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湘西苗族的宗教祭祀中表现出来的苗族原生宗教文化与道教文化两种文化系统并存的特点在我国苗族地方民族文化中具有典型性。湘西苗族“祭祀圈”结构的变化，是湘西苗族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宏观的矛盾运动的“微观显示”。 主导苗族祭祀圈的重构的历史参与者是汉苗劳动人民。湘西苗族祭祀圈的重构是近代湘西地方的成型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历史环节。
关键词：道教 苗族 祭祀圈 重构
基金项目：湖南省民族学优势特色重点学科基地项目（项目编号：11JDZB013）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湘西苗族二元祭祀圈的文化样貌
湘西苗族的宗教祭祀中表现出来的苗族原生宗教文化与道教文化并存的特点在我国苗族居住区当中具有典型性。相比之下，湘西州地区之外一些地区的苗族已经视道教文化成为本民族的主体信仰，而一些与外界接触较少的山区苗族则更多地保有本民族原生文化的特点。道教是中原华夏文明的伴生性宗教。中原华夏文明在其发生、发展、繁荣和定型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与四周各少数族的文化交流，并在交流过程中施加着对他族文化变迁进程的影响。对于中国西南苗族来说，接受汉文化的影响并由此加速自身大规模文化变迁的历史过程，并不发生在中国封建社会繁荣的唐宋时期，而是一个属于中国封建文化定型时期社会内容。代表着已经高度成熟的中国封建文化、构成稳定社会秩序思想支柱的儒释道三家之一的中国道教，和其它两家相比，更加强有力地影响着湘西苗族特别是底层群众的心灵世界。
在近世定型的湘西苗族人民的宗教意识、宗教生活、岁时节庆的表现形态就是苗族原生宗教信仰和汉族最具代表性的原生宗教——道教的结合。在明清两代长达五个半世纪的时间跨度里，在汉苗两民族直接交流或者以湘西土家族的前身“土民”作为中介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汉苗两个民族、及其对应的两种社会结构以及产生于其上的作为上层建筑的两大宗教的碰撞融合，在安定和动荡交织的的历史环境中曲折进行。作为建立在历时形成的，与特定生产力相结合的民族性的血缘和地缘组织之上的，同时又是超越了这一社会结构的宗教意识形态的载体的苗族“祭祀圈”结构的变化，是湘西苗族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宏观的矛盾运动的“微观显示”。
二、湘西苗族地区的官方道教对本地祭祀圈的影响大小评估
在唐宋的史籍中“蛮”和”瑶”之类的少数民族族称大量出现，而在其时将“苗”作为某一具体的民族的族称则至为少见，这反映出南方各民族的民族构建过程仍在进行之中，，苗民族共同体尚未从南方的少数民族共同体中分化出来。明清湘西苗族被统治阶级称为”红苗”，其势力“较诸苗为最盛”，是由上古苗瑶集团迁徙到此地的一支和当地土著民族长期结合演变而成的。其区域“经三百里，纬百二十里，周千二百里，隔越汉境，不得与靖州相接壤。”按照受封建政治统治力量影响程度划分明清早期湘西苗族，湘西苗族居民被划分为三个部分：东南部被辰州府泸溪县管辖的苗民、北部（酉水以北）彭氏和田氏土司控制下的“北江散居苗”，以及西南部（酉水以南）的“南江聚居苗”（“上六里”红苗）。在明清很长的时间里，无论是土司政权，还是周围的汉地州县对苗疆地区的影响都是有限的。在当时的湘西苗疆，土司官衙、军事卫所和用于隔绝“生苗”与外界交流之用的“边墙”长期存在，与此同时的道教遗迹极少。虽然老司城中彭氏家族的家庙“祖师殿”离苗区不远，但是在等级森严的土司制时代，这座代代享受着土司的私家香火的庙宇并不对周边苗族人民开放。
