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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正教对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塑造

自我介绍 时间:2021-07-25 10:24:28

摘要: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特有的民族性格。民族性格是一个民族最鲜明的标志,也是该民族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原因。俄罗斯的民族性格和东正教密不可分。东正教中的多神教成分造成了俄罗斯民族二律背反的性格。东正教的弥赛亚精神塑造了俄罗斯民族的强烈使命感,东正教的苦难精神培养了俄罗斯民族超强的忍耐力,东正教的“聚合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俄罗斯民族的集体主义精神。

关键词:民族性格;东正教;弥赛亚;聚合性

一、东正教中的多神教成分与二律背反的民族性格

东正教成为俄罗斯国教之前,俄罗斯信奉的是多神教。在俄罗斯皈依东正教的过程中,复杂的多神教成分被吸纳到了东正教中,形成了具有俄罗斯本土特色的东正教宗教结构。“罗斯受洗”是俄罗斯接受东正教的一个重要标志,但一种宗教想要完全融人一个民族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多神教对俄罗斯人民的影响很深,特别是对于自然力量的崇拜由来已久。这些传统的习俗均被东正教以新的形式融合到自身中来,如保留着许多源于多神教的节日、供奉酒神等。别尔嘉耶夫指出:“俄罗斯人的双重信仰——东正教信仰和多神教信仰可以解释俄罗斯民族的众多矛盾之处。俄罗斯人生活在两种文化的影响之下,俄罗斯国民性格的形成与其说是地理环境的影响,还不如说是东西方文化的影响。”

这种二律背反看似很矛盾,其实是很普遍的,仅就民族性格层面而言,俄罗斯并不是唯一一个具有二律背反性格的民族。日本人的性格中也有强烈的二律背反因素。本迪尼克特在《菊与刀》中这样描述日本人的性格,“他们彬彬有理,又很蛮横高傲;既冥顽又能适应革新;性格既温顺,又不轻易受人摆布;他们既忠诚宽厚,又心存叛逆:他们做事情只考虑面子,但又有真诚的良心;他们既倾慕西方文化,又保持着良好的传统。”(鲁思·本迪尼克特2005:3~4)本迪尼克特对日本民族性格中二律背反特征的描写可谓是一针见血。俄罗斯学者别尔嘉耶夫曾这样总结俄罗斯性格的两极性:“在俄罗斯人身上可以发现矛盾的特征:专制主义、国家至上和无政府主义、自由放纵;残忍、倾向暴力和善良、人道、柔顺;信守宗教和追求真理;个人主义、强烈的个人意识和无个性的集体主义;民族主义、自吹自擂和普济主义、全人类性;世界末日

弥赛亚说的宗教信仰和表面的虔诚;追随上帝和战斗的无神论;谦逊恭顺和放肆无理;奴隶主义和造反行动。”(别尔嘉耶夫1995:3)别尔嘉耶夫所描述的正是俄罗斯民族性格中最显著的二律背反的特点。这些特点都是一种性格的外在表现,究其本质是由于俄罗斯民族精神上的双重性导致的。俄罗斯地跨欧亚大陆,东西文化在俄罗斯这片土地上不停碰撞。俄罗斯没有二中择一,而是选择兼容并包,就像俄罗斯的国徽一样,一只双头鹰,一头望向东方,一头望向西方。这种文化的双重性尤其是东正教与多神教的融合,最终导致了俄罗斯民族二律背反的民族性格。

