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新生乡
此刻，绵延的小兴安岭的山上落满了雪，一个孤独的牧牛人正在被山包围的乡村中等待我给他寄一封信。
在见到牧牛人的前一天晚上，我坐在黑河市区一个十楼房间里，看窗外的房屋被无声的落雪慢慢覆盖。对于这里来说，雪总是如期而至，它不是惊喜与礼物，也不会带来失衡与灾害，它的落下与消失，只是冬季在时间上的一个寻常刻度。对我在黑河的朋友兼向导而言，雪却是一个警告，他不想让我冒雪赶路进山，因此把我接下来的行程圈定在市区之中。而我如此渴望进山，偏他第二天另有事务在身，那么，圈住我就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得不承认，偷偷进山的想法，会使这一行程更加诱人。
我要去的地方是新生乡，它处在小兴安岭的北缘，离黑河市区只有70多公里的路程。雪后的路面是否非常危险？临时找到的张师傅是个老司机，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谨慎地问了一圈别人，之后告诉我，这场雪很黏，路上的雪还没被压实，可以跑。清晨6点半，天空还是青灰色，张师傅带着我和摄影师杨老师驶离黑河市区，向山里跑去。
这是我第二次来新生乡。新生是本地的鄂伦春族下山后的一个定居点，原本是个村，慢慢扩展一点，就变成了乡驻地。上一次到达是几天前的一个下午，11月份的下午2点，在这里已是接近傍晚的时间，我们直抵乡中心的岭上人博物馆。博物馆建筑像个大库房改建，虽小却精致，外墙上贴着浮雕的鄂伦春人的游猎画。没有别的参观者，一个大眼睛圆脸的漂亮姑娘打开卷帘门和展厅灯，换上类似鄂伦春族的民族服装，为我讲述鄂伦春族的各种袍皮制品、桦皮制品和生活用具。
“鄂伦春”的意思是“养驯鹿的人”或“山岭上的人”，他们在很长的年代里游猎于山上林间，每个男人都是好猎手，他们的日用品也多取材于山上。博物馆中这些厚而壮实的袍皮大衣看起来似曾相识。几年前我在大兴安岭西侧的根河，鄂温克人的定居点，看过一个鄂温克人的博物馆，也有许多类似的制品。鄂伦春人和鄂温克人同属发源于贝加尔湖南端的通古斯人，他们在元代的历史中被叫作“林中百姓”，只是在近代一次更细的民族划分中才成为两个民族。虽有了不同的名称，相同的游猎背景却使他们在当代又一次面临相同的命运走向：下山。
游猎者不再定居于山上，他们从此很少使用的传统物件才有进入博物馆的可能。我不是一个好的听讲者，一边听姑娘讲解，一边猜测，她是不是鄂伦春人。她的大眼睛双眼皮让我犹豫，直觉上她不是。如果是熟悉鄂伦春族相貌的本地人，一定不会像我这样没经验，他们会说，细眼睛大圆脸小个子，才是鄂伦春人。姑娘证实了我的猜测，她是汉族人。
在2000年的一次普查中，中国境内的鄂伦春人只有8000人左右。所以，即使新生这样的鄂伦春定居点，也只有80多位鄂伦春人，其他上千人大多是汉族人。鄂伦春族下山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新的政府在山下建立房屋，组织鄂伦春人定居，他们才渐渐不再住在山上。许多人对这个现象的表述是，鄂伦春人直接从原始部落进入现代社会。这个表述非常模糊，其实清政府早先就尝试过定居政策，而20世纪50年代这次定居，用“房屋”来定义“现代”这个词，又显得不太有说服力。
如果“现代”是一种仰赖农业文明的定居生活，鄂伦春人显然没有那么快进入这种平衡状态，何况，“现代”二字远比农业与定居丰富得多。在此行之前，我对鄂伦春族仅有的了解，来自一个非常笼统的研究：游猎是鄂伦春人长期形成的稳定生计方式，一旦突然面临禁猎、转产、定居，一个打惯了野兽的猎人不可能立即变成一个种地的农人，他们在心理与技术上都不能迅速适应，与其他人数多的民族相比，几乎没有竞争优势，就有了严重的文化生存危机。这个信息来自于2001年国家民委的一份调查报告以及后来的许多研究文章。
我从博物馆出来，站在新生乡的街心，北方寒冷干净的空气如此真切地扑面而来，这个来自遥远的纸堆里的信息，也不过是一个信息而已了。
真正的鄂伦春人
