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惧任何恶势力，少年时即被海丰劣绅视为眼中钉，被日本警察记上黑名单，却被进步青年视为领袖、模范
彭湃于1896年10月22日出生于海丰县一个工商业兼地主的家庭，他自儿时就对被压迫阶级有着极强的同情心和正义感。1913年，彭湃进入海丰中学就读。中学时期，彭湃接受了很多先进的思想，逐渐形成了一种坚持正义、不屈于恶势力的品格。1916年，刚刚二十岁的彭湃就与地主劣绅展开了一次直接的交锋——毁掉林干材的塑像。当时，劣绅陈月波等为了勾结献媚当地驻军统领林干材，提出给林造像筑碑，且准备安放在“表忠祠”内，与文天祥配祀。当时海丰群众敢怒不敢言，彭湃听说后，义愤填鹰，发动一班同学，举行罢课示威，后决定将林干材的石像毁掉。在竖像前一夜，彭湃和同学陈复等人拿着铁锤，到表忠祠狠狠地把雕像的鼻子敲掉了。陈月波等人看到这个没有鼻子的怪像，直恨得咬牙切齿，只好把雕像偷偷运往碣石，丢进大海。这场斗争，是彭湃组织青年学生对封建势力的挑战，海丰青年均引其为榜样。由此，彭湃也成了海丰地方豪绅的眼中钉。彭母为此忧心忡忡，劝他收敛，别再惹事，彭湃却理直气壮地对母亲说：“此事反对豪劣，言正义顺，生死何足关系？”
1917年初，彭湃东渡日本留学。在这里，他的爱国救民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参加反日救国的活动也越来越积极。1918年5月16日，中方正式在卖国丧权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上签了字。留日学生获讯后，无不义愤填膺。平时并不喜欢照相的彭湃，特别邀集留日同学黄霖生、陆精治合影一张，名曰“国丧纪念照”，并在照片上题词：“民国七年中国军事亡国协定被迫签订之日，特摄此‘国丧纪念’照片，以示国仇之不忘。”彭湃痛恨帝国主义侵略者，更痛恨那些奴颜媚目的卖国贼。1919年4月中旬，在获悉中国驻日公使、卖国贼章宗祥将要回国述职后，彭湃组织发动部分留日学生前往东京火车站拦截，当章宗祥从地下楼梯上来乘车时，站立在旁的彭湃兀地挥起一拳，直向章宗祥背上打去。留学生们也一拥而上，举起拳头，愤怒高呼“打倒卖国贼！”并把写着“打倒卖国贼”的小旗，掷到章宗祥坐的车厢里去。章宗祥被这突然局面，吓得面如死灰，匆忙逃走。还有一次，1919年5月，彭湃等留日学生在东京举行国耻纪念集会和示威游行，遭到日警镇压。彭湃被打得“头部手足破皮流血”。悲愤之余，彭湃转而寄希望于唤起民众，激励同胞，破指血书“毋忘国耻”四字，寄回海丰县学生联合会。当血书寄至时，整个学校沸腾起来，学生们纷纷举行罢课、示威巡行，激发出强烈的爱国热情。此时的彭湃，“完全是一位热烈的排日人物。东京警署内排日派的中国留学生‘黑表’上，遂有了彭湃的姓名”。
1921年，彭湃自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回国后不久即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针对海丰当时的教育状况，彭湃决定“从教育入手”实现社会革命。他在海丰组织了“社会主义研究社”和“劳动者同情会”，以此来教育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随后，在一些进步青年推举下，1921年10月1日，彭湃就任海丰县劝学所长（后称为教育局长）。彭湃还在自己的住室，贴下了“漫天撒下自由种，宁看将来爆发时”的对联，决心在海丰掀起一场教育革命。