二、东正教的弥赛亚精神与俄罗斯民族使命感

东正教中弥赛亚精神的产生与末世论息息相关。早在古罗马时期便出现了许多有关末世论的书籍,如《梅福季·巴达利亚的发现》、《关于基督与敌基督故事》、《世界末日和敌基督的言说》、《基督二次降临、世界末日和敌基督》等。这些文本后来被逐一翻译成斯拉夫语,并在罗斯广泛流传。罗斯人逐渐地接受了这种末世论,并深深相信自己便是在末世拯救世界的神的选民。罗斯第一任都主教伊拉里昂曾说过:第一个接近上帝的是犹太人,而最后一个受上帝青睐的是罗斯人,所以罗斯民族不是普通的民族,而是一个被神选中的民族,肩负着拯救世界重任的民族。《往年纪事》的作者涅斯托尔甚至认为:罗斯的历史是《圣经》故事的再现。普斯科夫的伊列阿扎罗夫修道院院长菲洛费伊提出的“莫斯科是第三罗马”这一理论更是弥赛亚精神形成的一个标志。他认为,作为第一罗马的古罗马由于信心缺失而灭亡了,作为第二罗马的君士坦丁堡由于其与渎神的拉丁教会同流合污而衰落了,如今领导教会、拯救世界的重担已经落到第三罗马肩上了。这个第三罗马便是莫斯科。

东正教的弥赛亚精神赋予俄罗斯人极强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集中表现在一类人群身上——俄罗斯知识分子。俄罗斯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团体,产生于18世纪中叶。他们大多出身贵族,也产生于小官吏、小市民。他们的共同点便是反对专制,追求自由。这种对于自由的追求不仅仅是人的本性,更多的是一种救世使命感的伟大体现。他们追求的不是个人的自由,而是国家的自由,整个民族的自由。他们为了祖国,为了人民,可以献出一切,甚至是自己的生命。从拉吉舍夫对自由充满激情的呼喊到普希金热爱自由的呼声,从十二月党人的起义到西欧派与斯拉夫派的激烈辩论,从空想社会主义小组到俄罗斯侨民知识分子,无不体现出俄罗斯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一种强烈的责任感。(王忠威,2010)俄罗斯知识分子出身于俄罗斯民众。他们是俄罗斯民族的代表。他们的这种品质代表了整个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救世心理和强烈的使命感。而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这份使命感正是来源于东正教弥赛亚精神,是这种救世的使命感让他们在祖国需要的时刻一次又一次站出来,也是这种使命感让他们不顾生死为国家民族、为全人类的自由而奋斗。

三、东正教的现世苦难学说与俄罗斯民族的忍耐精神

俄罗斯是一个饱经沧桑的民族。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苦难史。所谓“与天斗”指的是俄罗斯的气候一直很恶劣。作为主要农作物的小麦,由于其春夏季节加起来不过五个月,产量一直很不稳定。如果春天来得迟,那么农民就要忍饥挨饿。再加上降雨量与雨季的不规律使得农业问题更加严峻。此外,他们还不得不“与地斗”。俄罗斯的地势非常平坦,没有天然屏障来抵御外敌。外敌来人侵时,可以长驱直人,这也就直接导致了俄罗斯民族一直要“与人斗”。从瓦良格人人侵到鞑靼蒙古族的统治,从拿破仑军队的侵袭到德国纳粹的掠夺,俄罗斯民族忍受了难以想象的苦难。仅以二战中的两次战役为例。莫斯科保卫战无疑是二战中苏德之间的一次关键战役。1941年9月底,德军在苏德战场北翼封锁了列宁格勒,在南翼占领基辅,在中央攻占斯摩棱斯克,打开了通向莫斯科的门户。9月底,德军开始实施代号为“台风”的作战计划,企图一举攻下莫斯科。若是首都失守,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苏联人民发起了顽强抵抗,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保卫首都的每一寸土地。据史料记载:苏联在3天之内组织了25个工人营、12万人的民兵师、169个巷战小组,发动60万人围绕莫斯科城修筑三道防御工事。在修建工事的人中妇女占了四分之三。到10月末,仅妇女儿童就构筑了700公里反坦克堑壕,挖掘了300多万立方米的泥土,修筑了3800余个临时和固定火力点。正是这种超乎常人的忍耐精神让苏联保住了莫斯科,打破了德国闪电战必胜的神话。同样,苏联也为这场胜利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为赢得这场战争,苏联人民遭受了惨重的伤亡。据统计,苏联共有2700万人死亡,其中1800多万为平民,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人员伤亡。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战役便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东部战线的转折点,也是近代历史上最为血腥的战役,双方伤亡估计约200万人,战争的残酷可想而知。其中,苏联红军474,871人死亡,650,878人受伤或被俘,合计伤亡1,129,619人。在德军攻入城区的短短1星期内,超过4万莫斯科市民被杀,而在整个战役中牺牲的平民人数没有准确的统计,但可以说远远超过这个数字。长达6个多月的血战,苏联人凭借着坚韧的品格赢得最后的胜利,扭转了二战局势。俄罗斯民族这种坚韧的品质不仅在战争当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在战后也同样重要。二战之后,俄罗斯的国土遍布纪念战争亡灵的墓碑,各类工厂全部荒废,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但俄罗斯女性凭着她们的韧性和仅剩的男性一起在残瓦断壁中重新建起了新的俄罗斯。

