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定县实验中，同学会是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建立起来在乡村推行四大教育的基层组织，旨在培养乡村运动的内在机制。但随着同学会活动的展开，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而取代了乡绅的传统权力，招致当地乡绅的强烈反扑。两者的激烈冲突导致了同学会被改组与解散的命运。它表明平教会企图建立乡村运动内在机制的失败，这也是定县实验失败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定县实验，同学会，乡绅，平教会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1）20－0037－06
1933年9月10日，河北省定县清风店村士绅卢陆民向实验县县长霍六丁掷一长信，信中历数同学会的诸般“劣迹”，并强烈要求取消孕育同学会的平民学校。至此，定县的新旧势力，即同学会和乡绅之间的矛盾达到了高潮。同学会本是平教会在定县实验中建构的乡村基层组织，依照常理，平教会及其基层组织既然肩负着推行四大教育的重任，本该受到乡土社会的欢迎，却为何招致乡绅们如此不快以致必欲取缔而后快？探究这个问题，对于深刻理解平教会的定县实验及其成败根源，无疑具有重要意义。鉴于国内外学者对此极少关注，本文拟通过解读相关文献与记录，在展现同学会真貌的同时，竭力揭示它在定县实验中扮演的角色，以期对这一公案做出解释。
一、同学会的创建
同学会全称“平民学校毕业同学会”，是晏阳初及平教会用以推行定县实验（1926—1937年）的基层组织。它的成立是基于平教会对于“国”与“民”关系的思考。这一思考当然是有其历史语境的。晚清以降，在鸦片战争的冲击下，上层政权历经清末新政到民国建立，已进行了一系列具有“西化”色彩的变革，中国在形式上实现了由封建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但是这种改变仅仅停留在国家层面上，而广大的民间社会，尤其乡村社会，仍然是由传统文化和制度主宰，并未发生相应的互动。国家政权如何深入乡村，如何动员民众参加现代国家的重建，重新整合“国”与“民”的关系，仍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20世纪初，知识分子认识到了下层社会启蒙的重要性，进而发起了“走向民间”或“博士下乡”运动，其根本目的，即是要将农民打造成能够适应现代国家需要的“公民”。
晏阳初及其领导的平教会也是如此来看待问题的。在他看来，“中国今日生死问题”“根本是‘人’的问题”，尤其是占总人口80%以上的农民，所以，民族再造的对象“就要特别注重在农村”[1] (pp.294~295)。为此，平教会在定县实验中推行了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治愈他们所认为的四大相应疾症：愚、穷、弱、私。不过，教育的目的不能只是使“一个不识字的工匠”变成“读书人”，或是把“一个纯朴的农民”变成“懂科学知识的人”，而是把他们改造成集“聪明才智”和“进取心”于一身的“中华民国公民”，于是，“作育新民”成为平教会最响亮的口号[2] (p.171)。
如何“作育新民”呢？平教会在实践中采用了学校式、家庭式和社会式三大教育方式，实行“农村教育总动员”[3] (p.32)，也就是要通过教育来改造农民。不过，在三大教育方式中，学校和家庭的范围“都是固定的”，社会式教育才是平教会“一切活动的先锋”，如果没有社会式教育“为之推行”，则其他一切“俱难实现”。平教会甚至还认为，社会式教育不仅是“协助平教设计，完成整套学术”的唯一方式，更是“救中国救人民的唯一工具”[4] (p.48)。另一方面，平教会虽已通过建立许多平民学校来培养青年农民，可是只经数月培训便肄业的农民，“如置之不理，则所学本已无多，日久必致荒废，前功尽弃”，所以，平教会感到只有通过社会式教育，“向一般群众及有组织的农民团体施以适当的教育”[5] (p.338)，“使社区所有成员按照四个方面计划的路线继续受教育”[6] (p.262)。基于这样的考虑，平教会于1931年成立社会式教育委员会，1933年改为社会式教育部，由当时定县县长霍六丁负责。
