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人类文明，在本质意义上，使人远离它所源出的自然性和动物性而具有强烈的社会性。可以说，人类在创造社会文明的同时。也创造了自己的枷锁和牢笼。人既依赖这枷锁和牢笼，同时又在挣脱它、拒斥它。人性本身与社会文明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可消除的矛盾与对立。这种矛盾和对立，自人诞生之日。就根植在社会之中。在今天社会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里，人和社会文明的这种矛盾，一方面得到缓解松驰，一方面却又愈演愈烈。相应地，现代人对所处身的时代现实。一方面表现出鲜明的顺应性，一方面又表现出潜隐的反逆性。因为。在当下这样一个高度工业化、技术化、信息化的文明社会里，一个人只有顺应时代潮流才能发挥自己的智慧才华，最终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同时，人类文明越发达，就意味着人离其固有的自然性和动物性越遥远，那么人被自己所创造的枷锁利牢笼所限制利束缚得也越深越重，人挣脱它逃离它的愿望也就越强越烈，所以现代人对时代现实都隐含着某种程度的反逆性。现代人和社会现实之间的这种悖论关系隐喻着一种深刻的人类生存困境。
人类的这种生存困境，在王安忆的小说创作中得到了突出的反映，它鲜明地体现在个人亡体与社会结构的冲突与碰撞之中。人，在本质上，是生而向往自由平等的。所谓的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映现了人追求平等权利的强烈欲求。可是，也只有在虚幻的上帝面前，人与人才可能平等；在坚硬的现实中，人与人之间却等级森严。人类自走出蛮荒步入文明社会的同时，也形成了等级社会。个人主体自出生那一刻起，就被固限于某一个等级。难以逾越。不同等级的人享有不同的政治经济权利，上层的一级对下层的一级形成压迫和剥夺，形成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所以，人在创造社会文明的同时，也创造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和差别，而人生而平等的欲求必然要与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发生冲突与碰撞，所以。人在享受自身所创造的文明的同时，也在努力消除这种等级差别。数千年的社会文明史上。人类的平等吁求从来没有中断过。特别是近代以来西方哲人从马克斯到弗洛姆，他们所努力探求的也是通往人类的自由与平等之径。更有许多革命家以实践行动做出了推翻等级秩序，建立平等社会的尝试。这些理论和实践为人自身的解放和自由做出了重大贡献，但等级社会是数千年社会文明的积淀。凝聚着深层的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历史等众多因素。所以，至今，人类仍然生活在等级秩序中，人仍然没有获得彻底的解放和完全的自由，也仍然没有实现绝对的平等。因此，个人主体与社会结构的冲突与碰撞也依然存在。
首先，在目前的现代中国社会里，个人主体与社会结构的冲突与碰撞，表现于城乡之间的差别与对立。中国社会本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只是近代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兴起和繁荣，象征着富足和文明的城市逐渐与代表着贫困和落后的乡村形成了差别和对立。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日益加速，这种城乡之间的差别和对立也日益加剧。时至今日。强大的城市对贫弱的乡村形成了沉重的压迫和侵吞。在乡村面前城市人那种富足感、优越感和自豪感处处流露；而在城市面前，乡村人那种贫困感、低贱感和自卑感却无处藏身。城市人到乡村是为了度假、休闲、娱乐，轻松愉快；乡村人进入城里则是为了生计、养家、糊口。辛苦操劳。对于中国社会的这种城乡差别和对立，王安忆深有体察，并且认识到了这种差别和对立的难以消除和逾越。山东大和乡麻刘庄青年刘德生随同乡去上海卖姜，在繁华似锦的大上海。他们几个乡下青年却只能露宿街头，吃冷馒头，喝凉自来水。刘德生外出时迷了路，不但得不到上海人的指点和帮助，反而被当作这个城市的异类和入侵者而被追赶逼迫。并最终被逼到一座楼的楼顶平台上，逼上了一条绝路。他从平台上纵身而下，葬身于繁华的大都市。梦想中的发财之地却成了他悲恸的葬身之地。一个乡村人进入城市谋生何其艰难，甚至牺牲掉了自己的生命，也撞不出一条生路。农村女青年刘以萍，在省城上了四年大学，神往着大都市的繁华生活，可她只能眼睁睁看着从上海、南京下乡的知青回上海、南京，而她只能坐等着发回农村。她处处感觉到自己的卑微、寒碜和不幸。最终，虽然她有幸留在了一个地区级城市，虽然她时时处处学习模仿上海女知青小邵，虽然她费尽苦心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城市青年小谷做丈夫，但她最终也没有赢得小谷的真爱。没有变成象小邵一样的城里人，没有真正融入城市，她最终还是被那道无形的壕沟隔离在城市之外。