他对农民至诚热爱，甘愿烧毁田契去唤醒农民，他也同样赢得了农民的无限信赖
1922年5月，时任教育局长的彭湃组织学生举行庆祝“五一”劳动节的集会和游行，遭海丰豪绅地主反对和诬告，彭湃被撤去教育局长职务，县中所有思想较新的校长教员们也纷纷地下台了，“从教育入手”实现社会革命的尝试遭到失败。从此，彭湃把注意力转到了工农方面来。他决心彻底背叛自己的出身阶级，投身农民运动中。为表达自己誓与旧世界决裂，彭湃在《赤心周刊》上发表了一首题为《我》的诗篇：“这是帝王乡，谁敢高唱革命歌？哦，就是我。”从此，彭湃抱定一种“我即贫民”、“我即现社会制度的叛逆者”的态度，到苦难深重的农民中去了。
彭湃初去农村时，穿着白色的学生洋服、戴着白通帽。农民不买他的账，对他态度冷淡。家人听说他要做农民运动，对他像仇人一样，回家没人理。他的亲戚对彭母说：彭湃是富家子弟，留学回来，怎么天天到乡下替农民干活，是吃饱了撑的吗？但这些阻力都未能动摇彭湃到农民中去的决心。他热爱农民，决心克服困难，继续到农村去奋斗！他晚上睡不着，翻来覆去想办法，一直想到天亮，终于想到了农民不愿和他接近的原因：一是他对农民说的话太文雅了，好多农民都听不懂；二是自己的面貌、服装与农民不同，农民一见他就怀疑是他们的敌人，不想和他接近。找到了原因，彭湃决心对自己来一番改造。于是，他穿上粗布衣服，戴上尖顶竹笠，打着赤脚，每天早上到路口大树下等待过路的农民，或到纵横的田埂上，跟着农民到田里铲草锄地，做农活、拉家常。有时还携带着留声机，放歌给农友听，不管狂风烈日，始终不间断。下田插秧时手脚弄破了，还坚持干，学犁耙田，牛拖着他跑，仍坚持学。与家庭决裂后，彭湃一直过着艰苦的生活，就像一首山歌所形容的：“手捧米糊粥，风吹两条沟，清如山溪水，豪情在里头。”渐渐地，农民开始认识他、接纳他，把他也当作是农民中的一分子。
仅仅是融入农民还不够，彭湃要唤醒农民起来反抗剥削者。但是经受了几千年封建剥削的农民，不是几句话就能把他们唤醒的。彭湃决心让革命首先从自己家里开始。他召集自己的佃户，把田契交给他们，叮嘱他们不要给他送租谷，且让他们把这些话去告诉其他农民。可那些佃户都不信他的话。为此，彭湃检讨了自己这种恩赐的方式是行不通的，他决心采取更彻底的方式。1922年6月的一天，在海丰龙舌埔戏将开演的前一刻，彭湃拿着一大堆田契走上台来，讲了一番令人震惊的话，他说：彭家的田不是彭家的，更不是彭湃的，这些田是农民兄弟终年辛勤劳动的成果。他指出，这种剥削农民的不合理制度，必须彻底废除。说罢，彭湃一张张地宣布田契的地点、亩数和佃户姓名，然后当场烧毁，并庄严宣布：从今日起，他分家所得的那份田地全部归耕种的农民所有。台下的农民沸腾了，许多人激动得热泪盈眶。彭湃以自己的行动启发了农民，使农民心中燃起了革命的烈火。
也正因为这样，彭湃赢得了农民的无限热爱和信赖，他成为海陆丰数十万农民一致崇拜的人物，成了农民心中救苦救难的“菩萨”。正如瞿秋白所说：“他是中国劳苦的农民群众顶爱的、顶尊重的领袖，在海陆丰农民的眼中，看得像父母兄弟一样的亲热。恐怕除湖南农民的毛泽东同志以外，再没有别的同志能够和他相比了。”
他采取农会的组织形式，在农村掀起了一场社会革命，被誉为“农民运动的大王”