教育部的工作并非包办教育农民，而是要在乡村建立其内在的发展机制，所以其首要职责是在农村寻找“人的原料”，“使农民自己工作”，教农民“学会组织”和使农民“自己能做”[7] (p.91)，并使这个组织“成为自动建设的中心力量”[8] (p.63)和“乡村建设之重心”，以便成为“继续接受四种教育的教育工具”[9] (p.239)。这就首先要培养一些具有“热忱的信仰”和“牺牲的精神”的人[10] (p.305)，使他们成为集知识、生产、健康、团结四大力量[11] (p.297)于一身的“整个的人”[12] (p.122)，并“具有造成新公民的最好素质”[13] (p.158)。“推动乡村工作的中心力量”当然是青年农民[10] (p.305)，他们是“继往的好手”，又是“开来的良工”，定县40万人中有8万青年，以此推算，全国当有8千万农村青年，所以“农村运动的使命，在民族再造；民族再造的中心在农村青年”，如果他们受到“改造生活的教育”，那么，国家未来“就可由他们群策群力去担负”[1] (p.295)。
基于以上的考虑，平教会自1931年秋季起在平民学校毕业生中组织起了同学会（也称校友会），作为“接受继续教育之团体”[5] (p.339)。成立同学会的宗旨在于：其一是通过继续接受四大教育和参加其中的活动，从而达到“推动或介绍四大教育到乡村”的作用；其二是训练“青年农民集体生活”，并在“实际活动中”和“共同生活中”，“养成青年农民的建设心与活动的力量”[8] (p.61)。加入同学会的会员需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有“勇往进取之心”，并“愿走向新的人生领域”的14~25岁农民；第二，必须是“已有相当之教育，事事能领导农民向前进行”的进步农民；第三，要“有合作习惯，服务技能”的且有团结之心的农民[14] (p.32)。总之，同学会会员必须是“农村中较有希望的人”[4] (p.51)。根据这样的条件，各村受过平民学校教育的农村青年是同学会的当然会员，后来，平教会感到，同学会会员应该“与农民领域同其大小”，遂“举凡平民学校、民众学校、国民学校之毕业生均有加入同学会之资格”[15]，其他“如正在平校肄业的学生，及表同情于平教运动的觉悟分子”都可作为同学会的赞助员，“除选举事项不能参预（与）外，一切活动和会员一样”[4] (p.53)。唯此，“社会式教育之基础，建筑在同学会，同学会之基础又建筑在平民学校毕业学生”[14] (p.32)。
同学会以村为单位，村同学会的最高机关是全体会员大会，决议各种事项。执行机关为委员会，并依据本村人数多寡和四大教育之内容，设有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委员等3至7人，由委员推举1人为会长（或叫委员长），总管全会事务[14] (p.33)。同学会有选举权但无“罢免弹劾”权[7] (p.91)，这就为后来同学会权力的膨胀预留了空间。到1931年的11月下旬，定县已有高头、尧方头、大湥河、水磨屯、西涨谦、南车寄、土厚、马家庄、南庞、市庄、内化、赵村、南支合、大西涨14个村的同学会。会员的平均人数为60人，半数年龄在12至25岁之间[16]。到1932年度末，定县共成立同学会72处[8] (p.64)，到1936年5月，全县共有138个村成立了同学会，会员达到6983人[17]。同学会之上，还设有乡联会，“系数个附近的村同学会”组成，以此“解决和办理村同学会的能力所不及的问题和事件”。同学会会长为当然乡联委员，乡联委员互推一人为乡联委员长[4] (p.53)。此外，平教会还欲在乡联会之上成立区联合会和县联合会，但这两级组织当时还“尚是理想，而未实行”[14] (p.33)，只在1932年末成立了乡联会4处[8] (p.64)。