早上7点半的阳光落到积雪的路面上时，我们已经离开黑龙江的河谷地，进入小兴安岭山区。准确地说，这是一片温和、明亮的丘陵地带，鲜有山地里常见的陡坡、隧道、急转，眼前常常忽然开阔，就见脚下的路笔直进入一个谷地，又在正前方消失在下一个山头。这样没有悬念的道路，也看出修路者对于这片地势的起伏毫不在乎，他们像用一枝铅笔在光洁的地图上画出直线道路，而不需要绞尽脑汁地盘山、搭桥、凿隧道。
经常要走十多分钟，才能遇到一辆迎面而来的车，司机张师傅向路遇的出租车、货车、护林车上的人打招呼，几乎认识每一个走在这条路上的人，这种熟悉让人感到安心，好像这也是我熟悉的一条路。大部分时间，眼前除了路面，就是两侧已经落叶的桦树林。小兴安岭林地本是针阔混生林，而这一路所到之地海拔还不够高，针叶林还没出现，只能看到茂密的白桦树。如果白桦树是中原常见的树木，文人们大概会因为它洁白单纯挺拔的气质而尊它为某某君子，幸好它没去中原，只在这北方的土地上简单蔓延，蔓延到被人忽略。可是，如果北方的景色是所有到过北方之人的一个梦，白桦树一定是这无声的梦中最重要的一个场景，你可以忽略它，却知道它永远都在。路边的白桦林其实不是纯粹的白桦林，还有一种树几乎与白桦的形状一模一样，远看却是纯黑色，像是白桦林中斑驳的黑色树影，那是黑桦。车缓缓走在黑白交错的林间路上时，新生乡已经不再是一个迫切需要抵达的目的地。
那天自博物馆出来，新生乡的朱乡长打算带我去拜访鄂伦春手工艺的传承人。他打了几个电话，发现好几个人都不接待，“因为昨夜喝了酒，现在还没缓好”，乡长很抱歉。我实在想笑，立即觉得这个地方很可爱。后来在这里的小饭店晚餐时，我见识了一下本地人喝的那种酒。所谓小饭店，只是一户普通人家的样子，从侧门进去，先穿过一个厨房，后面吃饭的地方只有一张小饭桌，好像坐进了人家的后厨，没有菜单，想吃什么要先去厨房看看地板上堆了什么菜，根据运气还会有不同的肉提供。大家喝的那种酒叫“小烧”，五十多度的一种纯粮食酒，不能用醇或烈来形容，而有一种清香，但也很有力道，很适合寒冷冬季的漫漫长夜。厨房里的小烧盛在几个透明的大玻璃酒罐里，罐里还泡了点东西，如果以为那是人参或别的植物，就会上当，那可能是某种动物的骨头。
终于找到一位做袍皮制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是一位鄂伦春老太太，她专门换上彩色的服装，在家里接待我们，她做的袍皮手套我在岭上人博物馆看到过。我看到她时，立即领悟了大家说的鄂伦春人的相貌，细眼睛圆圆脸个子不高，六十多岁的她还有点胖。她穿了一件桃红色长袍，头戴一顶深红色小帽，帽上许多彩色塑料串珠垂在前额周围。这不是鄂伦春人真正的民族服装，而是类似一种表演服装。这种接近表演状态的手工艺人我不是第一次见到，真正有意思的是，无论那服装是不是真的，服装之下的人永远都不会让你失望。
如果一个人说话的特征足够明显，在一场谈话的开头10分钟，就可以大概看出这个人内在的一套运作规则，观察者会为自己的所得套上一些简单形容词，比如说这个人是睿智的、热情的、单纯的、圆滑的……眼前这位鄂伦春老太太，她的许多规则，属于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她歪着头顽皮地瞟着我，对我说话时，是在运用一个开朗的小女孩的逻辑和神态，此刻不要说那挂着彩色串珠的表演服装，连她六十多岁的身形与样貌，都成了徒劳的掩饰。
她的汉语讲得很好，听起来与本地汉人没有区别，但用词非常简单、纯粹，讲到1953年鄂伦春人下山时，她说山下建房子的解放军叔叔“可好了”，那时只有6岁的自己“可喜欢他们了”，说自己已经去世的鄂伦春族丈夫时，她由衷说“前老头可帅了”。她就用这套简单的词汇，为我描述了她的经历——幼年失去父母，鄂伦春人下山时，与不习惯下山的奶奶住在新房里，后来奶奶去世，自己一个人带大妹妹，后来丈夫去世，现在的“半路老伴”是汉人。如果换一套复杂的语汇，这段经历满可以讲得更加曲折动人，可她没有，仍是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在讲故事。说到高兴处，她陡然说，我给你唱个歌！迅即站起，用鄂伦春语唱起来。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珍贵礼物，我几乎愕然。听不同的人唱他们的歌，总是行途中最明亮又最梦幻的瞬间。与谈话的局限相比，歌声包容了更多的悲欣，即使你听懂了歌词，那歌词也仅仅是无数种情绪的一个载体，或者你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却又知道他们将许多许多都说了出来。所有的歌声都如流星一般转瞬即逝、不可复制，即使录下来，也再不可能还原当时的在场感。
