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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建没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最近五年，从履职不力的代表被劝退去职，到丑闻缠身的代表被清除出列，再到辽宁省委原书记王珉转任全国人大要职后被揭腐败老虎等典型个案，无不表达了荡污涤垢的决心。而对两起贿选大案的严厉追责，更是震动全国、警示社会。
首先浮出水面的是湖南衡阳贿选案。2012年年底至2013年年初，衡阳市第十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差额选举省人大代表时，发生大面积贿选事件，出席会议的500多名市人大代表几乎全体沦陷，涉案金额高达1.1亿佘元。案发后，一系列追责行动随之启动。2013年年底，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发布公告，依法确认以贿赂手段当选的56名省人大代表当选无效，5名未送钱拉票但工作严重失职的省人大代表亦被终止代表资格。同时，衡阳市有关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分别作出决定，接受512名收受钱物及3名未收受钱物但工作严重失职的衡阳市人大代表辞职。此后，包括18名厅级干部在内的466名涉案人员被予以党纪政纪处分，包括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在内的69人则被追究刑责。
湖南衡阳贿选案佘波未了之际，更令人震惊的辽宁拉票贿选案亦曝光于天下。该案包括辽宁省委常委换届选举、全国人大代表换届选举、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过程中的一系列贿选窝案。其中，2013年辽宁省人代会换届选举全国人大代表时，45名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拉票贿选，占辽宁代表总数44.1%，而收受贿赂卷入其中的省人大代表更是多达523名。辽宁政治生态因此严重崩坍，官场地震不断引爆。在随后的追责风暴中，多名涉案高官落马，贿选人员被追究刑责。
辽宁贿选案是新中国成立后查处的第一起发生在省级层面、严重破坏人大选举制度的重大案件。其涉案人员之众多、贿选情节之恶劣，史无前例。尤其严重的是，2016年9月，随着452名涉案的辽宁省人大代表辞去代表职务，省人大实有代表仅剩147人。省人大常委会也因过半数组成人员终止代表资格后，其常委会职务也相应终止，已无法正常开会履职。由于选举机构通常是换届时没置的临时眭机构，而选举法亦未对大规模补选作出制度安排，面临“停擺”危机的辽宁省人大如何善后，成了前所未有的宪法性难题。
为了应对这一紧急情况，2016年9月1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打破常规的开会周期，召集临时会议，依据宪法精神和有关法律原则，对辽宁贿选案的后续问题作出妥善处理。除依法确定辽宁省45名拉票贿选的全国人大代表当选无效外，还通过决定，成立辽宁省第十二届人大第七次会议筹备组，由其代行省人大常委会部分职权。其后，辽宁省人大迅速踏上正常恢复之轨，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对危机的创制性安排，更是在人大行权史上留下了独特的篇章。
接踵曝光的湖南衡阳贿选案、辽宁贿选案，是对人大制度的严重挑衅，更暴露了伤害民主政治的巨大危险。在以“零容忍”之势切除贿选毒瘤的同时，如何吸取深刻教训、塑造风清气正的选举生态，也引发了全社会的反思。2016年，随着各级人大陆续迎来新一轮换届选举，两起贿选大案成了反腐警示的高压线，一系列完善代表资格审查机制、强化选举全过程监督的改革措施纷纷落地。由此，大批具备社会责任担当和合格履职能力的候选人，进入了代表行列。而选民和舆论亦将此轮选举赞誉为“规矩最严、风气最正”。
而这样的变迁，也正是过去五年人大风雨前行路上的一个缩影。对于已经完成历史使命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而言，其所创造的行权佳话，终将驻留于人们致敬的目光中。而清点岁月所留下的印记和启示，更会开启遥望未来的窗口，令人对未来的人大行权传奇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