这些长期处于国家户籍体系之外的苗族居民繁衍生息、不断发展壮大，并在不断扩大的地缘血缘组织（“鼓社”、“议榔”乃至村寨）基础之上不断完善具体而微的民间制度。上古苗族迁徙之后所处的自然环境极其恶劣，严酷的大自然全面压制着苗族微弱的生产力。而生产力水平的不发达，导致了苗族社会成员极度依赖狭小的农村公社群体，于是作用于苗族人民的大自然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在人间幻化成为了超人间的宗教形式。这种形式内在于苗族人民心灵即表现为苗族宗教信仰，外在于苗族社会之中则展开为苗族社会的宗教“祭祀圈”。
湘西苗族原生形态的“祭祀圈”表现为以下的内容：1、苗族居民崇巫信鬼，祖先神灵崇拜和自然神崇拜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而且其中夹杂着大量的原始的泛灵信仰和泛生信仰。2、散布在湘西武陵山脉中山、低山丘陵以及山间盆地地貌区的湘西苗族村落聚居点是苗族人民从事生产生活、举行宗教祭祀和举办大型民俗活动的基本单位，是实行宗教祭祀活动的主体，遇有大型的祭祀活动如“椎牛”、“接龙”等，合寨出动。3、地区性的大型祭祀活动通过村寨之间血缘关系进行整合，通婚圈和亲属制度规定着是苗族宗教民俗活动的边界。然而，湘西并不是能永远隔绝于外界的存在，在明清国家大一统国家形态长期存在、农业生产技术在封建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范围内仍有一定提高和全国人口稳定快速增长的大背景之下，湘西地区也即将传入新的生产力要素和接纳国家管理机构。苗族社会成员积极吸收新的宗教意识形态，并在此基础上重构作为苗族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交汇点的苗族宗教祭祀圈。
明清两代王朝无论是出于对儒家学说和观念的信奉，还是着眼于封建王朝的现实需要，都孜孜不倦地推动着国家行政的一体化。这种行政一体化过程表现为通过“改土归流”在“新辟地”设置新的府州厅县，同时推行国家的教化。道教则官方可以掌握的三种主要的体系化的教化工具之一，尽管明清统治阶级对道教的有一个重视到轻视的态度转变，但是推行正统的道教诸神崇拜始终是在官方“神道设教”思想指导下的一项基本政策。这一政策表现为：被明清官方认可为合法的道教庙宇存在于大一统帝国的各级政府所驻的中心城市，各府县官员定期祭祀列入国家祀典的道教神灵。临近湘西苗疆地区的辰州府的府治就有着一整套道教庙宇系统。辰州府下辖的泸溪县，和在康雍时期后期设立的乾州、凤凰厅和永绥厅（三厅曾归辰州府管辖，后升为直隶厅）以及雍正时期废除土司后设置的永顺府，以及其下辖的除桑植县外的各厅县（永顺、龙山、保靖、古丈坪厅）的治所都是直接分布在湘西苗疆地区的各级区域政治中心，同时又是一个个官方道教祠庙的驻节点。
虽然由于本身宗教哲学形态的严重缺失和唐宋时修炼成仙的实践活动屡遭失败，到了明清时代，道教从理论到实践都对封建士大夫失去了特别的吸引力，可是由于出于现实需要，封建官吏们却自觉地抬出道教来加强对社会的控制。然而在改土归流后很长一段时间的湘西地区，对于苗族居民来说，官方的道教诸神和他们所庇佑的官吏们都是陌生的存在，而地方神“白帝天王”才是他们熟悉、畏惧的最高存在。因此，湘西的国家政权并未强制性地推行正统道教信仰，而是借助“白帝天王“这一本来就具有道教玉帝封神印记的信仰崇拜，利用苗人”“畏鬼甚于畏法”的心理，力图实现苗族社会的“宗教过渡”。例如：在湘西任职期间曾大力重修、广建天王庙的官员傅鼐就是这样的一个政策执行者。可是，中央王朝在湘西的政治力量引进了道教的神灵，将他们安放在城墙内的神祠里，却决不会把他们亲自送到苗族人家的供桌上。这一政策将会导致湘西地区成为二元宗教信仰社会，其中体现的是本土与外来、农村与城市的差异，其根源是官与民之间的对立，本质上是一种深刻的阶层对立。如果道教只是借助国家政权的力量，而不是通过群众传播进入湘西地区，那么它将只能够在数个孤零零的城邑中生存，同时面对着周围苗族原生宗教的包围。
