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是一个好东西
也许是最好的
好东西是不会消亡的
抱最好的希望
做最坏的打算
一息若存
希望不灭
——佚名
1.巴特尔与凯文·卡特
我是有恐高症的人。扶着居所四楼阳台护栏往下看也会眩晕。
难以想象在更高的高度人体坠落撞向坚硬大地的情景，那种粉碎式爆破令我胆寒肝颤。巴特尔是个有勇气的人，他从12层公寓楼的阳台纵身一跃，他的身体砸向大地，像陨石坠落，也像军机坠毁。陨石坠落我没有亲眼见过，军机坠毁，我和巴特尔都见过。陆航团的米-171运输直升机在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的时候，我和巴特尔都在指挥塔里。透过指挥塔二楼的落地玻璃窗，我看见直升机启动，直升机的螺旋桨转动，逐渐加速，掀起的狂风吹起沙尘。直升机载着灾民需要的急救物资起飞，我看着直升机轰鸣着远去，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按照約定，次日早晨8时，我们将乘坐直升机赴唐家山堰塞湖采访。第二天早上，7时30分，我们赶赴机场时，发现气氛异常。机场营区门口增加了岗哨，有消息说是陆航团遇到紧急情况，飞行计划被取消。不久消息被证实，米-171运输直升机失事，震惊、恐惧、悲伤如山涧云雾覆盖我们。
我猜想，创伤性精神障碍就是在这时留在巴特尔体内的。
医学上有对这种病症的描述，即源于病人有过创伤性场景的体验，以致身体在恢复后，仍会反复出现创伤性情境或体验，伴有过度警觉、惊跳反应增强、易怒等症状，同时还会出现心慌、头痛、失眠、躯体多处不适等症状，有的则表现为过度逃避、退缩。比较起来，巴特尔比我严重得多，他一直在前线奔走，而且是第一时间奔赴前线。我们都不是灾难记者，没有灾难中自我预防和护卫经验。甚至都没有买过意外伤害保险，我们就凭着一腔赤诚和激情奔赴震灾前线。沿途所到之处，山河破碎城镇倾颓公路断裂，震灾之地实施军事管制，身穿白色防化服的军人驻守哨卡，绘有红十字的绿色军车停泊在关卡前，空气里充满焦糊味道与福尔马林的气息。检疫人员给过往的车辆喷洒消毒防腐液。
我和巴特尔在当时并没有交集，我们分属两家媒体各司其职。在崩裂的道路上遇见时我们会相互致意。那时候在前往震灾现场的路途总会遇见同行。我跟随的采访团受中宣部派遣，团员中有将军，因此可以疏通关卡。越野车沿着北川倾颓的县城行进。我们身穿迷彩服戴着防毒口罩。踩着震后废墟上的瓦砾，那里被军人挖掘出来的死亡者的遗体堆积在道路边，这样的景象令我胆寒肝颤。有生之年这应该是我们所经历的最重要的灾难现场，仿佛战争状态。
我住在成都杜甫草堂旅馆的三楼房间里，日夜轰鸣的直升机不停息地盘旋在城市上空，不断升起降落。此刻想起“兵荒马乱”这个词语。白天去医院采访，那里拦起警戒线，直升机盘旋着将从震灾现场挖掘出来的伤者送到医院，将亡者送到殡仪馆。医院的大厅里摆满病床，医生为伤残者施行手术，到处是痛苦的呻吟。看到这样的镜头我在夜晚睡觉时不敢闭眼。浩大的体育馆挤满灾民，城市公园也都搭满防震的帐篷，行走在道路上随时感觉到大地的余震。
巴特尔当时供职于京城的一家都市报，他和同事住在成都饭店，那里建有报社临时组建的灾难报道指挥部，他受指挥部的派遣到各个受灾之地采访，勘查灾情。我是单独行动。其时我正从供职的报社离职，应邀到一家香港时政杂志工作，然而这杂志的现状在我到任之后并不满意，只做了一年就离开。原来供职的报社的总监请我回去，犹豫之间赶上大地震。
到首都机场搭乘南方航空公司航班赶往成都时，空旷浩大的候机厅旅客稀少，只有开赴震灾前线的媒体记者和人道救援者。四川成为逃难之地，人们多在逃离的路上，约好接应我们的作家失去联系。航班飞抵成都我住在杜甫草堂旅馆的三楼房间里，为了有效预警，在电视机的顶上放了一个倒满水的玻璃杯，我经常看到透明玻璃杯里的水晃动，那是余震的显示。除了在医院采访医生和灾民，我还看到张贴在墙壁上的成百上千的失踪者名单。后来我以作家的身份又参加中国作家灾区采访团，前往倾颓为废墟的北川绵阳沿线采访，所到之处山河破碎，道路崩溃，楼群坍塌。现在想想有些后怕。因为不在坠毁的米-171直升机上，我们继续旧时光。
巴特尔像坠毁的军机砸向大地。这件事发生的时候距离我们在灾区相遇已过去五年。
他的跳跃运动显然筹谋已久，他能果决而行需要非凡勇气。我知道他是蒙古族血统，这是他如此刚烈骁勇的缘由么？正是冬季来临之时，巴特尔居住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巴彦淖尔盟的父亲，收到他从北京海淀区厢红旗邮局寄去的羽绒服，他的女儿收到他寄去的苹果牌电脑。这是他的亲人在他诀别人世所获得的馈赠，那是他在人间的最后消息。巴特尔67岁鳏居的父亲除了以黯哑的哭泣表达哀恸别无他法。相比于巴特尔惊天动地的坠落，这是一次静默的别离。他没有留什么遗书，也没有遗言。在最后时刻他只说：“我对这个世界无话可说。”
巴特尔是在午夜将这句话说给他的著作出版人的。编辑好的文稿压在出版人的抽屉里，也存在他的电脑文档里。这是永无可能出版的一部书。出版人找出她在那天凌晨与巴特尔的对话记录。“我对这个世界无话可说”，他发给出版人这句话。时间是2016年9月27日04：02。对于出版人告知他的书不能出版的消息他平静接受，“现在我其实也不期望什么。把希望搁置起来，只按照心愿和能有的力量往前走。”他说。出版人回答说：“是，努力往前走吧。”
事实上他只往前走了24小时，次日的凌晨他就实现了此生的最后一跃。
我是上午起床后看到巴特尔的消息。惊骇之时向朋友求证消息真伪，朋友黯然的话语证明消息确实。我在盥洗间洗漱完毕刷完牙穿起衣服的时候，噩讯已经如投在海面的炸弹震撼朋友圈，也震撼传媒界。媒体从业者都沉浸在物伤其类的哀恸情境。
我倾向于说巴特尔是遇到了心理危机，患有严重的创伤性精神障碍。
后来我们成为心意契合的朋友。他独自租住在亚运村一个住宅区，他邀请我去玩过，那是一栋商住楼12层朝东的一居室。楼下是出租的商铺，有公司租住的办公室，有洗浴和美发店。我看到这栋楼时还诧异他怎么会住在这样的地方：嘈杂人群熙攘，难有清净的时候。电梯间布满污渍，装修工人运送东西残留着沙土，楼道和电梯间都有餐馆的烟油和辛辣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