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界于侨批的研究历来热度不减。自侨批档案于2013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后，以侨批档案为一手史料，围绕侨批展开对近代以来华侨华人借助海洋迁徙构筑的移民、贸易与金融网络的探讨不失为一个新视角，是在当前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下依托华侨华人特有档案文献做出的一番新尝试。
关键词：侨批;移民;贸易;金融
[中图分类号] D6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2479（2018）05-0087-08
Discussion on the “Maritime Financial Route” of Overseas Chinese Remittance Industry：Reflections Based on Maritime Immigration， Trade and Financial Network
Bai Jing
Abstract： The research of overseas Chinese remittance has been a hot studying area for a long time. Since the archives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remittance were selected in the“World Memory Heritage List” of UNESCO in 2013，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archives were used as primary data， studying on the overseas Chinese’s building of immigration，trade，and finance network with the help of the archives is a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it is trying something new attempt based on these specific documents under the current China’s maritime power strategy.
Key Words： Overseas Chinese Remittance;Immigration; Trade; Finance
2017年2月24日，中國福州大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研究院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合作策划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丛书”的首批成果正式发布，该丛书旨在响应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及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提出，以及充分发挥海洋研究者的智库作用。在全球化视野下，通过挖掘中华民族海洋文化基因，探索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在历史、经济和文化上的关联，建设具有中国气质的海洋文化理论知识体系，建立中国海洋强国文明自信。
著名侨批收藏与研究者黄清海《海洋移民、贸易与金融网络：以侨批业为中心》一书以侨批业的发展为切入点， 围绕中国东南沿海移民、 海洋贸易乃至国际金融网络，展开对华侨华人参与全球海洋经济、文化和社会历史场景的研究，作为该丛书首批研究成果之一，于2016年12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一、学术史回顾与《海洋移民、贸易与金融网络：以侨批业为中心》的创新之处
