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就开始寻找决定一个国家发展并富强起来的原因，其中制度安排的解释最为流行。中国的改革发生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因此，中国的发展自然也离不开制度的安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但有利于统筹协调各方面的利益，而且能够有效地整合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正是有了这样的制度安排，才使我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关键词]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制度安排
[中图分类号]F120.3；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8)06—0034—08
中国改革开放整整30年了。30年来，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中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至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000多万，中国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都上了大台阶，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领域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对于中国的高速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舆论就议论纷纷，既有叫好的，也有唱衰的。西方国家关注中国走向的同时，国际上先后出现了“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论”、“中国经济增长水分论”、“中国能源需求威胁论”等等。尽管论点杂陈，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主要还是在经济上做文章。2004年5月，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伯·雷默在伦敦作了题为《北京共识》的演讲，论文随后发表在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网站”上，旋即在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引起强烈反响，中国的经济奇迹及其背后的“中国模式”一时成为世界的焦点，于是又引出了所谓“中国模式威胁论”。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在短时间内以超快的速度崛起，带来前所未有的现实挑战和心灵冲击，更何况这个国家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方面又与西方国家存在本质的差别，问题就变得更为复杂起来。有人担心中国把自己的发展模式向外输出，对现存的西方世界秩序构成威胁，美国国务卿赖斯最近发表的文章可以看作是这种观点的代表。
究竟怎样看待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模式才算是科学的呢?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就开始寻找决定一个国家发展并富强起来的原因，归纳起来有五种流行假说：幸运论、地理论、文化论、外向型国家贸易与国际经济融合论和制度安排论。其中制度安排的解释最为流行。中国的改革发生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因此，中国的发展自然也离不开制度因素。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是决定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
制度安排中重要的一点在于有一个好的社会结构，以及在好的社会结构下和谐的社会关系，这是任何一个社会所要发展的最基础的条件。著名发展理论学者沃勒斯坦曾经说过“社会结构是人类关系的珊瑚礁”，就是说，观察社会结构是了解人类社会的最佳途径。
旧中国的社会形态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造成整个社会处于激烈的对抗和震荡之中。那个时候，不要说发展和进步，连起码的社会安定都无法保障。
新中国建立以后，在20世纪50年代初进行了土地改革，彻底颠覆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占农村人口90％的农民占有全部耕地的90％以上，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土改运动，而且实现了农村社会根本性的制度结构变迁，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后来的农业合作化和工业化创造了条件。接下来进行的三大改造，又经历了一次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变革，基本上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中国社会结构不再存在阶级对立，就整个社会而言，人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非对抗性的，从而为社会的健康发展铺就了坦途。三大改造顺利完成，没有引起社会震荡，“一五”计划提前完成，证明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正向运动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认识问题，党的十七大得出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的结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10年内乱，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实践中，人为地制造“阶级敌人”，社会关系处于全面紧张状态。所幸的是，我们党及时地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重新端正了中国的发展方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当代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三中全会后，在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同时，拨乱反正全面展开。拨乱反正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平反冤假错案。到1982年底，不仅平反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而且还纠正了“文化大革命”前的冤假错案，调整了社会政治关系，社会生活走向正常化，使千百万人从政治阴影下解放出来，形成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干四化的氛围和环境。这再一次说明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正向运动推动了社会生产发展。此后，我们党更加注重以制度建设稳固和优化社会结构，从邓小平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的论述到江泽民要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促进人的全面进步的观点；从江泽民要坚持稳定压倒一切，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的主张到胡锦涛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集中体现了制度安排的优越性，成为经济腾飞的助推器。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是经济成分多元化。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斗转星移，今非昔比，不但社会经济获得长足的发展，政府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也与几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但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产生了。伴随着经济成分多元化出现了利益主体多样化；克服了平均主义障碍，引进竞争机制，出现了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社会结构偏斜，社会关系趋紧。在此情况下，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及时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十七大又进一步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社会建设要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这就把在新的形势下通过优化社会结构、改善社会关系为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构筑最佳的环境条件提到一个新的层次。党和政府还具体规划了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任务，进一步推进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就业体制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城乡管理体制改革，以及医疗、教育体制改革等举措，在深化改革过程中，遵循改革决策的科学性、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改革步骤的渐进性，调动全体
