书记，杜埃负责宣传，吴超炯负责组织。在此前后，薛尚实在香港、澳门、广州等地，发展了吴有恒、赖石昂、罗范群等人入党，并建立了一些党的基层组织。1936年夏，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何思敬、陈汝棠、李章达等人在香港成立全国各界联合会华南区总部，由何思敬主持工作。连贯、吴有恒、饶彰风等许多共产党员，也成为“南总”主要成员。薛尚实推动“南总”与周楠、石辟澜、唐章领导的香港救国会联合共同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救国会许多骨干先后入党。
1936年9月，在广东各地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一些地方基层党组织陆续恢复重建的基础上，薛尚实报告中共中央北方局，要求成立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南临委）。随后，薛尚实从广东调饶彰风，从梧州调莫西凡，加上在香港的姚铎、苏惠等，组成南临委机关，薛尚实为负责人。是年11月，南临委创办的机关刊物《大路》出版，饶彰风任主编。《大路》公布了南临委的名称。这个刊物及时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和各项方针、政策，转载延安《解放》周刊、北方局《火线》等党内报刊的文章。是年底，南临委与北方局一度失去联系。后薛尚实通过陈寿康，到上海找到中共中央驻上海办事处负责人潘汉年，在上海建立了联络机关，并与在延安的中共中央直接取得了联系。中共中央遂于1937年5月派张云逸和云广英到香港工作。
南临委的成立，标志着中断两年的中共广东党组织领导机关已重新建立，华南各地党组织的活动开始恢复。
在南临委的领导下，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和香港海员工作委员会相继建立。
在香港，薛尚实发展吴有恒、赖石昂等人入党后，随即布置在中小学教师、工人和渔民中发展党员。有些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也从海外和内地来到香港，在南临委成立后找到了党组织，恢复了组织关系。到1936年冬，吴有恒等先后在中小学教师、人力车工人、渔民和洋行勤杂工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建立了党支部或党小组。在此基础上，南临委于11月决定成立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吴有恒任书记。港、澳地区的党组织，遂归香港工委领导。到1937年下半年，共建立了18个支部，有党员100余人。
1934年9月中共香港工委被破坏后，一批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在海员工人中的进步团体“余闲乐社”开展活动。1936年初，中山大学学生曾生因被反动派通缉而逃往香港，到日本“皇后”号轮船当海员，参加了由曾寿隆等人建立的“余闲乐社”。1936年10月，曾生受南临委指派，又到香港海员中开展工作。1936年12月，南临委决定成立中共香港海员工作委员会，丘金任书记，曾生负责组织。香港海员工委成立后，恢复了海员中一批老党员的组织关系，并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到1937年下半年，在香港海员中建立了4个党支部，党员有32人。
在香港，南临委还于1937年初成立了文化特委，领导香港的《珠江日报》《大众日报》《香港日报》《工业商报》《超然》《民族战线》等报刊的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并负责联系粤、闽、桂等省文教方面的活动。文化特委还与香港的华南通讯社、广西的民众通讯社、汕头的岭东通讯社，以及新加坡的通讯社建立了联系。1937年初，南临委、香港海员工委分别派党员到惠阳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
1937年9月，中共中央派张文彬（张纯清）到广东，于10月正式建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