侨批乃华侨华人特有之档案文献遗产。在近代以来掀起的大规模华侨华人移民潮的历史背景下，出国的华侨华人需要与中国国内的亲人联系，在当时海内外金融、邮政都极不发达的情况下，一种直接简易的托寄方式，即“银、信合一”的侨批便在跨国环境中诞生了。侨批业承担着侨批的收揽、中转、派送以及汇兑、解付之职责，其主体是经营侨批的个人（“水客”）、侨批信局、代理商号，甚至包括银行、邮局等的集合。侨批及侨批业作为体现华侨华人智慧的移民金融产物，是一种曾经影响全球移民、贸易和金融网络的特殊经济形态，在百余年来的发展过程中历经几度沉浮与跌宕。侨批业真正形成一个行业可追溯至19世纪上半叶，20世纪逐步进入鼎盛时期，曾遍布中国福建、广东等省以及东南亚地区，其影响在华侨华人移民金融与通讯网络中持续之久，在人类金融与通讯史上独一无二。侨批作为富有情感的金融工具，更是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机制以及丰富的货币、信用和国际汇兑等金融业沿革的历史。伴随着中国福建和广东两省“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于2013年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人类共同的记忆财富，侨批及侨批业的研究再度引来学界的瞩目。
中国史籍中对于侨批的正式记载最早出现在中国福建省石狮市大崙《蔡氏族谱》中，其中录有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年）菲律宾华侨汇款回家的内容。《蔡氏族谱》中记载：“思叔弟也”，“娶妇后，遂往吕宋求资，迭寄润于兄弟，二兄景超全家赖之，修理旧宇，俾有宁居。”结合前后文看，其中的“润”必为款项无疑。1877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参议会对美国华侨汇款额进行估计。因华侨汇款与侨批业紧密关联，故引发了学界对侨批业的关注。
国内外学术界对侨批业的研究热度自民国时期至今大致呈现出“高—低—高”的发展态势。第一个高潮出现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时期，其时对侨批业较早的完整论述当推日资台湾银行于1914年完成的《侨汇流通之研究》。此后，杨起鹏于1929年开展了对汕头侨批业情况的研究，撰有《汕头银业史略及其组织》一文。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也将目光聚焦于海外侨批业经营与发展的调查，广东银行于1957年出版专刊， 收录刘伯奎、姚枬、杨尔珵等人围绕侨汇和侨汇机构展开的热烈讨论，以及何启拔对侨批信局及其业务的述论。吴承禧的《厦门的华侨汇款与金融机构》、郑林宽的《福建华侨汇款》、姚曾荫的《广东省的华侨汇款》⑩与张公量的《关于闽南侨汇》？輥？輯？訛以其资料翔实、分析严谨、见解独到，在其时研究中最为突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至改革开放前，国内外的侨批业研究陷入低潮，但仍出现了一些质量较高的研究成果。例如，新加坡历史学者柯木林在20世纪70年代初利用历史资料和访谈资料对新加坡侨批业的产生、由盛转衰的过程以及英国殖民政府对侨批业政策的解读，成为侨批业研究者绕不开的必读经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为了争取侨汇和方便侨务工作，组织大批人员调研华侨投资企业情况，形成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段的多种资料汇编。尽管这样的调查和研究不久后声息渐弱，但确实为日后侨批业研究的发展做好了储备资料的基础性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国内学术环境日渐宽松的背景下，侨批业研究掀起第二个高潮，在理论视野、时间跨度、地域范围和行业内容等方面都有所拓展和深化，但研究质量仍有待进一步的提高。该时期既有对侨批和侨批业起源及其总体发展历程的研究，又有对福建省闽南地区（即泉州、厦门和漳州）以及广东省潮汕地区侨批业的地域化、个案化解读，此时期学者对侨批信局的研究也在逐步深入。如林真利用福建省档案馆馆藏档案论述侨批信局的萌芽、几经曲折的发展阶段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特点;袁丁、陈丽园则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对侨批信局既限制又利用的政策（1946—1949年）入手，首次从政企关系的角度探讨近代侨批信局的发展。此后，学界对清末、民国年间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等不同时期侨批业与政府互动的研究也启动并逐步升温。