无论怎样，单就同学会而言，它初具规模，在定县形成了一个崭新的社会组织，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作为推行四大教育的基层组织，平教会当然要赋予其一定的权力，《同学会简章》规定，其作用是使“村内的人不敢作坏事，村外的人不敢来欺负”；具体事宜除每年按季节召开全体大会决定外，会长也有权召集临时会议来决定[16]，特别由会长通过全体大会来决定任何事情的规定无异于暗示了同学会有权替代乡绅维持乡里，这为后来同学会权力的膨胀埋下了伏笔。平教会当然知道其中利害，为预防同学会因权力过大而与“村当局”起纠纷最终遭到“马上就会瓦解”的命运[7] (p.91)，所以又通过《同学会自修信条》给予限制，规定会员“不说诳，不打架，不赌博，不吸烟，要时间守约，要手脸清洁，要勤看书报，要早睡早起，要爱护公物”[7] (p.118)。但总的看来，平教会对同学会职权范围的限定并不明确，其初衷也许只是在不伤及传统乡村权力结构的基础上，通过同学会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二、同学会的活动
平教会组织同学会的目的不仅要使“一般会员继续接受四大教育”，而且还要使他们“参加四大教育的活动，推动或介绍四大教育到乡村民众”[5] (p.339)。为此，同学会的职能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管理社会式教育工具：“平民角”和巡回文库。为了“随时随地受教育”[4] (p.57)，并将“基础作好”[18]，同学会轮流管理一个设置在村公所的木柜，即“平民角”，柜内装有约300本书和同学会的办公物品，平时可作写字台和办公处，阅读时可作“图书馆”，出纳的书籍要登记以便管理[7] (p.92)。木柜价值2元左右，故平教会称之为“省钱、省地方、省时间”的“三省主义”[4] (p.57)。除同学会外，“村中几个特殊的人”会借书去看[4] (p.58)，可见其作用不大，但它毕竟是同学会工作的起点。
巡回文库是12个杨木箱，每箱的长宽高为12.3、6.2和8.7寸，内装有比较适合农民口味的各种读物，如故事、常识、国难教育等近30余种[19]。文库由文艺委员负责，每8到10个村子承担一个文库，使“每村以十分之一或八分之一的钱，可以看到十倍或八倍的书”[7] (p.92)。管理员会定期用手推车将文库推到各村，停留10天左右以“招徕阅者”，管理员还负责解答艰深字句[14] (p.36)。1935年只用3个月即巡回了138个村庄，阅读人数计10369人，平均每村阅读86人。根据统计，农民的阅读以故事、小说、鼓词为最多，特别是故事中又以三国演义和岳飞最受欢迎，民族常识如东三省、日本方面的书籍较多。另外，同学会对文库的“有序”管理使平教会感到这不仅“给他们一种服务训练的机会”，又“寓有公民教育的意味”[19]。
第二，向“同学会周刊”投稿。社会式教育不仅要“增进农民的知识，”还要“注意各同学会之间的联络”，使农民既有“练习写作纠正错误的机会”，又有“自己真正发表意见的机会”[8] (p.67)，为此，平教会为同学会创办了“同学会周刊”。三分之二的稿件来自农民[8] (p.67)，主要栏目有书刊特刊、论文、报告、新闻、通讯、日记、歌谣、字谜、故事等[14] (p.34)。内容颇贴近农民生活。平教会希望他们的帮助“一期一期减少”，而同学会的自动性“一期一期加多”，到1932年6月周刊出20期之时，已经“只有第一篇短短的谈话”是出自平教会成员，其余的“从头到尾都是同学自己的作品了”[20]。
同学会周刊是“不卖钱的”，印刷费由平教会承担，其主要形式是单张的，人们即可以拿在手里，亦可将其粘在墙上供人阅读[20]。后来，平教会感到农民“往往不能写而能画，画得虽不好，意思却很深”，所以又办了农民书报作为周刊的补充[7] (p.92)。平教会希望同学会通过办报投稿，其所学千字课可以得到巩固，由此，平教会甚至将同学会周刊改为“农民”，希望参与者的范围由同学会扩大到定县乃至“全国的农民”，可事实上，还“只能顾到同学会”[21]，因为在农村可以写读的农民毕竟还是少数，虽然经过4个月的千字课训练，但是一到农忙期，所学“即化为乌有”，以至于“所能看周刊的，亦无非是些老先生，或不事耕作的富农子弟而已”[4] (p.57)。
