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不仅要加强党内的政治思想建设，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通过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提升党的宗旨意识和执政意识，而且还要创新和发展党的领导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充分发挥党的先进性，走一条具有时代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发展道路。在这一方面，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建设或有值得借鉴之处。论文从思想理论层面、组织层面和实践层面分析瑞典社会民主党党政建设的经验，并期望从中获得相关提升党的服务宗旨和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相关启示。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政党建设;瑞典社会民主党;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D7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4657（2019）01-0028-07
瑞典社会民主党诞生于1889年，是马克思主义与瑞典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社会民主党在1920年至2014年已经累计执政长达半个多世纪，在其执政实践中建立了以平等、福利、合作为主要特征的瑞典模式，并且使瑞典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在一个世纪后成为“一个政治民主、经济发达和福利全面的发达社会”[1]93，被誉为世界政治史上“不老的常青树”（1）。同时，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指导思想是民主社会主义，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那么，瑞典社会民主党党政建设的实践是否能给中国共产党党政建设带来启示？能带来哪些启示？这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一、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历史演进
瑞典社会民主党（Swede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是19世纪瑞典工业化兴起后工人运动同马克思主义结合的产物，其标志是一朵红色的玫瑰花[2]。瑞典早期工人运动的先驱奥古斯特·帕尔姆曾在德国和丹麦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并且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帕尔姆在1881年回到瑞典后开始仿照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达纲领》相关内容，在其主编的《人民意志报》撰写了瑞典的第一个社会主义纲领，至此拉开了长达百年的瑞典社会主义运动的序幕。1883年，帕尔姆根据德国社民主党的《哥达纲领》的建党原则，在斯德哥尔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俱乐部[3]。此后，其他的社会主义俱乐部和工会组织在全国各地相继建立起来。1889年4月19日，瑞典全国16个社会主义俱乐部和54个工会组织的49名代表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会议，宣布成立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会议通过决议宣布瑞典社会民主党将是一个“革命的政党”[4]。会议宣布了党的任务是争取选举权和通过议会改变劳动者的处境，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开展夺取政权的斗争”[5]，确认党的工作方向为“政党工作和工会工作是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两方面，工人政党同工会的密切活动应当逐渐加强并发展起来。”[1]93
从党的成立到20世紀20年代，瑞典社会民主党称这一段历史为“斗争时期”，即把工作的目标设定为争取普选权。如1889年首届党代会具体提出普遍的同等选举权、组织工会的权利和缩短至8小时工作制的斗争目标。瑞典社会民主党的第一份党纲在1897年明确提出党的最终目标是“全面地改造资本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实现被压迫阶级的社会解放。”[6]在政治纲领中鲜明提出“给所有成年人普遍的、同等的在政治和地方选举中的直接选举权，不因其性别不同而有差别”[1]157，并在1905年、1911年的党纲里反复强调。在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努力之下，党的支持者不断增加，于1907年和1909年政党议会决议部分实现了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目标，即“年满24岁的男性在全国议会和地方议会获得选举权”[7]。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和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施压下，右翼党被迫做出让步，实现了8小时工作制。1920年选举中，瑞典社会民主党获得29.7%的选票并作为少数党单独执政，最终使得瑞典议会正式通过普选权法案。
从实现普选制开始至20世纪40年代末，被瑞典社会民主党称为“突破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是以瑞典社会民主党取得国家政权为标志。同时，整个欧洲乃至世界处在一战后经济混乱的状态之中，瑞典各个党派组阁更替频繁，政治处于极度不稳定状态。针对这一状况，瑞典社会民主党的第二任主席阿尔兵·汉森在1928年提出“人民之家以及福利社会主义的口号和理想”[7]，这就为瑞典社会民主党实现执政和人民之家的理想提供了契机。1932年，社会民主党依靠其反对失业的竞选纲领在大选中获得巨大胜利并且组成第四届政府，执政上台后的瑞典社会民主党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通过国家借贷、开办公共工程等措施使得危机时期失业人数大为减少。此外，瑞典社会民主党促成工会联合会与雇主联合会签订劳资合作的《萨尔茨巴登协议》。二战爆发后，以社会民主党为主的联合政府保持中立，专心致力于国内建设，在1944年，瑞典社会民主党发布了“以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为主要内容的《工人运动的战后纲领》”[8]，为战后瑞典经济的高速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战胜利后到20世纪70年代的这一段时间被称为“人民之家建设时期”。瑞典社会民主党在“突破时期”数十年的执政实践使其加深了对瑞典国情的认识，这集中体现在1944年修订的党纲之中，党纲宣称“社会民主党是旨在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组织，以便使生产的决策权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使绝大多数人从少数资本家的依赖下解放出来，使建筑在经济阶级基础上的社会秩序让位于自由与平等基础上相互协作的公民共同体”[1]176。这就在理论上提出了以实现缓和阶级矛盾为特征的“人民之家”理论。瑞典社会民主党利用二战结束后集约式的工业普及的机遇和在促使劳资协作的福利政策支持下，瑞典在战后短短数十年迅猛发展，构筑了独具特色的“瑞典模式”。在50年代至60年代，瑞典社会民主党开展了大量有关福利政策的立法工作，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养老金法案”的提出，“养老金法案”规定政府、企业、职工三方将联合管理养老金，这将使得职工得到终身保障，瑞典社会民主党在养老金的基础上扩建公共服务部门，并满足了包括工人和职员在内的绝大多数居民的需求，同时大力扩建教育机构、改善医疗保健设施等，并且相继增加和解决了合并社会保险、人民大众的住房问题以及教育平民化改革。在这种改革之下，“瑞典50年代的国民生产总值以年均3.5%的速度不断增长，至60年代更达到5%以上”[9]，同时“瑞典的社会福利建设也取得显著成就”[10]，最终形成以平等、福利、合作为主要特征的“瑞典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