值得注意的是，新的理论视角和档案资料在逐步拓展侨批业的研究空间。《近代广东侨汇研究》使用了大量广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是1949年后中国国内首部对近代广东侨批业发展做出系统性研究的著作。陈春声凭借这些广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展开了對清末至民国年间广东省潮汕地区侨批业经营业态和内部机制的研究。新理论的介入开启了侨批业研究的新思路。借助现代化理论，戴一峰开始从侨批信局与银行的关系中透视“传统中的现代性”。随着20世纪90年代华商网络理论的提出，戴一峰又采用新经济社会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提出侨批信局借助社会纽带将自身网络化，并使其商业活动结构性地潜入华人跨国社会的观点。
近十年来，侨批业研究在延续传统、进一步趋于成熟的步调上，萌发出诸多创新意识。侨批业研究对传统的延续主要表现在中微观视角下展开的地域化、个案化解读，如对福建省闽南、泉州，广东省潮汕、梅州以及海南省等地区侨批业的考察。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侨批业与政府的互动历来是关注热点，除了清末和民国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对侨批业的改造也一度引发热议。往后，侨批业的研究得益于更多新视角的介入，呈现出一派新的面貌。譬如， 程希从侨批业入手，讨论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 取得了新的研究成果。相关研究从中国转型、 构建近现代国家以及融入“世界体系” 进程的视角，考察和揭示侨批业、“水客”业在中国近现代邮政及金融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与作用，进而形成对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及其对于中国国家发展的意义的再认识。除了宏大理论视野的观照，侨批业本身的精神文化价值也吸引了诸多学者的关注。侨批业发展中所浸润的“诚信为本” 的为商理念、 精神与传统于今构建社会主义诚信价值体系亦有借鉴意义。
回顾侨批业之研究历史，不难发现，其总体呈现出这样一些特点：一是侨批业的研究与学术环境特别是政治环境息息相关，受到一定的意识形态影响，其研究水准与中国侨务工作的开放度和包容度正相关;二是围绕侨批业本身的发展历史与经营业态、侨批业与中国政府的关系等展开的研究历来占有绝大比重;三是新视野（如中国融入“世界体系”之进程的视角）和新理论（如现代化理论）有助于推动其新成果的诞生，但此方面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其与侨批业在中外关系史中所处的地位还远不相匹配。有鉴于此，对侨批业这一曾经影响全球经济的独一无二的特殊经济形态，从洞察其与海洋移民、贸易和金融活动之联系的视角， 挖掘其处于海洋时代开启以来的全球历史进程中的准确定位和重要意义，可以成为侨批业研究再攀新峰的一种探索。
侨批蕴藏着金融属性，侨批业在中国乃至世界金融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因此，于今日经济金融全球化之大时代中再获学界瞩目。近年来，在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大背景下，各行业、各地域和各阶层围绕海洋主题展开了诸多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海洋移民、贸易与金融网络：以侨批业为中心》一书的作者黄清海将侨批乃至侨批业视为一张由跨海成功的海洋族群编织起来的“货币”与“情感”的网络，借此洞悉侨批和侨批业的海洋属性和金融属性，以全球化的理论视野将二者较为严谨地架构起来，实现完美的融合：侨批业早于中国现代银行业出现，以其贴合中国东南沿海移民族群通信与汇款需求的特性，在与百余年来的中国南洋移民、商业贸易等活动的交融互动中，与时俱进、不断创新，逐步构筑起华侨华人跨国金融体系，进而协同中资银行、华资银行、外资银行融入海洋金融网络的全球化进程中，见证中国近现代国际金融汇兑的发展脉络。作者搭建起以侨批业为中心，对中国海外移民、全球海洋贸易以及跨国金融网络作用与反作用关系进行考察的一个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颇富创新价值。
二、《海洋移民、贸易与金融网络：以侨批业为中心》一书概述
《海洋移民、贸易与金融网络：以侨批业为中心》一书在全球化的理论视野下展开论述：自15世纪末起，欧洲人开辟新航线启动了大航海时代的序幕，有别于陆地迁徙的跨洋越海大迁徙活动，使得以海洋为基本特征的全球化进程就此开始，以殖民为主的海洋移民和全球化贸易体系逐步形成。19世纪40年代，中国清朝政府在历史潮流与世情国情的激烈碰撞与动荡交织之下准许中国人“下南洋”“ 淘金”，由此掀起了一场持续多年、蔚然壮观的移民潮。在沟通中外之间的官方邮政和金融体系尚不发达之时，侨批业这一体现华人智慧的移民金融产物诞生了，它使得海外华侨华人的个人财富（包括物质和货币）及情感表达实现了跨国转移，在反哺祖国、赡养亲人的同时，依赖其本身的运作，促进了华侨华人参与全球化的进程。百余年间，海外华人移民及其商贸、金融活动与侨批业交互融合、跨国运作，促使侨批业成为中国连接世界、参与海洋对话的重要渠道。