第三，协助平教会进行乡村社会教育。重点是文艺和生计教育。经历4个月学校式教育的学生毕业后若“不能继续升学”，极易“演成‘不进则退’的局面，逐渐又成了‘依然故我’的文盲”[22] (p.205)。为此，同学会组织读书研究会，举办习字比赛、演说比赛和模范识字、家庭教学等活动[14] (p.34)，以巩固课堂教育成果。此外，同学会还负责全村的广播实验，保管使用收音机，给听者解说广播词等[9] (p.266)。同学会自发成立农民剧团。到1934年底，毕业同学组成的演员队伍已达180余人。1936年，全县成立了20几个农民剧团[23] (pp.191~195)。剧团公演的剧目20余出[9] (p.265)，都是比较贴近农民生活的剧目。五四节是农民公演的重要日子，1932年的五四节，农民剧团“演剧三晚”，剧名为“喇叭”，内容主要是讽刺不肯脚踏实地干事的人[24]。新年也是公演的时机，同学会联合主妇会、闺女会等举行同乐会，排演话剧，庆祝新年[25]。
生计教育中，同学会经过表证农家巡回训练学校的培训成为表证农家，并向农民示范先进技术。他们的表证活动主要有改良鸡房、饲养杂种鸡、杂种猪以及各种作物、蔬菜的选种、下种和管理方法[26]。农产展览会是同学会常用的表证方法，展览会中会展出各种农民自动带去参展的农产品，有蔬菜类、农作物类、家庭手工艺类、花卉类和畜牧类等[27]。平教会感到，每年一次的展览会不仅增加了农民的“守秩序与合作的精神”，还普及了农业科学，是定县乃至全国的“壮举”[26]。
第四，担当保健员，弥补农村医护人员的稀缺。平教会在同学会中挑选一批会员作为其推行新式卫生制度改革的力量。选中的会员经过10天左右的培训成为村保健员。保健员需要掌握统计生死、施种牛痘和急救处理、改良水井等简单技能[28]。到1936年，全县已有151个村设立了保健员，覆盖了定县三分之一的人口[29] (p.387)。同学会对本村保健员负有直接责任，平教会授予他们挑选、罢免和任用、监督保健员之权，以保证保健员的质量[30]。这些外行保健员[31] (p.374)虽不受薪，工作颇为尽职尽责，成绩也较为显著：经过保健员急救处理的病例由1932年的4109人次增至1936年的200755人次[32] (p.73) [31] (p.373)；统计从1932年400人增至1936年17万人，报告的次数由1933年的791次增至1936年的7742次[29] (pp.382~383)。种痘人数从1930年的2630人增至1936年的47168人[33]，经过7年的防治，天花在定县基本绝迹。
第五，协助平教会管理和服务农村社会。这方面的活动包括植树、禁赌拒毒、自卫、婚丧互助、修桥补路、仲裁等[14] (p.34)。定县交通极为不便，修桥补路成为同学会的重要“政绩”。1931年马家庄同学会修路事迹即为一典型案例，并被《农民周刊》高度评价，认为马家庄是“实实在在为村中谋福利”，今后必定会“接二连三的作下去”；相比之下，因风水缘故而筑路的定县新街只是一件“无意中的好事”，其迷信的初衷也无法与马家庄相比[34]。
当时定县匪患严重，同学会自感维持当地秩序责无旁贷，于是自发组织武术团以为强身健体和保护治安。高头和西建阳二村同学会组织的武术团颇为著名，据说，他们利用村中现有的器具，每日操练1小时，聘请本村有武术和军事知识者为教导员，且每晚分队轮流巡更。1935年上半年还真的捕获了两名匪犯，为此，平教会还颁发了奖旗一面以为表彰[14] (p.35)。
平教会通过同学会来推行定县实验，这使得同学会一度受到来自平教会和定县民众的重视，同学会表现的热情也颇高。然而，随着同学会职能的逐渐扩大，其权力也与之剧增，又由于年轻人具有天生的叛逆性，使得定县“在地方争权夺利的人也多起来了”[4] (p.20)。这势必导致定县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