四周一下子安静下来，那些彩色串珠、手工艺品、一辈子的生生死死，都暂时退场。是一首鄂伦春情歌，她又用汉语唱了一遍，“我爱的人我才嫁给他，不爱的人我不嫁给他”。
古老的英雄传统
雪后清晨，我们经过了炊烟四起的达音炉村，路遇了一群慢吞吞的羊，以及一只栗色狐狸之后，终于远远看到新生乡的大门。
几天前离开新生时，是一个夜晚，遍地新雪，漫天繁星。没有借助一丝风力，北方的寒冷像上帝一样用最纯净、最直接的方式主宰众生，走在空旷的路上，不是走在寒冷的空气中，而是游走在一种寒冷的固体中。被寒冷覆盖的乡村沉沉入夜，这寒冷又像一条让人踏实的棉被，因为你无须怀疑这个老伙计的如常降临。假如11月的北方没有如此寒冷，那倒是让人疑窦丛生的。
我想踩着雪在新生的每个街道上都走一走呀，我想看看新生的夜晚，看看新生的星空。作为主人的朱乡长执意跟着我，可是这寒冷的固体磕到了他的鼻子，他开始一边说话一边流鼻涕。连刚刚下肚的“小烧”都不是对手，我不该与这个上帝一样的固体较劲，而应该服从它。是以离开新生，我没有真正看到新生的样子，这一次终于如愿。
新生乡的大门，就是在入乡的窄窄的公路上，搭了一个“撮罗子”的造型的门。“撮罗子”是鄂伦春人长久以来在山上的居住形式，用几根白桦树干搭个简单的圆锥体，覆上兽皮，就能在里面居住。鄂伦春人已经下山半个多世纪，真正的撮罗子在新生是找不到的，但这些传统的东西作为文化符号，却点缀在新生的各个角落。
张师傅把我们放在博物馆门口，转头就不见了。此刻是上午9点，我立即置身于新生最热闹的时刻与路口：几个老太太傍着手从远处街心走过来，一辆拖拉机缓缓经过，路中间卧着的狗不得不给拖拉机让了路。这个被环山包围的小乡村，除了乡政府和卫生院一绿一粉两个小楼，没有任何二层建筑，街边就是覆了雪的小房子和院落，院子都只有栅栏没有院墙，亮堂堂朝天的院子在街上看得一清二楚。有的院子里会有个小马厩，有的堆满了脱粒机、收割机这样的大型农具。
有个艳红的小卡车停在一个院落门外，一匹油亮的枣红马站在车上，温顺地看着一个戴皮帽子的男人往车上装东西，那是它的主人。邻居牵了三只大狗，过来帮忙。我问那男人要去哪里，他说要进山。
鄂伦春人保留了猎枪，能够进山打猎，马和狗都是进山的队友。街上四处游走的狗比人多，我偶尔会被几只狗围住，它们体型都很大，但是很温和，乐意让我拍拍它们的脑袋，陪着我走一段路。我的本地朋友曾告诉我，一旦组队进山，三只狗就可以围攻一头熊。想来这样见过世面的狗肯陪我走在鄂伦春乡的路上，是我的荣幸。我的朋友也曾兴致勃勃地谈论起一个鄂伦春男人，说他只有一米六的个子，却一个人打死过一吨重的野猪。“一吨重啊！”在这些谈论中，对男人的评价标准，不觉又回到一种遥远的、崇尚力量与勇气的英雄传统之中。
鄂伦春真正的的英雄传统除了力量与勇气，还有更深的含义。鄂伦春旧的组织形式有个专属名字，叫作“乌立楞”，乌立楞的核心分配观念，比按劳分配还要无私：如果三个猎人协作打猎，猎获最多的猎人会将最少的一份留给自己，较多的两份分给同伴。这种分配还有一些更复杂的形式，但基本原则莫过于此：最有力的英雄会让出大部分的猎物。
这样的英雄传统，在所谓“现代”的今天，会有什么样的际遇？岭上人博物馆里有一个桦树皮做的摇篮，用来将鄂伦春的初生婴儿挂在树上。在大家的传说里，过去鄂伦春男人女人都在山上狩猎、采集，婴儿就挂在山间树上，逢人来了就喂点吃的，寒冷恶劣的环境使婴儿死亡率很高。摇篮的传说或许有点夸张，但鄂伦春人居住在山中，面对的环境向来如此。下山也许是大势所趋，过程却非一帆风顺。为我唱歌的鄂伦春老太太经历过1953年的下山定居，那时她不到10岁，喜欢并且很快适应了解放军为他们建造的木房，而她的奶奶却十分不习惯这种强加的舒适。真正需要适应的并非舒适，而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既然离开山上，狩猎就将不再成为生计的主要来源，族人的劳动对象、组织形式、分配形式都像积木一样拆分、重组。如果世人能够理解，以农业文明为主的汉族人全部放弃土地去海上谋生将有多困难，就能够理解，鄂伦春人在半个世纪以来经历了什么样的转变。