除了序言与结语，《海洋移民、贸易与金融网络：以侨批业为中心》全书一共分为4个章节：
第一章《全球化与中国海洋移民》阐明在新航线开辟、世界地理大发现开启了全球海洋移民与贸易的国际环境和时代背景下，中国海洋移民的特征及其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移民海外的历史分期以及各个阶段的移民原因、具体特征和类型。重点解读了近代以来中国“下南洋”和“淘金潮”两大移民潮，从福建和广东两省地狭人稠、望海谋生的历史传统，山水毗连的地缘关系，中国封建朝廷海禁政策的改变以及近代航海技术所能提供的便利条件等角度，解释近代以来中国东南沿海民众“下南洋”的历史过程的发生;通过对广东“五邑”地区（指今广东省江门市管辖的范围）人民大量出国以苦力淘金、筑路开发美国西部历史的梳理，揭示了中国移民渡海追求财富的心理动因、为此付出的努力与艰辛以及对所在国建设发展做出的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中国广州、香港、厦门、汕头等一系列清末、民国时期中国人出国的主要节点港口历经兴衰、物换人非、特色鲜明，也无一不是综合地理位置、自然条件、政治环境、经贸通商和西方国家殖民政策等多种因素合力作用下的结果。
第二章《侨批业与海洋贸易》论述伴随着中国东南沿海民众“下南洋”而发展起来的侨批以及侨批业融入全球贸易与金融系统的源起、条件、过程与意义。本章首先介绍了侨批的起源与基本特征，在对侨汇、侨批、侨批信局和侨批业等概念进行辨析的基础上，论证通过侨批业渠道汇入中国的侨汇占中国侨汇总额80%～90%的重要地位。以“水客”时代与侨批信局时代作为划分，结合福建省、广东省潮汕地区等传统侨乡的情况，梳理侨批业产生、发展、衰微和转型的历史。其次，本章从国际汇兑工具、流通货币载体、个人信用产品和现代银行的基础以及侨批信用文化机制等5个视角探讨侨批本身所具备的金融属性。接下来，作者从不同时期移民财富（物资抑或资金）转移的视角入手，详述“水客”早期创造侨批并利用侨批款进行跨国跨海商贸运作的过程与情形，对东兴汇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物代汇”的特例进行对比分析，继而解释侨批信局出现后，如何将侨批的货币资金转移到中国，外汇头寸从海外银行调入中国国内银行这一侨批运作的关键问题，华侨所寄款项的跨国转移需要通过国际汇兑进行，这种汇兑是借助全球贸易结算网络而进行的。由此说明，侨批的汇兑业务已融入全球贸易与金融的大系统中。
第三章《侨批局与其跨国经营网络》采用个案分析的研究方法，将各种侨批信局的发展历程、管理建设、经营网络和运行体系等详述道来。本章首先对侨批业重要人物及其所办侨批局的典型案例——郭有品与其天一信局、王世碑与其王顺兴信局展开了较为全面和细致的解读。郭有品和王世碑这两位侨批业的前辈凭借开拓、信义和勇敢等富有海洋特质的人格品行，通过持续数十年的诚信经营，使天一信局和王顺兴信局成为侨批业的典范。究其缘由，在于二人在从“水客”单干发展过渡到经营侨批企业的过程中，虽然都秉承中国家族式管理的传统，但均能洞悉侨批经营的本质与特点，利用和依托信用文化构建的制度体系，建立在亲缘、血缘、乡缘、地缘和友缘等关系上的人脉资源以及对资本大小的准确研判等条件，有效拓展经营网络，以现代跨国企业的经营理念来经营、管理侨批业务。其次，本章分析了新加坡侨通行和中国厦门侨通批信局是如何构建起庞大、有序的经营网络与运行体系的。二者在侨批运行网络中，分别位于海外侨居地和中国国内侨乡港口两大关键节点，再以新加坡与中国厦门之间的海路连接为主线，各自向业务区域扩散，从而最终形成了两头喇叭状、中间由海路航线连接的侨批运行体系。最后，本章阐述了闽南地区较具代表性的正大信局是如何以分号、联号方式相互建立委托和代理关系，从而织就区域广泛的侨批跨国传递运营网络的。
第四章《全球视野下侨汇与海外华人金融网络》在论述中外之间形成金融联系的重要因素——侨汇对中国国际收支所发挥的作用后，进而指出，伴随着东南亚华人经济的发展壮大，早期以服务侨民寄信、汇款为主的侨批业网络逐步发展成为既服务移民又服务商贸的全球化华人金融网络。本章列举福建省同安大嶝岛籍东南亚华商网络、陈嘉庚公司网络、陈慈簧家族企业、永安公司金融网络、黄奕住的中南银行和吴道盛的建南银行等6个典型案例，用以讨论华商、实业经济、商贸发展与金融事业开创问题。作者认为，侨批业及侨批的业务引发了中资银行、华资银行和外资银行的介入，进而架构起一条自中国连通东南亚并延拓至欧美地区的国际金融网络，可称作“海上金融之路”。这条以侨批业与华资银行为主的、颇具华人特色的“海上金融之路”彰显了具有浓郁中国南方特色的国际金融文化。最后，本章比较分析产生于同时代、同系中国旧式金融范畴、同属民间“草根”金融却分属海洋与陆地服务区域、服务对象也有所不同，最终发展命运亦不相同的闽粤侨批业与晋商票号的金融文化传承问题，以终全书。
