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条道路通向真诚，真诚本身就是道路。”这句话是话剧《冬之旅》中的一句台词，由一位老人说出，一位上了年纪的知识分子。
在我构思《冬之旅》这部话剧的时候，最先想到的是爸爸，准确地说不是想到，是他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我面前。不是指他的容貌身姿，而是他的磁场，他灵魂的能量。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的能量已部分地融入了我的生命，无论我写什么都与他有关。
我的工作也是写作，是编剧，所以我经常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作为曹禺的女儿，你感到有压力吗？我的直觉告诉我没有，确实没有。我爸爸是一位极为开明的爸爸，如果说他教给我什么，更准确地说他用什么感染了我，浸润了我的生命，那就是真诚，真诚和自由。
1996年12月13日黎明，我走进病房时，医生说，现在把心脏起搏机关了，请你们看看。我看见一条绿色的直线。病房里很混乱，高高的天花板上日光灯昏暗，爸爸的身体斜躺在病床上，光着脚，肚子隆起，脸上罩着呼吸器的面罩。当时我不能立刻理解发生了什么，那噩梦般的场面显得有些莫名其妙，只感觉所有的人都沉没在海底。我记得我伸出手去摸了他的脚。
事实上，爸爸走得很安静。做了病理检查之后，也没能查出明确的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致死的原因。当时的情况是护士半夜查房，给他量了血压，他还在睡着。十多分钟后护士长又进来看看，因为他那两天发烧，发现他的呼吸不对，极慢极浅了。在做了处理之后，医生让我们再进病房和他告别。这时外面已晨光熹微，但病房的厚窗帘挡住了天光。爸爸的身体被一条大白单子裹着，下巴用白绷带整齐地兜住，只有脸露在外面，脸上很光滑，看上去就像睡着了，睡得十分安稳。应该说爸爸很福气，没有经受垂死的病痛折磨和死亡的恐惧。在寂静的深夜，他衰弱的身体里产生了难以觉察的奇异的波动，也许有个声音告诉他“我们要走了”。他来不及多想，甚至没有听清楚，他想问问对方，可是又没有力气。在最后的时刻，是他对一切事物的好奇心引导他跟着那声音去了，他没有见过死神，他想见一见。
在爸爸去世后的一段日子里，我慢慢看了他留下的一些文字，在两张不大的纸上是一首爸爸写的诗，时间是1986年11月8日。
雷从峡谷里滚响
莽原的每一棵草在哆嗦
我听见风吼，黑云从乌暗的天空猛压头顶
从云里垂下来黏糊糊的东西
那是龙的尾？是龙的长舌？像无数的钩
钩住我的眼睛，心，耳和我的手。
地上喷出火
我的全身在燃烧
洪水泛滥，暴雨像尖矛扎透我的背
我向天高吼：“来，再狠狠折磨我！”
大地震抖，高楼，石头，水泥坍下来掩埋了我全身
土塞住我的喉咙
我向天高喊：“来吧，我不怕，你压不倒我！
你不是龙，连一条毒蛇都不配，
把戏吓不倒我。”
我看见了太阳，圆圆的火球从地平线上升起！
我是人，不死的人，阳光下有世界
自由的风吹暖我和一切
我站起来了，因为我是阳光照着的自由人！
我不是评论者，不善于做分析和评价，但我有思考的能力，生活会在很多时候激发我思考，思考我的父亲，思考那个潜藏在种种表象之下的灵魂。我相信他的身体里绝对有一个灵魂，但很难描述，因为它太复杂太丰富，太精致太脆弱，太旺盛太强烈，太荒谬太狡猾，无法穷尽，但一切皆为真诚。
他们从来无缘体味“为艺术而艺术”的闲情
大约在80年代后期，我陪爸爸去了一趟天津。那一次的旅行使我很贴近地感受到他的童年，感觉出他这个人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他之所以是他。
天津对我来说是个陌生的城市，我们坐汽车寻找他的旧居。司机说：这就是意租界了。我看到路边是一幢幢小洋楼，已经很旧了，还是看得出当年殖民地的味道。忽然，我听到爸爸很大的声音，“就是它！就在这里！”
汽车停在路边，他认出了旧时的街道，兴奋极了，连连说：“不错，绝对不会错的，这一家姓萧，那一家姓陈，我真是像在做梦啊！”
他的家“小白楼”是座两层的小楼，颜色灰突突的。如今，那里已经是曹禺故居纪念馆，而当时里面住着好几家人，都上班去了，只有两位老人。我们进去时陪我们来的人向住户解释，我爸爸却顾不得和主人多招呼，这在他是很少有的。他沉浸在激动与恍惚之中。
“真是奇怪呀！这是我的书房，我就住在这里，翻译莫泊桑的小说，读易卜生，读《红楼梦》，看闲书，有个书童陪我读书……”他不对我们任何人，自己喃喃地说。我看到的是一间光线昏暗的普通人的住房，摆着床和桌椅，非常的普通;然而在他的眼光里，这些房间奇异地活起来了，有人在里面出入。
果然他的先生来了，“教我的有一个大方先生，他还教过袁世凯的儿子，叫袁克定。他第一次就给我讲他写的《项羽记》。我记得他住在法租界，好玩古钱，好几个姨太太，人很古怪。他冬天是永远不生火的。”他迈进一道门槛，脚下绊了一下，幸亏身边的人扶住他，而他毫不觉察，如烟的往事使他悬思其间。
我爸爸一次又一次站住，四下张望，“那时候真是乌烟瘴气哟！哥哥在楼下抽（鸦片），父亲母亲在楼上大客厅里抽。那间大客厅，北洋军阀的大政客黄郛来过，黎元洪的姨太太也来过，真奇怪，过去的事情竟然记得这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