彭湃自1922年6月开始到农村从事农民运动。他采取农会的组织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向剥削阶级抗争。1922年7月29日，彭湃邀集志同道合的进步农民张妈安等五人，正式成立“六人农会”，这是把农民组织起来的第一步。1922年10月25日，赤山约农会成立，会员有500余人。随着形势的发展，海丰总农会于1923年元旦正式成立。到5月间，海丰总农会改组为“惠州农民联合会”，彭湃任会长，海丰、陆丰等地设分会。7月，“惠州农民联合会”改组为“广东省农会”，彭湃为执行委员长。在彭湃的领导下，农会当时实质上形成了“农村政权的雏形”。经过努力，1927年11月，彭湃领导海陆丰人民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在实践中，彭湃积累了丰富的农民运动经验，进行了理论总结，写成了《海丰农民运动》一书，成为“指导农民运动最好的教科书之一”，被誉为“农民运动的大王”和“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
在彭湃的组织下，农会领导农民向压迫阶级展开了一系列的经济、政治斗争。还在赤山约农会成立前后，彭湃就领导农民进行了一些反对地主阶级的经济斗争。如，领导农会对地主开展了“同盟非耕”，以反抗地主对农民任意实行“加租”、“易佃”；领导农会打击城市恶霸土豪的敲诈勒索，取消了无理的“粪船捐”、“码头捐”等等。除此之外，彭湃逐渐认识到，农民运动的最高目标是夺取政权，农民运动不能仅停留在经济斗争上，还必须进行政治斗争。海丰总农会成立后不久，彭湃就主张：“海丰农会所采取的政策：（一）对付田主；（二）对付官厅。即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并进，使农民有经济斗争的训练及夺取政权的准备。”
在领导农民进行斗争的同时，彭湃也深刻认识到了以人为本的重要性。他以农会名义为农民群众办社会公益事业，为农民谋福利，在农村掀起了一场革除陋习的社会革命。首先在教育上，当时海丰全县的教育经费80%抽取自农民，而全县农民能自己写自己名字的还不到20%。所以，农会成立农民学校，主张办“农民教育”。农会替请教师，指定校舍，规定学生读书不用钱。学校经费由建立农民学校的乡村指定相当耕地，作为学田，由学校向地主批耕，种子肥料由农会出钱，农具、牛力、人工则由入学学生的父兄合理负担。所收粮食，除还地主田租外，其余的作为学校经费和先生的薪金。这方法实行后不到一个月，就成立了十余所农民学校，夜校也有数间，由农会教育部指挥和监督。在卫生工作上，海丰总农会办起了农民医药房，由热心农民运动的西医吕楚雄主持。凡农会会员看病，无论门诊外诊，凭会员证不收诊费，药费仅收一半，其余半价由农会或其它捐助补充。吕楚雄的妻子担任产科接生员，会员生小孩免收接生费，药费也只收一半。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第一次享受到看病不要钱的待遇。
他被称作“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家”，对陈炯明巧妙利用，争取多方力量支持，驾驭了复杂的斗争形势
彭湃不仅是位坚定的农民运动领导者，而且是位“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家”。他利用敌人营垒的矛盾，一方面利用敌人，另一方面又积极拉拢中间势力，孤立反动势力，同时又广泛发动群众与反动势力进行了有理有节有据的斗争，成功驾驭了复杂的斗争形势。
