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权力得到了强化。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各地的副书记都在3名或3名以上。2007年左右，中央开始精简副书记职数，逐渐形成一个党委书记、第一副书记兼政府行政首长、一个专职副书记的结构。在这种构架下，副书记实际的权力并不大。可副书记一旦兼任政法委书记，手中的权力就大不一样了。
或许有人会注意到，中央政法委书记不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是“削权”，可是很多地方的政法委书记却又由副书记兼任，这又是加权。这是怎么啦？
这其实不难理解，中国官方的维稳压力，主要在基层不在中央，中央政法机关权力过大，对执政团体总体作用不大，反倒可能会出一些“幺蛾子”，而基层政法机关当下对维稳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因此，强化基层的政法权力符合当下的维稳逻辑。
这种逻辑，很强大。当下，各级纪委纷纷增设案件室、加派办案人手，十八届中纪委三次全会还明确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此外，各级纪委还退出了一些协调机构，以集中精力反腐办案。纪委的重要性和在党内的地位，最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但中国当下并没有出现大批纪委书记由副书记兼任的人事局面。
在纪委受到如此重视的当下，一些地方仍把政法委书记置于更突出的位置。这，或多或少证明，在一些地方党群关系依然紧张、干群矛盾依然突出，以致一些地方官觉得来自维稳的压力更大。
需要厘清的是，现实中不是突出的干群矛盾导致了腐败高发，而是高发的腐败导致了干群矛盾大，从而让地方政府面临了巨大的维稳压力。而事实上，只有控制住了腐败蔓延的势头，维稳压力才会真正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