三、冲突与解决
在以“长老统治”[35] (p.65)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乡村权力结构中，乡绅是社会普遍认同的权势阶层，他们不一定担任公职，但其影响“比官方领导大得多”，是“受人尊敬的非官方领导”[36] (p.176)。正因为如此，“离家逾三十年”的卢陆民被定县县府“坚约回县帮忙”[37] (p.113)，办理戒毒事宜后不久[38]，即与另一位乡绅王铁老一起出面维持因石奉战争而导致的定县“人心惶骇”的局面[37] (p.113)。可见，维持乡里秩序是乡绅们当然的权利和义务。这一点，平教会当然很清楚，所以定县实验之初他们尽力争取乡绅的支持，与翟城村士绅米迪刚父子进行合作，开办翟城村试验点[39] (pp.65~66)。此后的文化、农业、风俗等方面的改良，都有乡绅的协助，他们甚至将清代考棚借给平教会办公。当然，平教会也需要借助乡绅的权威，特别是适逢“中央派员”或“外国来宾”的来访，乡绅都会被“坚请出为招待”，这即是卢陆民与平教会“欢畅接洽之始”，而“自此以后，认识愈久，而信仰愈深，倾佩之余，几欲同化”[37] (p.114)。可是，好景不长，同学会成立后，会员们激进的行为使士绅对于同学会“表示不满”，而逐渐“形成新旧两种势力相互仇视”[15]。
乡绅和同学会的矛盾争端表现在多个方面，其中夹杂着财产利益等诸多私人恩怨。清风店村同学会成员王洛裴与王看和等人“合谋”与族人“争继争产”，卢陆民被邀仲裁此事。卢“以事理不合”，且“彼族人持词反对”，使王“事遂未协”，王认为这是卢“不予为力”而怀恨在心。于是趁着村长等人“因事赴保”、“村事无人监管”之时，遂“假公益修道之名”，带领会员数十人，“凶暴非常”地“掘土侵入”卢陆民家。事发后，卢陆民并非如其所说“幸此事系对我家发生”而“不予计较”，而是理智地将此事交给村公所处理，其借口是“维持一村秩序”以“藉保村规”。不想王等人“犹复倔强无理，不受评议”。又有平民学校校长卢立功的偏护，事态变得更加复杂，以至“其他公直人等，窥破此层，计不能售”。卢陆民更认为这是卢立功借着村中乡绅与同学会的矛盾之际趁机“攫夺村权”，实现“其结新排旧之计”[37] (p.115)。僵持之下只好请出实验县县长霍六丁①偕同另外几位平教会人员亲莅现场，说动王洛裴等人到卢府“请求训话”，并当众向卢鞠躬，“口呼‘四伯父原谅’”，并“恭聆”卢训话“两小时余”，霍还“一再”给卢斟茶以缓和矛盾，才使事件得以暂时平息[40] (p.126)。
此案虽为卢一面之言，然其可信度或可从霍六丁的回函中找到旁证：“修路事件之是非曲直，六丁不愿论其详。然即令同学会完全错误，即令完全为一二人之假公济私，则其余尚多忠实农民，可造青年；且卢王二姓之子侄，与先生非戚即亲，似应持之宽大。”[40] (p.125)显然，霍暗示卢要以德高望重之怀“海涵”年轻鲁莽的学生对他的“忤犯与不快”[40] (p.122)。可是，面对眼中只有平教会而没有村公所和公直人等的同学会，卢无法“持之宽大”，因为这会使他联想到乡绅权威要被平教会取代。
然而，让乡绅最无可容忍的还是同学会对乡绅把持的村权的挑战。“唱卜村权”事件将这种地方权力争夺公开化。1933年正月初，王洛裴等人在村中提议演唱秧歌，被看做“以卜村权之是否可以移转”，在新旧村长等都未表态的情况下，同学会即自动主张开台演唱，遭到了乡绅的反对，于是同学会有人竟然在夜里“与旧村长放火污门，贴标语与村公所”。这种极端行为使卢陆民推想到“若辈纵火恐吓之用心，亦不过欲先发制人，令公所各办事人等，从此畏惧而不敢发言，若辈即可达其为所欲为之目的”[36] (p.117)。可是，这一事件最终结果仍如前案，还是以卢陆民为代表的乡绅取得胜利。乡绅们可以不动声色地使同学会在情、理和势上都落下风。此事虽然被淡化处理，结果只是肇事者惊动了公安局后，以“赔偿被烧谷草少许，刷洗污门”了结此事。但双方明争暗斗态势却越来越严重，“以故事虽暂息，而村中簧鼓之暗潮，挑拨之事端，从此生矣”[37] (p.118)。
