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大革命时期，掀起了以湖南为中心的全国农村大革命的高潮。毛泽东认识到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并提出把建立农民武装与创建农村政权联系起来的政治主张。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关于农民运动的思想抓住了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丰富了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的基本理论，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探索实际上作出了创造性贡献。
[关键词]大革命；毛泽东；农民运动主张
大革命时期，在国民革命高潮中，农村革命运动发展迅速。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农民运动的中心由广东转到湖南，1927年春，掀起了以湖南为中心的全国农村大革命的高潮，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基础。面对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表现出不同的反应和态度，地主阶级讥讽这场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民族资产阶级则指责这场运动严重“越轨”，而中共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大批党员由于受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中心城市起义模式的影响，在大革命开始时期就认为党的基础应完全建立在工人阶级上面，依靠工人阶级，重视工人运动，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尽管中共从建党初期也笼统提及了农民运动的重要性，但对这些问题还缺乏具体深入的研究，对发动和组织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参加革命的极端重要性缺乏应有的认识。另外中共中央多数领导人为了维护统一战线不致破坏，也提出限制农民运动。对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较早地发觉并重视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对中国农民运动进行实地调查和深入研究，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出发，分析农民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从而论证中国农民运动的伟大作用。
在毛泽东看来，当时中国社会的农民问题主要表现在政治与经济两个方面，在政治上就是要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建立农民武装政权；在经济上则要求实行土地革命。毛泽东认为“农民问题是一个贫农的问题，而贫农问题有两个，即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这两个都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了”[1]尤其是农民急需的土地问题，只有解决土地问题，才能彻底地消灭封建制度，才会真正解放农民，这个问题也是农民运动的一个中心问题。为了推动全国农民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批驳攻击和限制农民运动的观点，1926年9月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的序言中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2]在1926年12月召开的湖南全省工农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再次提到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无论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土豪劣绅，或者是要发展工商业和教育事业，都必须依靠农民问题的解决。1927年初毛泽东实地考察了湖南湘潭、衡山、酆陵等五县，并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报告也是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经典之作。在这篇报告中，毛泽东对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充分的估计和肯定，他认为农民是中国的“革命先锋”，成就了多年来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是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农民问题是决定中国革命全局的问题，必须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因而农民运动是打倒封建势力、解决中国专制政治的基础，是挖了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角。在这份报告中毛泽东也尖锐地批评了党内外责难农民运动的种种谬论，号召一切革命的同志应该站在农民的前头应该站在农民的前头领导他们，而不能站在他们后头指手画脚地去批评他们，更不能站在他们的对面去反对他们。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还进一步论述了在农村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的重要性，他认为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权利的革命，“农民如果不夺取政权，一切减租减息、要求土地及其它生产手段等等的经济斗争，绝无胜利之可能”，[3]在乡村要做到“一切权利归农会”，夺取和巩固农民政权。对于如何开展农民运动，从方法上看，毛泽东认为应把农民组织起来，而农民协会是农民运动的组织形式，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充分赞扬农民协会这种组织形式的重大作用，认为农民协会是乡村的革命统一战线组织，也是革命时期乡村的政权组织，“造成了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掀起了革命的急风暴雨”，在农民运动中，农民需要通过农会从组织上打击地主的政治威风，采用“清算”、“罚款”、“捐款”、“小质问”、“大示威”、“驱逐”等一些有力的方法摧垮地主阶级的乡村势力，在农民运动中，毛泽东重点肯定了贫雇农的地位和作用，认为贫雇农占农村人口的70%，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多年来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4]
他认为必须依靠贫农作为革命先锋，掌握农会的领导权，从而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掌握农村的一切权利。在组织农民掌握政权的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强调须带领农民积极开展经济斗争，在农会领导下从经济上打击地主。如“不准谷米出境，不准高抬物价，不准囤积居奇”，“不准加租加押，宣传减租减押”等。
由于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尚处在幼年时期，理论准备还不足，革命经验还不多，所以早年毛泽东思想不够成熟，尚处于萌芽阶段，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一些关于农民运动的提法和表达则反映了毛泽东当时在农民运动问题上的过激情绪和不很成熟观点，如毛泽东为了回击社会上农民运动是“糟得很”的观点，认为农民运动完全是“好的很”，“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但事实情况并非完全如此，由于当时中共基层领导力量薄弱，加上中共中央部分领导人的右倾，在实际运动中放弃对农民运动行使领导，而农民由于自身小生产者的局限，当时的农民运动也存在不少缺点，如“共产党领导农会在乡下树立了威权，农民便把他们所不喜欢的事禁止或限制起来”，农会所采取的措施大多数都是正确的，但也有个别措施显得有点过激，如“平粜”、“阻禁”虽不利于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但对于社会上农产品流通和政府财政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总体来说，毛泽东是中共党内关于农民运动主张的正确代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认清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并提出把建立农民武装与创建农村政权联系起来，初步认识到农民武装与农民政权对中国民主革命全局的重要意义。限于当时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关于农民运动的理论和实践没有能够得到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认同与支持，但从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主要历程来看，这一主张抓住了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为后来中共开创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独特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主张也丰富了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的基本思想，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这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实践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个重大进步。
参考文献：
[1]伟人毛泽东：上卷[M].红旗出版社，1997：271.
[2]毛泽东文集：1卷[M].人民出版社，1993：37；
[3]毛泽东选集：1卷[M].人民出版社，1991：23；
[4]毛泽东选集：1卷[M].人民出版社，199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