三、《海洋移民、贸易与金融网络：以侨批业为中心》一书评析
《海洋移民、贸易与金融网络：以侨批业为中心》一书呈现如下3个特点：
（一）充分发挥作者善于收藏、利用、研究侨批等档案史料的功力
有关史料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曾指出：“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可言。” 《海洋移民、贸易与金融网络》全书运用一手史料类别主要如下：
1. 侨批
蕴含丰富历史信息的侨批不仅直观地反映了东南亚华人移民的跨海行程，也呈现出侨批信局办理侨批的业态内容，包括侨批的汇兑方式、侨批信局的运作细节、与银行协作为后来银行的兴起和發展奠定基础乃至本身转型发展为现代银行等成长轨迹。侨批甚至还揭示了某些易为人忽略的信息，即纵使在侨批信局主导侨批业的发展时期，依然存在部分个体“水客”经营侨批的生存空间。作者比较“戌午年（1918）五月初十坤甸黄世剑寄福建南安侨批”与“1918年10月8日坤甸黄世剑寄福建南安国际挂号封”，分析东南亚侨批邮路与国际信函邮路之不同，进而推测出侨批经营者利用侨批款进行贸易的情形。
此外，侨批封上的货币名称是银本位时期或纸币时期的特殊印记;侨批封由加盖文字发展到印刷封，展现出侨批信局服务侨胞、侨眷通信汇款之细致;侨批封上往返时间的缩短则体现出侨批运作效率的提高。
结合侨批，作者进行了合理的推测，如“1948年印度尼西亚巨港经厦门正大汇兑庄转安溪侨批”上印有收批机构为印度尼西亚巨港“高隆兴汇兑船务出入口商”，其侨批解付局为“厦门正大汇兑庄”，而“高隆兴汇兑”代理机构并未列入正大信局的网络机构之内，可见正大信局在海外收汇网络之庞大。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为保证叙述史实的严谨和客观，不拘泥于自身已有的大量侨批收藏，亦选取了其他侨批收藏家收藏的侨批。譬如，1925年天一信局发给寄批人陈玉坑的票根就来自侨批收藏家苏通海藏品，等等。
2. 报纸
对报纸的分析，作者选取1887年、1928年、1932年新加坡《叻报》记载汇市行情的报纸，论述侨批信局借助外汇结算业务，将侨汇资金源源不断地从东南亚转移到中国国内这一侨批业运作中的关键环节。
3. 广告
对广告的分析亦是《海洋移民、贸易与金融网络》全书的一大亮点。譬如“1848年新加坡金龙泰茶行汇兑信局的新加坡广告”反映出与“水客”合作收批的小商店作为侨批信局的前身，收取侨批原是其增加收入和充实资金的副业。侨通行和正大信局的广告还是了解其不同年代业务内容变化的最佳途径。
4. 邮票
邮政部门为天一信局和王顺兴信局等专门发行的个性化邮编精妙地展示了那个峥嵘岁月的时代特点。
5. 印章
印章的性质和内容反映出侨批业发展的关键阶段。侨批信局的“1930年代小吕宋王顺兴汇兑信局章”出现“汇兑”两字，说明其时批信局已走向传统的侨批业务与汇兑业务并举的时代。天一信局附以经办侨批封上的信用戳记使得郭有品的信用魅力熔铸于企业精神之内，长久地赢得华侨和侨眷的信赖。王顺兴信局的印章信息展示了童叟无欺的诚信风范，其在福建省泉州新门外王宫乡的总局兼办邮政代办所使用的印章则印证其成为泉州最早的邮政代办机构的历史。有鉴于此，王顺兴被誉为泉州“邮政之父”。
6. 侨批信局的约章等管理制度
侨批信局的约章等管理制度从文本的层面折射出侨批信局内部管理方式的规范有序和敢为先声。例如，王顺兴信局的约章已显示出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某些特点，这也是促进王顺兴信局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
7. 老照片
书中唯一的老照片——1947年元旦厦门正大总局全体职员的合影。从这张合影可以看到，这些侨批业中的精英在时代背景的衬托下显露出别样的精神风貌和气节风骨， 聪灵、 端庄、 持重而又神采奕奕。
此外，作者还使用了极富侨史特色的口供纸和《入境居住证明书》等史料，作为中国东南沿海民众移民海外的历史见证，补充该书的论述，使其内容更为完整。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透过史料，作者“从下而上”“小中见大”，由对侨批、侨批信局和侨批业发展的勾勒构筑起对中国海洋移民、贸易与金融网络的全景式的探察与洞悉，足见其多视角解读史料、论从史出的学术研究功力。
（二）个案研究与比较研究相结合，勾勒侨批业之发展图貌及东南亚华商跨国金融网络之形成过程