对同学会的不满使乡绅开罪于平民学校，他们认为虽然“平校尚不为害”[37] (pp.111~112)，但是它是孕育“荒谬”而“实现暴民行为”的同学会的源头，所以多次具函平教会停办平民学校[37] (p.110)。而且他们对平教会利用只“受数月或数十月”教育的“无识分子”建造一个“有造于社会”的“有秩序之团体”的理想表示极大怀疑，认为即使平民教育“或新有研究”，“然以蓬蒿用作木材；弱木而架厦屋，其结果不摧折倾倒者未之有也”[37] (pp.112~113)。正因于此，卢自称“思有以祈祷”立即停办平民学校[37] (p.110)。
取缔平民学校无异于动摇平教会在定县的根基和否定平教事业。霍六丁遂自称以县长身份而非平教会身份来寻求解决。他除了“站在国家社会立场”，重申平民教育真义，以期获得乡绅的理解之外[40] (p.123)，还亲自主持了由“邻闾长”参与的、关于平民学校留去问题的投票表决，并以35比1的赞成保留绝对胜出为理由强调平民学校的创办是“合理之事业”，是民心所向[40] (p.121)。对此卢颇不以为然，认为这是霍“为人所惑”，继续坚持“不敢再办”[37] (p.110)。卢的强硬使霍最终妥协，表示“遂不易着手整饬”，而“同学会日形散漫矣”[40] (p.126)。
清风店风波仅为乡绅和同学会冲突的典型案例，据说“定县他村平校同学会情形”“亦不乏此例”，而“乡之人甚忧之”[37] (p.119)。某村的同学会在一个惯赌的人家门上泼牛粪，以示警告等类似案例时有发生[41] (p.27)。这些都势必引起乡绅们的反感，他们以其特有的学识和社会资源优势纷纷以《独立评论》等刊物为阵地撰文表达对同学会的不满：李明镜称之为“跋扈骄横”“干涉村政”[42]，燕树棠则指责他们“欺诈乡愚”[43]，庞永福更是言其“炫炫赫赫，几将乡村的旧势力整个推翻”[44]。此种批评，使平教会陷入一个不小的尴尬境地。
在同学会引发“乡村冲突”而遭到了乡绅群起攻击的情况下，为了“不忍抛掷平教会几年努力的成绩”[45] (p.36)，平教会只得对同学会的“过激”行为进行了弹压，如高头村段姓青年有一次试图换掉老而昏庸的村长，平教会“便对青年们进行了说服工作，使老村长继续工作”[41] (p.31)，甚至对不法行为的会员予以“特别严惩”[40] (p.127)。其实，同学会本身也的确存在一些问题。他们除了“与士绅冲突”外，还“与村人冲突”，“内部自己冲突”，如“会员为争任委员或委员长而自起冲突，以及同学会向村内要办公费与村人冲突等等”，致使“社会上起许多不安的现象”[4] (p.58)。正是基于这些理由，平教会在乡绅的压力下对同学会进行了一些改组。其中，最重要的措施是“邀得村中握有实力者的同情及援助”，规定“各村同学，得推举各该村之公正而又热心公益的士绅一人至五人为指导员或顾问”，尽管指导员“对于会的活动，只有指示的责任，但无强制的权力”。但是，由于指导员或顾问是村中豪绅，因为非豪绅不能在村中握有实力；这样，乡绅事实上对同学会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制约，“而豪绅指导下之同学会，他们的工作必与豪绅阶级是有利的，至低限度是不能妨碍豪绅阶级的利益的”，所以，从此以后“社会式的中心同学会，只好作一些无关农民痛痒的事情，也可以说作些不能解除农民本身痛苦的工作”[4] (pp.53~54)。这无疑打击了同学会的积极性，致使该组织事实上“停止了活动”，特别是“自霍去后，随而亦形消沉”[44]。
1934年秋平教会设立的“公民服务团”，尽管是以同学会成员为基础，但其“各组工作活动，分别受乡镇建设委员会之指导监督”，并规定“团员有严守纪律服从指导及上级命令之义务”[22] (pp.191~192)。平教会之所以设立“乡镇建设委员会”，主要是为了缓和与乡绅的矛盾，“解决乡镇地方习见之纠纷”。委员设6人至12人，“以容纳当地之有资望阅历者，而以本乡镇之小学教师为当然委员及秘书，以增其效率”，委员会的正副主席由县政府加委为乡镇长副，以重其权。委员会之下分政务、教育、经济、保健四股，以与公民服务团之四组相应[46] (p.396)。委员会“上之接受县政府之政令，下之主持服务之工作”，事实上就成了以青年为主的公民服务团的直接领导机构。由于乡镇建委会多容纳“年长之有力分子”，以及“当地之有资望阅历者”[46] (p.396)，所以他们代表的当然是乡绅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公民服务团也很难有所作为。根据陈玉生的回忆，清风店公民服务团的活动大抵限于一些公益活动，如交易会期间保卫会场，秋收时节护秋看青，以及晚间习武、演戏等[47] (pp.465~466)，与同学会的虎虎生气已不可同日而语。
