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分在一起、彼此有个照应就行。军代表听到我们的“条件”，觉得还算“态度端正”，二话没说，就给我们开出了到正安县革委会政治部报到的介绍信。
到正安后，我们住进了南门老街由城隍庙改建的县招待所。这里几天时间就入住了五六十名待分配的外地大学生，接着又陆续来了一些本省学生，小小招待所挤得水泄不通。作为正安这样的县份，从未有过一年中集中分来那么多大学生，而且这些学生所学专业又五花八门，有的专业当地人更是闻所未闻。一下子安置如此众多的大学生，确实难坏了县革委政治部的办事员们。那时除专业明确在当地有对口单位或相近专业单位的大学生即时得到分配以外，很多人根本无法专业对口，只能是“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按“分配大人”的理解胡乱找个单位安置下去了事。记得当时有两名无锡轻工业学院油脂化工专业毕业的，就分到了粮食局下属的城关粮站油库；有个北京大学地球物理专业的学生，被分到县农业局的“农业学大寨”点上去名正言顺地“修地球”；还有一个上海交通大学潜水艇专业的老兄，实在找不到对口专业，只好分到县水电局参加修水利工程。如此种种，令人啼笑皆非，哭笑不得！好在我们学医的和学师范专业的，不愁接收单位，其他专业愿意教书的，有的也分到了学校。我们当时借用一句毛老人家的“最高指示”：“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戏改为：“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要医生和教师。”中小学校、区卫生院、公社卫生所、县农机厂、农林水系统等，安置了大批省内外大学生。大多数毕业生不求专业对口，只要有个单位，有一个发展自己、施展才能的平台，就急急忙忙地分了下去。谢天谢地，我们三个中山医学院毕业的“臭老九”，碰巧在招待所结识了一位正在县里开会的中观区卫生院的院长，据说他是部队军医出身，那儿交通不便、病人很多，医院还有一些手术器械，有很多手术没有医生去做。听到这个消息，我们真是喜出望外。3个外地大学生也分不清东南西北，顾不得山高路远，立马找到政治部的领导主动请缨，要求分到中观去。第二天我们就打起背包，步行90多里山路，欢欢喜喜地跑到老百姓最需要医生、最能发挥业务专长、体现自己人生价值的中观医院，开启了我们的从医生涯，落实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6·26指示”。
我们到中观医院不久，又陆续分来了几名其他医学院校的大中专学生。当年，一所区卫生院就来了3名广州中山医学院和两名贵阳医学院的本科医学毕业生，还有两名贵阳卫校学药剂和学检验的中专生，两名遵义卫校学护理的中专生。在医院领导的支持和原有医务人员的配合下，我们新设了病房，增加了服务项目，开展了下腹部手术和产科手术，救治了很多危重病人。一时间，把个中观医院搞得红红火火，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欢迎和拥戴，后来甚至舍不得我们调离。在贫下中农这里，我们既不是“臭老九”，更不是“处理品”。在广阔的农村，我们与缺医少药斗，与愚昧落后争，在山区人民的哺育下成熟了起来，终于渡过了劫难，用实际行动，否定了“四人帮”对我们的荒谬评价，在边远山区，我们确实是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