作者对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如郭有品与其天一信局、王世碑与其王顺兴信局、新加坡侨通行与厦门侨通批信局、正大信局进行分析，从信用化管理模式与制度，跨国、跨区域经营业态与网络等角度透视这些源起于民间的“草根”个体的金融与通信活动，分析其如何成为近代中国移民金融与通信行业的滥觞，以民间渠道连接中国与世界，为中国近代的社会变革和经济转型注入活力。尤为可贵的是，作者以鲜活、质朴的笔触，将诚信这一熔铸于侨批商人精神品格中的根本落地有声为一系列的务实行动，使其重焕光彩、历久弥新。作者列举福建省同安大嶝岛籍南洋华商网络、陈嘉庚公司网络、陈慈簧家族企业、永安公司金融网络、黄奕住的中南银行、吴道盛的建南银行等实例用以讨论华商、实业经济、商贸发展与金融事业开创等问题，形象地论证了跨国金融网络依托东南亚华人移民、贸易以及实体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过程。
此外，曾有学者将中国具有金融属性的潮汕侨批与体现法律精神的徽州契约进行对照、比较，认为二者蕴含的精神财富均可资今鉴世。事实上，作者更早就对同系中国旧式民间“草根金融”的晋商票号与闽粤侨批业进行了对比、分析②;于《海洋移民、贸易与金融网络》一书中，又从两者的兴衰流变、企业历史形态、文物价值和文化内涵等方面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已有研究，突破了侨批业研究以地域划分比较对象的局限，开启了将侨批业置于中国金融发展历史的大浪潮中，从而洞悉、发掘和感悟其内在独特价值的新路径，对于创新涉侨历史文化遗产与遗存的研究方法大有裨益。
（三）史料原图与自制图表结合下的图文并茂
《海洋移民、贸易与金融网络：以侨批业为中心》全书收录图片86张、表格13张，除特别注明，侨批图片均为实物史料的电子扫描件。这些一手史料的影像呈现于读者眼前，满载悠悠家国情怀与时代变迁的厚重感，是华侨经济社会的历史缩影。作者亲笔绘制的图表涵盖宏观到微观的多重维度，其中，“中国东南沿海部分侨批（银信）发生地的全球分布图”精妙地展现和证实了中国海洋移民以东南亚为主，同时辐射世界各地的图景;“侨批业发展阶段图”则是作者综合侨批业发展阶段分期、海内外经贸趋势、国家政策与政治环境等多重因素的思考而成;“侨批侨汇传递流程表” 对侨批侨汇流程的梳理深入简出、条分缕析。此外，“天一信局海内外机构一览表”“管理网络分布图”“侨通批信局国内外开设机构情况表”“海内外机构分布图”以及“正大信局海内外分联号情况表”等更是折射出一代代侨批业巨头经营网络纵横海内外的豪迈气象。这些图表中点、线、面的勾勒使得作者对于移民、侨批局、侨批业和侨汇相关网络等动态的观察经数据统计、情况分析后形成的逻辑思维线索跃然纸上;同时，规范、严谨、美观的图表彰显着一种细腻的人文气息。
四、结语：“海上金融之路”再放光芒
生逢盛世，历史与现实碰撞下的机遇与挑战并存。“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丛书”可视作中国国内学者对15世纪大航海时代开启后崛起于海洋的“西方中心论”的回应以及在当今“海洋强国”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背景下争取中国海洋话语权的努力。
黄清海所作《海洋移民、贸易与金融网络：以侨批业为中心》一书以全球化的视野与历史发展的眼光，将侨批业的发展置于以海洋为媒介的动态世界秩序与格局、工业文明勃兴以来的时空隧道中进行考察，时间跨度自15世纪末至今，着重展现19世纪40年代之后中国东南沿海民众“下南洋”“淘金”以及出国民众的劳动财富是如何通过侨批业的渠道跨国转入中国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正是侨批业以及侨批的业务引发了外资银行、华资银行和中资银行的介入，进而架起了一条由中国通往东南亚并连接欧美地区的国际金融网络，被称之为“海上金融之路”。这一近现代的“海上金融之路”及其编织的华人金融网络在促进中国旧式金融体系转型与变革的同时，加快了中国金融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步伐。探析这条以华资银行、侨批业为主，颇具华人特色的“海上金融之路”，于今日中国由海洋大国發展为海洋强国的历史跨越具有重要的意义。
该书时间跨度大、涉及地域广、涵盖主题多，因而在某些史实的叙述上不免存在有待细化或完善之处。譬如，应当对侨批业做地域化个性的补充探讨以充实对特定历史时代下侨批业的多视面分析。无论如何，作者敢于创新并善于创新，将具有海洋文明属性的侨批业所遗承的历史档案与时代记忆、精神财富与文化精髓融入人们全球化视野的思维海洋中，实属难能可贵，也亟待更多不同领域与学科的学者肩负当下海洋话语时代的责任，参与学术对话，引得新争鸣。海洋足够辽阔，容得下多元的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