乡村运动的成败，最终取决于乡村内在机制的建立。晏阳初等人也认识到“让乡村自动”的重要性。同学会，本来是平教会组织全国八千万农村青年的基本方式，也是乡村运动能够“动”起来的内在动力。然而，按照西方的公民模式来培养青年，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显然是行不通的。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虽然发生很大变化，但是传统的士绅政治和宗族统治在乡村却依然根深蒂固，士绅阶层一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掌握着乡村权力，维护乡村社会秩序。在能力、权势、财力和声望等诸多方面，都具有绝对优势，新兴的同学会成员根本无法与他们比肩和抗衡，何况同学会多是二十岁左右的不成熟青年学生，有的甚至仅读了几个月的书，对于新的乡村建设思想略知一些皮毛。同学会虽然不乏勇气和理想，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却常有轻率幼稚甚至无赖之举，由于他们是本村之人，理想与个人利益难免纠结在一起，甚至将社会建设理想变成为己谋私的工具。而平教会对同学会的压制，抹杀了青年身上刚刚培育出的公民意识，事实上也就是放弃了对“公民”或“新民”的诉求，使其成为“仅仅是多识了几个字的农民”而已，这也是“乡村运动乡村不动”[48] (p.574)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者简介】孙诗锦，女，1970年生，吉林省长春市人，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农村社会与文化。
【责任编辑：吴丹】
参考文献：
[1]晏阳初.农村运动的使命[A].宋恩荣.晏阳初全集（一）[C].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2]晏阳初.中国的新民[A].宋恩荣.晏阳初全集（卷一）[C].
[3]定县农村教育建设[M].定县：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编印,1935.
[4]阎振熙等.定县实验区考察记[M].北平：北平众志学社发行，1934.
[5]晏阳初.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工作报告[A].宋恩荣（编）.晏阳初全集（一）[C].
[6]晏阳初.定县的乡村建设实验[A].宋恩荣.晏阳初全集（一）[C].
[7]姜书阁.定县平民教育考察记[R].察哈尔:教育厅编译处（统一印刷局印刷），1932.
[8]定县的实验[R].定县：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3、1934.
[9]晏阳初.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请款书[A].宋恩荣.晏阳初全集（一）[C].
[10]晏阳初.乡村运动成功的基本条件[A].宋恩荣.晏阳初全集（一）[C].
[11]晏阳初.平民教育运动的回顾与前瞻[A].宋恩荣.晏阳初全集（一）[C].
[12]晏阳初.平民教育概论[A].宋恩荣.晏阳初全集（卷一）[C].
