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皮乌斯家族起源于阿多里福斯的冯·吉格斯达，后来姓吉格斯达被改成冯·吉皮乌斯，并在16世纪（徽章上写着冯·吉皮乌斯—1515年）迁至俄罗斯（莫斯科）。尽管在俄罗斯居住了相当长的时间，吉皮乌斯这个姓氏直到现在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还有异域风味，与俄罗斯人的通婚并未改变家族姓氏血统。
我的祖父，卡尔- 罗曼·冯·吉皮乌斯，娶了莫斯科的阿里斯托娃，她是俄罗斯人。他们的大儿子，尼古拉·罗曼诺维奇，就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很早就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后来，由于身患结核病，在瑞士呆了差不多两年。回来后，成为图拉司法部门的副检察长。这一年，他认识了我的母亲，其时我母亲的弟弟也在图拉的司法部门工作。
我的外祖父弗·斯捷潘诺夫，这时候已经死了。他曾经是叶卡捷琳堡的警察局长。他自己目不识丁，却将两个儿子送进了喀山大学。在他死后，他的妻子带着女儿搬到图拉，去投奔儿子。
外祖母后来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直到去世。她和我另一个祖母阿里斯托娃——在莫斯科的——完全相反，祖母阿里斯托娃从来只用法语写信，从不允许别人用“奶奶”这样的称呼来叫她，直到去世都要戴着头巾才出门，没有给我们讲过故事，甚至从来不和我们一起共进午餐。
1869年1月，我的父亲结婚了，然后去到图拉的省会别廖夫，他在那儿获得了职位。同年年底，我在别廖夫出生了。2月8日，即我出生6个星期后，父亲又搬回图拉，成为法院的副总检察长。搬迁的途中都是我的姨妈抱着我，在马车里我紧紧地在她怀抱中。
从这时候起，开始了我们长期的迁徙生涯：从图拉到萨拉托夫，从萨拉托夫到哈里科夫，并且，在每一个搬迁的间隔期间，我们都要去圣彼得堡、莫斯科做客，并住上一段时间。
我独自一人长大。在这期间，我永远的保姆达利亚·巴甫洛夫娃，以及后来无数的家庭教师，都很少能和我和睦相处的。
1877到1878年，我的父亲调到了彼得堡参议院当检察长。但是，我们在那儿只住了很短的一段时间：父亲的结核病迅速恶化，很快，为了照顾他的身体，我们又搬到了南方，迁到切尔尼格卡省一个叫涅任的小城市，担任法庭庭长。我被送到了基辅学院，不过半年后，又回到了从前的样子，因为当时我非常小，虚弱不堪，几乎所有的时光都是在学院的医院渡过的，但这医院也不知道该如何医治：我并未有过多的不适，除了经常发烧。
当时的涅任没有女子中学，因此给我请的家庭教师都来自果戈里中学。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我的父亲小病不断，后来受了风寒，死于结核病（1881年的3月9日）。他算是英年早逝了——还未满35岁。他去世之后，留给我大量文学手稿（他写给自己的，从未发表过）。有一些是诗，有些是莱瑙、拜伦的翻译，还有一些别的翻译，顺便说一下，是《该隐》。
父亲去世后，母亲决定带着孩子们（当时我已经有3个妹妹）结束迁居的生活，搬到莫斯科去。搬迁的工程并不大，但我们的家庭却相当庞大：和我们一起住的还有祖母和未出嫁的姨妈，我母亲的姐妹。
但在莫斯科，我们也未住满三年：我病了，开始时怀疑会不会是遗传了结核病。如果不是因为它，我应该一直在费尔舍私立古典中学学习的（母亲之所以送我到这儿，是因为我喜欢古典中学），——身体的状况迫使我们开始搬到雅尔塔，后来搬到梯弗里斯。
我们在雅尔塔住了一年，租住在一套远离人烟的别墅里，它位于乌强——苏山的路上，属于A.H.德拉舒索夫将军。在那儿，我只能与书为伴，给妹妹上课，还有大量的写作——信件、日记、诗歌、、、、、、我给每一个人写诗，但只朗读一些游戏之作，写得严肃的都藏起来或直接销毁。