三、混同汉苗的道教文化精神
历史的进程表明，真正对苗族祭祀圈的重构起主导作用的是汉苗劳动人民之间长期的文化涵化。随着明清湘西农业开发的深入，湘西地区开始出现了大量的“民村”和“汉土民村”。在农业进步的基础上，商业繁荣起来，汉族、土家族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在湘西交通贸易节点处修造的聚集地逐渐发展成湘西的市镇（如浦市、所里等），这些城镇和村庄是道教民俗活动的天然舞台。汉族人民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例如，与湘西“苗疆三厅”关系密切的原辰州府地区就给湘西地区带来了辰州符、辰州傩、有浓厚道教色彩的辰河高腔等地方文化精华。这些民俗活动之所以带上了浓厚的道教色彩是因为明清道教的世俗化。明清时期的道教世俗化把道士变成俗人，又把俗
人变成像模像样的巫师。道教的贵族气息减弱了，它的在俗世中的可应用性却增强了，而它曾经发展出来的一整套宇宙观和伦理观仍然使它不同于一般的巫术。这种矛盾的存在是它同时具有丰富性和局限性的原因。它的丰富性表现在一个社会成员的从生到死的所有人生仪式都可以被道教所容纳；它的局限性则表现在其缺乏有力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力量。道教在湘西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传播中清楚地表现出来了这些特点。
明清道教吸引明清湘西苗族的首先是与自身文化特征、民族的深层的心理相契合的东西，而不是国家政权树立起的道教偶像。清朝改土归流后，湘西苗族接触到了更多的外来异质文化。道教富丽堂皇的神仙世界、完整的仪轨体系和丰富多彩的艺术表达方式使苗族人民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宗教世界。这个宗教世界的“神”与他们固有宗教信仰的“鬼”有很多相同之处。道教的神和苗族固有宗教的鬼一样可以通过巫术被召唤而来干预现世生活。既然同样是能护佑我的鬼神，就不必管它是操苗语还是汉语，都可为我所用。由于道教更适合于“改土归流”后的近世日常生活社会，故道教在湘西苗族社会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迫使苗族宗教师（巴岱）分裂出道教色彩浓厚的巴岱扎一支，主动适应苗族人民内心世界需求的变化。
四、重构的历史意义
湘西苗族祭祀圈最显著的变化就是苗族宗教内部的巴岱扎（客教）与巴岱雄（苗教）的分流。从空间角度看，巴岱扎将苗族的宗教信仰空间置于广阔的道教宇宙时空中，激发苗族人民更多地接受“天下一家”的国家观念。而巴岱雄则是更多的是强调本村本寨的小群体血脉联系，从而使苗族永远依恋养育自己的土地。
在长期的文化交流过程中，汉族道教文化影响苗族宗教文化，促使其祭祀圈发生重构是事物的主要方面，但亦不可忽视苗族文化对湘西汉族的一些积极影响。苗族宗教中天真质朴的的特点亦潜移默化地改造着湘西土家族和汉族的民族性格。苗族的祭祀圈的若干要素参与到了近代湘西地方文化精神的塑造之中去。这是苗族祭祀圈重构最积极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湖南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 《湖南地方志？少数民族史料》[M] ，岳麓书社，1991年版
[2]《湘西文化大辞典》[M]，岳麓书社，2000年1月
作者简介：徐安平，（1980—），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民族学2010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