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员，有一年的历史，可是由于去年中央组织变动过多，工作人员的实际作用，时常更动，以及能力的薄弱，并不能得着很大的成绩……组织工作做得不好，当然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工作人员能力薄弱、经验不够，所以当研究全国组织状况以及如何加强组织局和改造组织局的工作，也是今后加速转变的先决条件之一。”③復杂严峻的革命发展局势导致党组织在构成上具有多样性和多变性，中共中央组织局很难统筹各方力量，组织局机构本身的完善和发展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中共中央组织局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前称、史称的说法容易混淆两者之间的区别。事实上，中共中央组织局设立的同时，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编制大多同时存在。除了1927年中共中央首次设立组织局时组织部被取消外（设组织科），中共中央组织局在其余几次设立中，都是与中共中央组织部并存的，且两个机构领导成员也呈现出高度的吻合性。这表明，中共中央组织局与中共中央组织部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笔者认为，中共中央组织部主要负责“管理党的组织和干部”④，而中共中央组织局的“组织”具有更加广泛的“组织执行”和“组织动员”之意。在净化党的各级组织、发展党的组织力量成为党的核心要务时，中共中央组织局的组织执行和组织动员工作必然要以组织部门的具体组织工作为重要基础。随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逐渐明确了革命方向，即不断壮大自身军事力量，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提升军事作战力量，巩固民族统一战线以抵御外敌成为了党的核心任务。在上述历史进程中，组织工作逐渐发展成为中共所领导和负责的诸多重要工作的一个方面，用组织局来承担中共中央核心工作已不合时宜。
（三）组织局不符合中共组织工作的原则和要求
斯大林高度重视党的组织工作，认为“我们党就是靠了这种本领，才能在任何时候改编自己的队伍，集中数十万党员去做任何巨大的工作而不会使自己的队伍混乱。”⑤俄共（布）—联共（布）中央组织局拥有制定干部政策和负责分配干部的巨大权力。斯大林对组织局高度重视，是“政治局方面参加组织局的唯一成员。”①中国共产党也高度重视组织工作，在革命斗争过程中逐渐对组织工作的性质、功能和定位具有清晰的认识。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是中国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并发展的一个要紧条件。②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再次提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③与俄共（布）—联共（布）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视野下的组织工作本质上是一种方法论，而不是目的论，组织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只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明确界定了组织工作在党的工作中的地位，即“各级党的委员会，决不是仅仅进行党内的组织工作，而是应该成为当地各种工作的领导集团，党内的组织工作只是党委工作的一部分，而且应由党委的组织部门去作专门的管理。”④因此，中国共产党不可能仿照俄共（布）—联共（布），把组织局当做与政治局平级的中央领导机构。
值得注意的是，1943年3月20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提出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中央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担任书记，负责管理中央组织部（包括中央党务委员会）、统一战线部、民运工作委员会、中央研究局和海委。中央组织委员会的权责是：“统一和集中党的组织工作（政民在内）和根据地、大后方、敌后方党的各种政策（政民在内）的管理，经常研究上述各种政策，分别性质向政治局、书记处提供有关政策和组织工作的提案与意见。对于日常性质的问题有权作出决定，交由所管辖之各部委执行之。已决定之问题，须向书记处作通知。”⑤与组织局不同，组织委员会仅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之一，其所管理的各个专项工作部门是其运转的基本机构载体。与组织局相比，中央组织委员会有更加明确的权责安排和更加稳定的领导配置，实现了事权的统一与集中。
四、结语
中共中央组织局的变迁历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多变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对其自身领导机构的不断探索。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活动中如何协调好政治领导与组织执行之间的关系，如何通过制度有效整合革命力量等一系列关键问题的思考。中共中央组织局应时而设，最终应时而撤，表明中国共产党没有教条的“以俄为师”，完全仿照俄共（布）—联共（布）中央机构设置，而是立足中国革命和自身发展实际，对组织局进行创设和塑造。苏共在1952年最终取消了组织局的设置，也说明了中共的智慧和远见。总之，从反复设立组织局到最终彻底裁撤组织局，表明中共在革命斗争中对政治领导、自身建设和组织工作等具有更加成熟的认识。
（黎田，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