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社会就应当是这样的：用平等的心去看每一个人，同时，又用不平等的心去对待每一个人
就慈善的外部特征来看，慈善就是帮助他人、有益于他人。打个比方，饥饿来临了，给饥饿者送去馒头，这就是慈善。是这样么？显然不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要谈慈善，光谈慈善的外部特征是不够的。
我们首先要面对一个大问题，我们要帮助的对象是什么？是人，是生命。这样一来慈善的本质问题也就显现出来了，那就是，我们如何去面对人、面对生命。
“人生而平等”这个观点并不是伴随着人的产生而产生的，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人类寻找平等的历史，这里头经历了巨大的痛苦和牺牲。
所以，慈善的首要问题其实就是“拿人当人”，这是基本原则，也是最高原则。给饥饿者送去馒头，这可以是慈善，也可能不是慈善。说是慈善，那馒头里一定伴随着对人、对生命的尊重，它在最大限度里保证了人的尊严；说不是慈善，施与者高高在上，或者说，施与者一直在“秀”他的善，好好的馒头成了“嗟来之食”。
我要指出的是，我们古代的“士”是不食“嗟来之食”的，这和“士可杀不可辱”是一个意思，我们把这样的行为叫做骨气，其实也就是尊严。这是个人选择，而“刑不上大夫”则可以看做是有关尊严的“制度关怀”了。我要强调的是，无论是个人选择还是“制度关怀”，这里头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它依然是个别人的事情，它和“众生”无关。它和真正的有关人的尊严的制度关怀无关。
但是，我们在谈论问题的时候，范畴很重要，任何概念都有它的范畴，这是哲学的一个常识。离开了范畴，我们就很容易走向相对主义。我们谈论平等的时候也是这样，在“人文主义”这个范畴里头，人的确是平等的。但是，换一个范畴，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这一个范畴里头，我们就必须承认和强调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有些人的劳动力强，有些人的劳动力弱。
可是，我们的分配原则是这样的，多劳多得，不劳不得。这个看上去很平等，但是一个两岁的孩子、一个九十岁的老人不能劳动，他该不该有饭吃？回答是他必须有饭吃。在人的生理性差异面前，我们必须承认人的不平等，重视人的不平等，如果我们不重视这个问题，我们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就没有意义。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是大慈善，全社会都要关心它，因为它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我想说，好的社会就应当是这样的，用平等的心去看每一个人，同时，又用不平等的心去对待每一个人。在一个好的社会里，残疾人和健全人一定是平等的，同样，在一个好的社会里，社会一定会有区别地对待他们。
在今天的中国，许许多多的问题都是不要脸造成的，我们不能在挣钱的道路上越来越不要脸
崇高是表象企图控制本质、最终控制不了的一个形态。相比较于外部，本质有一种绝对的大，康德把这样的状态叫做“数学的崇高”和“力学的崇高”。他把那种“绝对的大的东西”称作崇高，崇高有一种“超出任何感官尺度的能力”。
从物理上说，喜马拉雅是崇高，“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也是崇高，从精神上说，“人生自古谁无死”是崇高，“还我河山”也是崇高。无论是数学意义上的大还是精神意义上的大，崇高都有一个特征：内部与外部有剧烈的对抗，存在着一种你死我活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崇高时常和悲剧紧密相连的原因。
我们都知道文革，文革的美学形态最痴迷的东西是什么？大。大字报、大批判、大串联。那个时期的“崇高”有三个特点，第一是大，第二个特征是假，第三个特征则是空。常识告诉我们，在假面前，一切都毫无意义，大也是这样。多年之后，一个叫王朔的作家站出来了，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反崇高”。
以我阅读王朔的经验来看，王朔是反崇高的，假的他反，真的他也反。这就是王朔。一个作家可不可以不喜欢崇高？当然可以。但是，有一件事王朔自己也没有料到，那就是他的影响力，王朔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文学，直接抵达了文化意义，他引领了一代人甚至更多。他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都是不可低估的。直到今天，我们的文化依然带有“千万别拿我当人”和“一点正经没有”的调调，我们的文化缺少庄重。