政府将大部分政策都向这个离开山林的民族倾斜：他们有免费的医疗待遇，子弟在中专毕业后就可以直接分配工作。一切都在改变之中。
大家的新世界
新生对鄂伦春的文化景致有很精心的处理，所有的小院栅栏都刷成了桦树皮的纹理，不过鄂伦春族的房子和汉族的房子还是很不一样，专门建成撮罗子的装饰造型，粉刷成漂亮的橘色，像个姜饼屋。有的小院栅栏上竖着牌子，写着这是某某手艺传承人的家。
街头有个卖桦树皮手工艺品的小店，我在里面遇到一个鄂伦春女子，在对门的乡政府工作。我想听她讲讲鄂伦春话，她说，其实我也不太会，只能说一些很简单的词，再年轻些的人就更不会了，不过，现在也有很多年轻人愿意重新学鄂伦春语，我们也在组织大家学。
鄂伦春语的没落，我不意外。一种语言取代另一种语言，有时不仅是词汇和语法的改变。人数很少的民族进入一个更大的文化圈，语言是一把钥匙，新的语言包括了全新的思维逻辑、交流方式、价值体系。他们已经在新世界里游刃有余。那我想看看旧世界究竟有什么留存下来。
以前我在藏族乡看到过一个事例：家族传人式的部落头人，如今在新的政府组织里担任派出所长，双重角色游走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处理事情的时候就显得非常有意思。在这里我也想碰碰运气，问她，过去的头人现在还在吗？她一脸茫然。我又问能不能找到萨满，又是茫然状。
传统的鄂伦春人信奉萨满教，在日常生活里，萨满是类似“巫医”一般的角色。我向不同的人打听过不只一次，能找到萨满吗？得到的都是空空荡荡的茫然。但我知道还有。
在上次那个鄂伦春老太太家里，她像个小女孩一样为我展示她的宝贝手艺，书包、手套等，说到高兴时，转身从柜子深处掏出一个口袋，是一套袍皮的衣服配件，一看便是手艺里最高级的一个品类。她取出一件绣花的披肩，套在自己脖子上，神秘而又乐滋滋地说，看，这是我给萨满绣的！她还给我讲了个早年亲见萨满看病的故事，可是当我问她萨满在哪里时，“小女孩”的思维又跑到别处去了。
我站在缓缓的山坡上，俯瞰舒展在小山谷里的新生乡。山坡旁是一片平整的小广场，广场上搭了几个“撮罗子”造型的架子，有一个小舞台和一排不开门的板房公厕，这就是博奥韧广场。我在街上时，曾遇到一个戴毛线帽子的瘦男人从卫生院的方向走过来，他看到我们，指指西边说，来玩的吧，那边修了个博奥韧广场，去看看吧。两个搭着手路过的女人也冲我笑，说，去看看广场吧！
这个山坡下的广场有什么可看呢？他们是接受了“广场”这个现代符号，把这个符号当作一个高级的文化景观推荐给我，而并不理会此刻广场上除了落雪其实什么都没有。他们住在全新的砖瓦房里，而他们所有的现代设施都与传统文化相关：“撮罗子”造型的鄂伦春人新房，弓箭造型的路灯，“撮罗子”造型的乡大门与广场……无论是住的房子还是头脑中的概念，大家已经开始享受一个统一而先进的现代文明，传统只是作为审美的点缀出现在生活之中。
山坡上弥漫着刷刷声，有二十多头牛分散在坡上的麦秆地里，那是一根根麦秆被牛拔断的声音，远处一只啄木鸟在松树上做木工活，比牛们吵多了，梆梆梆地响。
我沿着新生的边缘走了半周，在一个僻静角落里又遇到这群牛，牧牛人正将它们赶进一个空旷的院子。看到我们，他本已关了院子的栅栏门，又执意隔着门与我们打招呼聊天。他的院子里有新生最后一个古老的木刻楞房屋，比他在新生的时间都久多了，虽然他已经在这里住了40年。他说，上次有电视台来，拍了他，说给他寄照片，却一直没等到，“你们得寄给我呀！”杨老师问他（电子）邮箱，他说，你们就写：黑河市新生乡，姬彦收。我的邮箱就在那个小超市旁边。
他离开栅栏门，朝落满雪的院子深处走去。他的门外，是新生最壮大的一棵大白杨树，白杨树脚下，刺尔滨河的水哗哗作响，就这样昼夜流逝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