[13]晏阳初.有文化的中国新农民[A].宋恩荣.晏阳初全集（一）[C].
[14]湖北地方政务研究会调查团.调查乡村建设纪要[R].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1935.
[15]作者不详.社会式教育工作报告（推为1933年）[R].社会部所属系统档案[Z].二八四（2）－3.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16]述初.平民学校毕业同学会[J].农民周刊，1931-11-28（卷7期7）.
[17]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工作概况（续）[R].河北月刊，1936-5
-15（卷4期5）.
[18]张学铭.八年来民众教育经验谈（续）[J].河北学刊，1936-11-
15（卷4期11）.
[19]殷子固，王仲元.定县同学会管理下的巡回文库[J].民间半月刊，1935（卷2期3）.
[20]松年.介绍平校同学会周刊[J].农民，1932-6-11（卷7期53）.
[21]“农民”定期复刊[J].民间半月刊，1935-1-10（卷1期17）.
[22]定县的实验[A].李济东.晏阳初与定县平民教育[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
[23]熊佛西生平纪事[A].上海戏剧学院熊佛西研究小组.现代戏剧家熊佛西[C].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
[24]牺民.定县平教会纪念五四节[J].农民，1932-5-14（卷7期31）.
[25]各村同学会纷纷庆祝新年[J].民间半月刊，1935-01-10（卷1期17）.
[26]乔正安.牛村表证农家巡回训练学校毕业同学会与农业改良[J].农民，1931-11-28（卷7期7）.
[27]述初.牛村农产展览会[J].农民，1931-11-28（卷7期7）.
[28]Ka-Che Yip Health and Nationalist Reconstruction: Rural Health in Nationalist China, 1928-1937[J]. Modern Asian Studies, 26(1992): 395-415.
[29]C. C. Ch"en. Ting Hsien and the Public Health Movement in China [J]. The Milbank Memorial Fund Quarterly, 15(1937): 380-390.
[30]郭常升.定县卫生工作——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教育部主任陈志潜先生八月一日在卫生署演讲[N].大公报（天津），1933-9-5(11).
[31]C. C. Ch"en. The Development of Systematic Training in Rural Public Health Work in China[J].The Milbank Memorial Fund Quarterly, 14 (1936): 370-387.
[32]C. C. Ch"en.The Rural Public Health Experiment in Ting Hsien, China[J].The Milbank Memorial Fund Quarterly14(1936): 66-80.
[33]俞焕文.定县种痘七年经过[J].民间半月刊，1936-12（卷3期15）.
[34]松年.新街马家庄两处筑路比较[J].农民，1931-12-12（卷7期9）.
[35]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1985.
[36]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37]卢陆民.与卢陆民先生论同学会书•卢先生来书（1933年9月10日）[Z].霍六丁.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实验部政府成立五个月工作报告（1933）[R].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档案[Z]236-169.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38]定县新闻：定县县立戒毒所[J].农民, 1931（卷6期34）.
[39]傅葆琛.我与平教会[A]. 河北文史资料选辑（11）[Z].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40]霍六丁.与卢陆民先生论同学会书•霍县长复函[Z].霍六丁编.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实验部政府成立五个月工作报告(1933)[R].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档案[Z]236-169.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41]堵述初.平民教育运动在定县[A].河北文史资料选辑(11)[Z].
[42]李明镜. 平教会与定县[J]. 独立评论, 1933-12-3（79）.
[43]燕树棠.平教会与定县[J]. 独立评论, 1933-10-19(74).
[44]庞永福.定县归来[J].独立评论, 1935-6-16(155).
[45]孙晓村.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估价[A]. 千家驹, 李紫翔. 中国乡村建设批判[C]. 新知书店，1936.
[46] 晏阳初. 定县实验区工作概略[A]. 宋恩荣.晏阳初全集（卷一）[C].
[47]陈玉生.公民团在清风店纪实一二[A]. 李济东. 晏阳初与定县平民教育[C]
[48]梁漱溟.我们的两大难处[A].梁漱溟全集(二)[C].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