西北乡的青年大瞎生从服饰到言语口气到行为举止都极力模仿城市里的青年大学生，可他最终也只是“像”而已，最终他也无法摆脱自己乡下人的身份，最终他也只得回归他的西北乡。对于这种城乡之间的深刻的差别和对立。王安忆的叙事是节制内敛，不动声色的，但是在她的冷静从容之间下。我们依然能看到王安忆对刘德生的悲悯，对刘以萍的同情及对“大瞎生”的谅解，也能看到王安忆对一个自由平等社会的向往，更能看到王安忆对所谓的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的怀疑和批判。王安忆曾想以她的乡村田园乌托邦想象来对抗城市的现代文明。但是在强大的城市冲击和压迫下的乡村，如何能承担得了如此的历史重任。她的乡村田园乌托邦想像无疑具有虚假性利软弱性。这个想象也只能是她的无可奈何之恩。
其次，个人主体与社会结构的冲突与碰撞，还表现于个人主体之间的差别与对立。现代中国的等级制社会结构不仅表现在城乡之间的差别与对立，还表现在乡村内部和城市内部个体之间的差别与对立。人并非是生而平等的，每个个体的家族背景、经济状况等各方面都不同，这就决定了每个个体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就不一样。甚至悬殊巨人。所以，我们的社会就像米尼所感觉到的那样。不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地狱里，人都是被分为一二三四等的，是一个等级社会。墙基两侧的499弄和501弄就是两个有着天壤之别的世界：499弄的阿年象荒野里无人注意的野菊花一样渺小，因为是工场间老阿姨的儿子，就只能住在小小的亭子间里，只能以在路边车站卖玩具娃娃为生。在这个等级社会中，处于社会上层的人对下层的人形成遮蔽和挤压，处于社会下层的人在自我发展完善和实现的过程中需要克服更多的困难。跨越更多的障碍，经过更多的挫折。付出更大的代价，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也难以达到理想的目标。乡镇少女妙妙非常羡慕都市青年人的生活，非常想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员，像他们一样符合新时代的潮流，可是。无论她如何努力，甚至以自己的青春纯洁的身体为代价，最终也不能加入那些先进青年的行列。面对着这种个体之间与生俱来的差异和不平等，面对着象野菊花一样卑微渺小的下层个体，王安忆曾经企图在精神上创造一个心灵的乌托邦，幻想着人与人不仅在上帝面前而且在现实当中自由平等，这曾是王安忆年轻时纯真的乌托邦幻想，可是这幻想终归被坚硬的现实粉碎，“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论断至今仍是颠覆不破的真理。个体之间的差异和不平等。在很大的程度上，源于个体之间经济基础的不同。要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首先就要消除人与人之间经济地位的差异。像毛泽东时代那样，以打倒、推翻、抄家、没收、均分的方式实现经济平等，已被历史证明是一场盲目荒谬的阻碍时代进步的闹剧和灾难。对此。王安忆早已心存疑问。毛泽东时代的革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个体之间不平等的根源，因为它不增加社会的整体物质财富，所以，我们实行了改革开放。加速了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以工业化、技术化和信息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确实提高了我们的物质生产力。丰富了社会的物质财富。但它在使一部分人加固了经济基础、提高了经济地位的同时，也使一部分人相对来说更加贫困和低贱。这说明当下的现代化潮流也并不能实现个体之间的真正平等，这是王安忆的困惑，也是我们整个时代的困惑。我们还得象前人一样，继续求索实现人间的自由平等之径。
对于如何处理与协调个人主体与社会结构的矛盾与冲突，这是我们人类数千年来，以至到今天。都曾经面对。而且今天依然在面对着的一个问题。对此，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要归因于社会的黑暗和不公平，正如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所言：“没有一个社会是完美的。每一个社会都存在着一些和他们自己所宣称的规范无法并存的不纯杂质，这些杂质会具体表现成为相当分量的不公不义、无感无觉与残酷，这是社会的天性。”同时，另一方面，也正如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弗洛姆所言：“历史就是人自我实现的过程，不管任何特定的社会可以产生什么样的罪恶，社会总是人自我创造和发展的条件。”我们现在所到达的这个历史阶段象人类过去所曾经达到的每一个阶段一样，“都给人留下了不满和困惑。而这种不满和困惑又促使他去寻求新的道路，‘前进的动力’并非人生来就有，而是人的存在之矛盾促使人依其开始时的路线的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