造就俄罗斯民族这种超乎寻常忍耐精神的原因有很多,但其根本原因之一便是东正教的现世苦难学说。东正教的现世苦难学说让俄罗斯民族把现世的苦难生活转化为上帝对他的子民们的考验,让俄罗斯人相信正是由于现世的苦难才能在来世获得新生。正是东正教这种现世苦难学说让俄罗斯民族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中即使饱受苦难,即使历尽失败与无奈,还是努力着,忍耐着,久而久之培养了俄罗斯民族超乎寻常的忍耐精神。

四、东正教的“聚合性”与俄罗斯民族的集体主义

东正教对俄罗斯民族集体主义的影响主要来源于两方面:其一源于东正教的弥赛亚精神,因为俄罗斯民族的救世使命,他们不愿意一个人得到救赎,而是以集体得救为目标;其二,更重要的是源于东正教的“聚合性”。“聚合性”是俄罗斯东正教文化的显著特征。这是由俄罗斯宗教哲学家霍米亚科夫提出的专有名词。“聚合性”指的是统一和自由的结合,“这种结合是建立在爱上帝及其真理和爱上帝者之间互爱基础之上的,在天主教那里只有统一而无自由,而在新教那里只有自由而无统一,在这些宗教信仰中实现的仅是外在统一和外在的自由”。(洛斯基1999:31)只有东正教将统一和自由二者完美结合。聚合性的根本含义是具有共同信仰的俄罗斯东正教教徒,在共同的宗教仪式中进行祈祷,最后在保持个性的基础上达到同一。“聚合性”指的是人们之间的自由联合。这种联合建立在对基督爱的基础上,目的在于寻找共同的、集体得救的道路。(赵丽君,2009)俄罗斯民族正是在这种“聚合性”的东正教的影响下,逐渐走上自由的统一的。俄罗斯民族注重集体,而轻视个人。别尔嘉耶夫曾说:“在俄罗斯生活中,个性因素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俄罗斯人民永远喜欢生活在集体的温暖之中,生活在大自然的亲密无间之中,生活在母亲的怀抱之中。”(别尔嘉耶夫1999:5)这一点在13世纪的俄罗斯村舍制度中便有所体现。村舍这种生产方式要求各成员都要发扬集体主义精神,个人依附于村舍才能存活,这样的农耕制度也只有在集体主义盛行的俄罗斯才能顺利进行。除此之外,俄罗斯民族喜欢集体的宗教活动,如俄罗斯人进行的是集体式的洗礼与礼拜,反过来这些集体宗教活动更加强化了俄罗斯人的集体主义。霍米亚科夫强调聚合性的本质是共同信仰,“每个基督教徒内心深处的每一次道德的胜利都是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盛典。当统一体内部每个成员都团结一致,这就是教会的自我见证”。(XoMHKOBa1994:15)所以,是东正教这个共同信仰产生了俄罗斯民族的“聚合性”,从而塑造了俄罗斯民族的集体主义。

五、总结

俄罗斯民族的性格复杂而又鲜明。俄罗斯人追求自由又有着强烈的集体主义,他们有着极强的忍耐力,也有着崇高的使命感。这一切都与东正教密不可分。东正教从一个外来宗教成为俄罗斯民族的精神统帅,在俄罗斯的历史上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东正教一次次地赋予俄罗斯民族坚强的意志,一次次地把俄罗斯民族统一起来,一次次挽救俄罗斯民族于水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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