我不是没有受到过王朔的影响，如果你把我全部的作品拿出来看，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本能告诉我，我是后来者，不该沉迷于犬儒主义。
说到这里我也许要跑题，我还是先把崇高放在一边，来谈谈我和盲人相处的事情吧。老实说，从我懂事以来，我再也没有见过比盲人族群更有尊严感的人了。无论是对己还是对人，他们都是非同一般的。老实说，这很打动我。他们看不见，可我看得见，在我的眼里，他们的言谈和举止带上了抒情性。尊严感未必一定要崇高，但是，犬儒绝对不行。我之所以把尊严感的问题说得如此严重，这跟我的基本判断有关，那就是，在当今的中国，尊严问题再也不是一个个人感受的问题，它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
缺少尊严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不要脸。老实说，在今天的中国，许许多多的问题都是不要脸造成的，我们需要“要脸”的文化，我们不能在挣钱的道路上越来越不要脸。我敢说，如果我们各行各业的人都能像盲人推拿师一样有尊严，“要脸”，那样敬业，那样对待他人，中国人会喝三聚氰胺么？会吃地沟油和注水猪肉么？一个人不要脸到什么地步才能对人类的食品下毒手？
这么多年来我发现一件事，那就是，在我们开口说话的时候，其实有压力，这个压力是什么呢？只要你好好说话，马上就有人说，假正经。油嘴滑舌就是诚实，好好说话就是装，难道这不是今天的评判标准么？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正处于价值缺失的时代。价值缺失的严重后果就是文明程度的进一步下降，对崇高的诉求为零、对尊严的诉求为零、对体面的诉求为零。只要有好处，有利益，什么事都敢干，什么话都敢说。
表面上，是我们在使用语言，骨子里，是语言在使用我们，甚至，是语言在控制我们
谈到语言，我想先说手机。
有一次我在外面吃饭，一个女孩的手机响了，她男朋友发来了短信，上来就是“你这个小贱货”。女孩子很幸福。如果我说，一个热恋中的男孩叫女孩子小贱货，女孩子因为这个翻脸了，估计没有人相信。但是，我们把时光追溯到二十年前，或三十年前，一个小伙子给一个姑娘写信，上来就是“小贱货”，我估计那会有些麻烦。
从“亲爱的”到“小贱货”，你不得不承认，时代变了。时代的变化首先落实在语言上，我们的语言正走在一条粗鄙化的道路上。
二战期间，纳粹为了他们邪恶的目的，使德语遭到了空前的破坏，德语被暴力化了，成了斗狠和杀戮的锐器。二战之后，德国在整理焦土的同时做了一件事，清理德语，清理德语里头的暴力倾向。
也许在有些人看来德国人的这个做法没有必要，希特勒都死了，纳粹也战败了，恢复生产、吃饭和就业才是头等大事，清理语言做什么呢？
语言从来就不是一个小事情，从根本上说，人类的活动其实就是语言的活动，“三句话不离本行”，本行就是一个人的文化特征。仔细琢磨这句话，你会发现，语言对人的控制力很厉害，在三句话之内就会体现出来。表面上，是我们在使用语言，骨子里，是语言在使用我们，甚至，是语言在控制我们。
语言的粗鄙化很容易迷惑人，让人觉得这不是一个大事，其实，这件事太大了，为什么呢？因为语言的粗鄙化直接导致文化的粗鄙化。在任何时候，文化和语言都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
我一直有些遗憾，“文革”结束之后，我们忘了做一件事，那就是好好地清理一下我们的“文革语言”。“文革语言”当然是暴力语言，是一种毫无尊重、毫无敬畏、毫无人性的语言。“文革”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可是，从“文革”过来的人大多都知道，它对汉语的影响是多么的深重，对今天的汉语有多大的伤害。
因为职业的缘故，我始终保持着和年轻人的交往。现在，我要讲一件并不轻松的事情，不少孩子是这样的：当他和你面对面的时候，他的言谈彬彬有礼，他所使用的语言在一个正常的逻辑体系里头，然而，一转眼，他进入了网络世界，太吓人了，他所用的语言简直让你不敢相信。
我们在面对一个孩子的时候，时常觉得在面对两个或三个孩子，这是一个轻松的说法，事实上，这里头有严肃的问题，那就是人格分裂。人格分裂的基本标志就是一个人在使用不同的语言体系，这不是一个有趣的游戏，我可以说，由语言形态所呈现出来的人格分裂，迟早都要付出代价。
（摘编自《新华日报》2013年6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