社会力量参与改革并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这些都是深化改革的具体内容。
可以肯定的是，党和政府启动的新一轮改革，不仅体现了改革在向纵深发展、进入攻坚阶段，更体现了改革的价值取向，从而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安排是中国发展进步的重要动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统筹协调各方面的利益
经济复兴(振兴)是关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整体利益的大事情，不是一党或一部分人的私事。既然是大家的事，就得靠大家办。这就涉及两个问题：第一，社会成员如何表达他们的意愿；第二，社会管理者制定的政策是否符合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两个问题的实质就是民主问题。
一说起民主，似乎中国总是受到西方的诟病。其实，这30年间，民主在中国土地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赋予社会主义民主异常丰富而鲜活的内容。
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民主法制遭受践踏的教训，鲜明地提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他说：“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他还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邓小平关于民主的论述，有三个特点：一是强调要把民主与法制结合起来，“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我们的民主制度还有不完善的地方，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要继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是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今后也决不允许有任何动摇”，“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相反，这只能使我们的国家再一次陷入无政府状态，使国家更难民主化，使国民经济更难发展，使人民生活更难改善。”二是强调把民主和集中结合起来。“在党内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要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引，要讲“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我们要民主，也要集中，要自由，也要纪律，要个人心情舒畅，也要统一意志。”三是强调民主的社会主义性质。“什么是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呢?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地区别开来，一定要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结合起来………如果离开四项原则，抽象地空谈民主，那就必然会造成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造成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彻底破坏，造成四个现代化的彻底失败。”不难看出，邓小平的论述是针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和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所面临的政治环境而言，因此也具有很强的时代性。
此外，邓小平还专门谈到发扬经济民主，提出要改变经济管理体制中权力过于集中的状况，应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让地方、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79年上半年我国开始了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试点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可见，民主法制建设的加强直接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
改革在实践中发展，民主的理论和认识也在实践中发展。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任务。1999年3月，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又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2006年2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提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这个论断肯定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所体现的选举民主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所体现的协商民主是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是中国民主政治的一大特色，也是对人类社会民主实践的一大贡献。它很好地实现了区域利益和界别利益的统一、刚性民主和柔性民主的统一，把民主的公正性与效率性、普遍性与权威性、尊重多数与保护少数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能够释放出巨大的政治能量，有利于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对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发展达到一个更高层次，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
第一，“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这一论断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民主重大意义的认识。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讲过“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的话，对社会主义与民主的相互关系用最简洁的语言作了阐发。而十七大则有进一步的发展，用“生命”来比喻二者的关系，说明民主对社会主义是须臾不可或缺的，明确了民主政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道理。十七大还提出“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一定能够不断发展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从历史进程的发展中阐述社会主义与民主政治的关系。
第二，“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就整个命题而言，这个判断是长期以来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一直强调的诸如“坚持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等原则在新形势下的新概括。就概念看，“有序”一词有三层含义：其一是有前提，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其二是有次序，不能杂乱无章，前后关系和递进关系不能乱；其三是要循序渐进，既不能孟浪，也不要错失良机，应及时地推进民主政治发展进程。“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是指社会结构的纵向体系和横向组成，表示民主的主体和民主的诉求以及民主价值不是单一的，体现了关于民主内涵的拓展。
第三，把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制制度相提并论，作为民主政治的实践形式首次纳入社会主义民主的范畴。这不仅仅是一个提法上的新变化，这里面还有实实在在的内容作保证，包括把人民群众“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让权力在
阳光下运行”等新举措，充分反映了党和政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的力度。
第四，“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邓小平在1979年提出“党的民主”的说法。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提出反对思想僵化、反对个人专断、发扬党内民主的任务。可以说“党内民主”不是新概念。但是，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确实是全新的理念。这里面包括“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推行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等一系列手段，有效地完善党内民主形式，丰富党内民主内容，扩展党内民主渠道，带动了人民民主。
在这种民主理论所指导的制度安排下，人民创造历史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得到了坚持，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了尊重，所以，才能最广泛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改革开放事业才能从人民群众中间获得源源不断的智慧和力量，得到人民群众的真诚拥护。这就是为什么在制度好的国家里大家工作就积极、经济就活跃的原因所在。