父亲还在世时，我就对果戈里和屠格涅夫很熟悉了。在莫斯科，特别是最后一年，我读了当时所有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尤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着迷。那时候阅读杂乱无章，后来有两个人帮助我清楚地鉴别文学作品：一位是我的舅舅，和我们住了一小段时间（很快他就离开了，后来死于喉结核），另一个是在莫斯科最后一年的家庭教师，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姓不记得了），至今我仍感激他。他给我带来新的杂志，亲自为我朗读经典作品，并留下要求严格的家庭作业。还记得，那时候他为《俄罗斯消息报》写稿。
后来我们从雅尔塔搬到梯弗里斯，多多少少是因为那儿住着母亲的二弟一家，他是著名的梯弗里斯陪审员代理人，还是创办《司法信使报》的编辑。尽管我很喜欢这儿，但母亲对搬到北方仍表示担心，因为妹妹的健康状态也很糟。
去上中学似乎已经晚了（其时我已经16岁了），而且我可能都通不过最低年级的考试——我的知识杂乱无章，毫无系统。我学习，仅凭兴趣，喜欢什么读什么，而脑海里总存在着其他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
书——是极为个人的东西，几乎可以说是秘密，而文学作品——是我学习的唯一主要的老师。我曾一度对音乐十分着迷（我的母亲是一位不错的音乐家），但后来放弃了，因为我觉得，自己达不到“真正的”音乐家水平。性格上，我活泼好动，略带一点尖刻，但喜欢结交朋友，绝不是对“消遣娱乐”退避三舍的外省娇小姐模样。最喜欢的是骑着小马驹奔跑：曾骑着它去到很远的山里。
夏天，我的舅舅死了。来年夏天，即1888年，我们搬到了博尔诺米（我们租住的别墅离梯弗里斯很近），在那儿我认识了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
在梯弗里斯的时候，年轻的小伙子都叫我“女诗人”。他们大都处于没毕业的大学生年纪——这些人当中有的是刚刚从中学毕业，或者是军官学校的。然而，我们这群人中并没有出现军官，较之中学生，他们看上去更笨拙和迟钝。联结我们在一起的是当时我们都有些迷恋当时刚刚去世的纳德松。他们中的很多人，和我一样，都在写诗。正因为如此，表弟的朋友们都聚集在一起，在这些人中，我和我的表弟相处得最为融洽。
这时候的梅列日科夫斯基仅仅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我不喜欢它们，就像他也不喜欢我的那些还未发表，但曾被我的某些朋友矫揉造作地朗读过的诗。尽管我已不再迷恋纳德松，但写出来的还是有“纳德松”味道，连我自己也不十分喜欢这些诗。事实上，它们确实相当差，都是一些未开化的诗作。
在文学方面，我和梅列日科夫斯基经常争论，有时甚至是争吵。
九月，他离开，去了彼得堡。十一月，当我满19岁时，他又回到梯弗里斯；两个月后，即1889年一月8日，我们举行了婚礼，随后去了彼得堡。
我的诗第一次出现在印刷物上是1888年11月。在《北方导报》上，署名季娜伊达·吉皮乌斯 。
在我们离开梯弗里斯不久后，我的母亲和妹妹们又搬回了莫斯科，后来也搬到彼得堡（1903年母亲在彼得堡逝世）。
后来我的生活都在圣彼得堡，文学活动，文学圈子，我认识近20年的作家都是在这遇见的——所有这些也许不能作为回忆录的题材，但多少可以成为自传体的札记。
在过去的这些年中，我和梅列日科夫斯基从未分开过。我们曾做过大量的旅行，曾住在罗马，曾两度去过土耳其和希腊，但始终没有分开。
梅列日科夫斯基的父亲非常富有（他年纪很大才离世，在1906年），但是，由于个人的婚姻状况和众多的儿女，他很少资助我们，我们的生活紧靠唯一的文学创作维系着。关于诗，我总是写得很少——只有在不能不写的时候我才写。然后，我转向写散文；日记里的记载告诉我，再也没有更无聊透顶的事情了，都是些折磨人，使人痛苦不堪的日常琐事——依据日记是因为我想要客观的记叙下去。
我的第一部短篇小说《简朴的生活》（标题被米·马·斯塔秀列维奇改为《不幸的女人》）发表于1890年，好像是发表在《欧洲导报》上。我还写过长篇小说，标题依然改得无法理解，后来全部发表了，几乎都是发表在杂志上，那时候有各种大大小小的杂志存在着。多亏了舍列尔，如此善良而温柔地对待初学的写作者。