上述分析旨在强调中国在民主制度建设方面取得的进步。着眼于进步，不等于忽视甚至回避缺点错误。事实上，中国的民主法制仍然任重而道远，完成这些任务还需要付出许多艰苦的努力。但是正如同渐进式经济改革一样，政治体制的改革也要走渐进式发展道路，速胜论和悲观论都是不现实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有效地
整合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
如果说上一问题讨论的是制度是否优良的话，那么这个问题要讨论的就是制度是否有效。
提到集中力量办大事，一般理解，就是指搞人海战术、大轰大嗡、以量取胜等等。其实，按照社会发展理论的解释，其真正的含义是讲如何有效地整合社会资源。社会资源既包括社会构成的诸要素，也包括自然诸要素。因此，它就不仅仅是指社会生产环节问题，而是牵涉到规划、动员与组织的全过程的效益问题。
根据国际对比，后发国家或者说发展中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普遍认识到自己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普遍要缩小差距，赶上发达国家，但是结果却大有不同。究其原因是大部分国家由于目标不明确，因此形成的制度安排便无效率，导致后来的发展绩效差，甚至危机不断。中国有明确的目标并能有效地实现目标，说明制度安排的质量好。
中国的改革开放自始至终都有清晰的发展战略和明确的目标，并把这种战略告知全体社会成员，以利完成战略目标。最初还是延续了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重申的“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邓小平1978年3月最早使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1979年12月在同大平正芳的谈话中首次提出“小康”概念，1980年1月政治局听取汇报时他又进一步提出要按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美元的小康标准来设计中国的发展战略。小康概念的提出，第一次把党所倡导的现代化目标直接同人民群众的生活联系起来，并以最简明和通俗的方式加以解读。不久，邓小平就提出了由“温饱”到“小康”再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经过广泛宣传，“翻两番”、“人均800美元”(后改为1000美元)、“小康之家”成为人们的口头禅而家喻户晓。不管从事什么职业，也不管什么层级，大家都知道自己为什么在干，都有一个努力的目标。这就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资源整合，是向心力的整合。
20世纪末，中国提前实现了“翻两番”的目标，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000美元。在这关键时刻，党和政府的头脑没有发热，而是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我国的生产力和科技、教育还比较落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而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进入21世纪，党和政府认识到我国发展过程中呈现的一系列新的阶段特征，既有诸如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等成就，又存在生产力水平总体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影响发展的机制体制障碍依然存在、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等等问题，得出我国仍将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的结论，结合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研究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提出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的奋斗目标。
支撑这个发展战略的是国家五年(计划)规划。
除了总体战略之外，党和国家还及时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涉及全局性的战略有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等。涉及区域发展的有西部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等。涉及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的有“星火计划”、“火炬计划”、“863计划”等。
实施和完成国家发展战略的手段有二：一是宣传解释。让这些发展战略，都为人民群众所知晓所掌握，变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二是政策导向。强化某些政策或者在政策上有所倾斜，引导资金流向和产业布局，使发展战略得以有效贯彻执行。
实现国家的快速发展，除了要有清晰的发展战略和明确的目标之外，还要有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在于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在较短时间内完成重大项目，迅速形成社会生产力。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新中国国家体制长期形成的优势。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156项”重大建设项目到70年代的“四三方案”，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宝钢建设到跨世纪的三峡工程，莫不如此。新中国之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发展重工业，形成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采取了这样的方式。
1990年邓小平察看北京亚运会准备情况，当看到崭新的亚运村时他由衷地说到：“如果不是社会主义好，北京能改造得这么快啊?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事，什么困难的事都能搞成。”遗憾的是，他老人家未能看到北京奥运会。2008年北京奥运会兑现庄严承诺，按期完成建筑风格迥异、科技含量高的场馆设施建设，排除各种干扰，出色地组织了一届成功的盛大比赛，受到国际奥委会、各国运动员和媒体的一致肯定。更为北京奥运会增添亮色的是170万名志愿者，他们顶着烈日、冒着风雨在各个赛场、在交通站点、在大街小巷提供“微笑服务”，成为北京奥运会不同于历届奥运会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所有这些，都是社会主义中国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办好大事的最有力的诠释。
在突发事件面前，更能检验政府的动员能力。发生在2008年5月12日的四川汶川大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一次自然灾害。地震之后，从中央到地方，政令畅通，步调一致，各部门服从大局、密切协作，形成了共克时艰、战胜灾害的强大合力。中央政府迅速从各地和国家战略储备中筹措大量救灾物资，构建起空中、铁路、公路、水路立体运输线，将数百万吨食品、药品、帐篷、抗灾机械等，源源不断地运到救灾一线。在短短的半个月里，军队和武警部队出动13.7万余人，各型飞机2300多架次，动用大型运输车、吊车、冲锋舟、便携式通讯设备、发电机等装备12万台(件)，派出162支医疗队、防疫队、心理专家服务队，发放被服、食品、急救药品、帐篷等各类物资492万套(件)，调运物资10余万吨。在地质结构极其复杂、道路桥梁严重损毁、塌方和泥石流险象环生的情况下，政府组织各方力量，在几天时间内就打通了通往灾区的生命线，并全面修复电网、通讯，创造了世界救灾史上的奇迹。此外，还启动9种型号15颗卫星绘制气象云图，进行卫星通讯、地貌普查、导航。运用卫星网远程会诊、救治伤员。在灾区群众及时得到救助的同时，也使全体国民充分体会到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中国已经具有的雄厚实力。面对这样的事实，国外媒体也发出感叹：“衡量一个政体的好坏，更多的是要看这个政体是否有意愿和能力来为人民提供所需要的服务。”
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中的制度安排说到底是生于斯长于斯，是内生的，外界强加或者生搬硬套过来终归没有生命力。反之，把中国发展模式说成是万灵的，甚至会威胁到什么人，也是危言耸听，缺乏现实根据的。2008年4月12日胡锦涛在博鳌亚洲论坛的演讲中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任何成功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都是“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结合自身实际、结合时代条件变化不断探索和完善适合本国情况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这就清楚地表明，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探索出来的。中国既不会根据各种所谓的“共识”指导自身的改革，也不存在向外“推销”自己经验的需要，中国只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能够解决13亿多人口大国的富足，这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极大贡献。
责任编辑 杨文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