显然，欧洲的“颓废派”运动并未影响到我。我没有迷恋过哪个法国诗人，事实上在90年代，很少读到他们。确切地说，使我感兴趣并不是颓废主义，而是关于个人主义的以及所有与之有关的问题。我喜欢温柔的，热忱的文学作品，但还没有到“奉若神明”的地步：要知道不是人们为了文学，而是文学为了人们。
“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在90年代末集中在梅列日科夫斯基身上（上面的天空——下面的天空，小说列奥那多·达·芬奇），而于我并没有。要知道，这个时期，我们特别激烈地争论和争吵，因此我不可能接受“二元对立”，但无法证明，为什么恰恰和它不能和谐一致。
直到现在仍然可以这么说，绝对宗教精神于我并非全部。当然，绿色的儿童室里“老婆婆的神灯”很快就遮住了生活。但是我认识的生活经常被秘密的死亡、秘密的人物、秘密的美好冲突着，这些地方无法将灵魂带入，更不能点燃任何一种“神灯”。
后来的日子里，关于我（或者是“我们”）的生活中重要的事件，印象特别深刻的，我认为首先是宗教哲学会的创立（1901-1902年），然后是发表了第一本小说集《新道路》（1902-1904年），而最能反映我们内心想法的是1905年事件，随后我们和德·弗·费洛索福夫一同离开去了国外。在巴黎，我们一起生活了三年多。
在那儿出版了一本我们仨的法文文集。文集有四篇文章，其中两篇是我花费心血完成的：《论暴力》和《专制的力量何在》。
在这些作品中，我试图表达——依然是简短的，依然几乎是暗示的——某些源于思想的东西，我集中所有精力、严格地向大多数阐释我的世界观。这些特有的思想后来被完好的维系下来，被我天才的朋友发展和增补，维系地最好的就是梅列日科夫斯基——甚至就像他创造了这些思想。
凭良心说，永远都不可否认，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影响已经作用在我身上了，因为我是有意识地朝这些影响走去——但事实上也是他朝着我的走过来。这种相遇经常迸发出新的思想或者观点，这时候这些新的东西既不属于他，也不属于我，大概可以说，属于“我们”。
其实，确切地说，我走过去，我们一同走过去，还经常遇见我们的朋友德·弗·费洛索福夫的“影响”，我们很亲近，对于他的帮助，我总是怀着更大的爱来回忆。
书写和论说关于自己几乎是不可能的。而评论自己，评定自己在文学上或别的相关看法——又不可能面面俱到。这是另一回事。仅仅可以这么说，我个人对于我们的语言、写作、事件和思想只增添了一点点意义。有三四行诗：“···我想要的是世界上没有的东西···”；“···在有雾的日子里，疲弱的哥哥安慰道，可惜呀，都是谎言···”；“···上帝并不占有谁——只占有魔鬼···”；“···这不是他给予我的——而是我本来就有···”（关于女人）。也许还有一些别的——但记不得了。这些是有印象的。
依然记得的是关于宗教哲学会必然的日常生活的—精确的思想观点，——还有我们的杂志《新道路》；还记得我对于“暴政”问题“不能的和应该的”言论（虽然模拟量可，但简洁，并且于我而言是明确的普遍性定义的言论）。在我的思想中依然重要的是“关于专制统治着多数”，关于独裁专制的原则，关于永远的，普遍的，反宗教的人的原则，关于自己的主人的原则···
而中心思想是，这些世界观的根本实质，引领我走向后来的道路——仅仅用语言是难以表达的。概括说来，从象征主义的角度看，这个实质在形式上是包罗了世界的三极结构，第三王国永远都同时在场，永远不可分并合为一体的，是永恒的三位一体。
这种世界观会具体表现在文字中，并且更重要的是，会表现在生活中——这是必然的，它们将在生活中体现。不要强加任何力量给我们——做一些别的事吧！无所谓的，——只要曾经存在过。
注释：
[1]本文译自Зинаида Гиппиус ：Язвительные заметки о Царе， Сталине и муже （Москва ：АСТ，2014）一书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