1920年后，军阀陈炯明逐渐掌握了广东的军政大权，东江海陆丰是他的老巢。彭湃与陈炯明的交锋早在1921年即已开始。1921年8月，海丰原劝学所长被迫辞职。一些进步青年要求推举彭湃为新任劝学所长。陈炯明见彭湃“是海丰人，且是留学生”，年青有为，是个人材，想拉来为己所用，于是指示县长翁桂清聘请彭湃为劝学所长。彭湃从事农民运动后，1923年，海丰总农会领导农民开展“减租运动”，遭地主反动阶级镇压，农会被封闭，许多农会干部被捕。彭湃深知陈炯明虽不赞成农会，但他想利用农会，以巩固其在东江的地盘。所以，为营救狱中农友，彭湃亲赴老隆（龙川县的一个镇，当时陈炯明将司令部设在这里），以争取陈炯明的干预。陈炯明推托不过，不得不答应电令王作新释放狱中农友。同时，针对陈炯明希望拉拢自己、使农会为其所用的想法，彭湃注意将各地农会建立、发展情况随时电告陈炯明，表面上似是尊重他，实则是对其示威和警告。果然农民运动的迅速发展引起了陈炯明的重视，不得不惊叹彭湃的号召力。虽其对农会壮大十分不满，但又不敢轻视和怠慢彭湃的个人权威和群众力量，不敢公开反对农会。另一方面，陈炯明也多次拍电报给彭湃，表示对彭湃的“钦佩”，对农会的“支持”，接连电请彭湃去惠州同他一起“共议大事”。彭湃将计就计，将陈炯明“支持”农会、邀请他去惠州的电文在报刊上一一公开发表，致使反动的官僚和地主豪绅们见陈炯明尚且如此，因而对彭湃和农会也一反常态，不敢怠慢。
1924年初，陈炯明电告彭湃将回海丰，彭湃决定利用其回乡之机，争取陈公开承认海丰农会的合法地位。他组织各乡农民到离城十多里的新寮桥去“欢迎”陈炯明。农会组织会员燃炮、敲锣鼓、高唱歌曲以吸引群众，引得五六百人赶来看热闹。此时，农会趁机发给每人一支小旗，组成欢迎队伍列于道旁。陈炯明极爱面子，见来“欢迎”的人如此之多，心里特别高兴，频频脱帽向农民点头示意。农会会员适时提出恢复海丰农会的要求，陈炯明居然满口应允说：“工商学都有会，农民哪可无会！”
彭湃重视群众的力量，常组织群众进行示威活动。从其青年在海丰中学读书时反对为反动分子林干材立像开始，他就号召同学一起罢课游行示威。1921年，他当教育局长时，警察局无理逮捕了青年学生余志荣，彭湃得知后，毫不思索地对学生余汉存说：“你马上号召同学，越多越好，一齐冲进衙里去请愿”，迫使反动当局释放了学生。及至后来组织农民运动后，他更加对群众团结的力量笃信不疑。1923年3月间，海丰的地主豪绅组织“粮食维持会”，逮捕农友，企图消灭农会，在与其对抗中，彭湃发动六千农友冒雨游行，并包围县公署，逼得法庭不得不释放被捕会员，地主豪绅多时不敢公然向农会进攻。这在一定方面表现了彭湃动员群众、争取多方力量支持的布尔什维克策略。
他是位出色的群众工作者和天才的演说家，头脑像火炉般充满热情，语言极富煽动力和凝聚力
彭湃是位出色的群众工作者。当时的海丰农民，受地主压迫几千年，大部分没受过多少教育，往往对所受的压迫理解为是命中注定的，不懂得要通过革命去获得解放的道理。彭湃就把这些高深的革命道理翻译成通俗的土话，唤醒和教育农民，以至于他讲的每一句话，都像从农民心坎中透出的呼吸一般，成为农民生命的一部分。如他对马克思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的讲解。他跟农民说：“全世界约十五万万人，其中分为两种。一种是发财人——资本家、地主，一种是穷苦人——工人、农民。这两种究竟哪一种多？……无钱的十居九人，有钱的只有一人。现在是一个有钱的人欺负九个无钱的人，但是无钱的人，不愿受他的欺负，起来反抗他，这就叫做阶级斗争。不仅用语言，彭湃还常用图画、诗歌、魔术、戏剧等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换以革命的内容，教育不识字的农民。他把革命道理和农民的疾苦，用海丰的方言编成歌谣教儿童们唱。如《田仔骂田公》：“冬呀！冬！冬！冬！田仔骂田公！田仔耕田耕到死；田公在厝食白米！做个（的）颠倒饿；懒个（的）颠倒好！是你不知想！不是命不好！农夫呀！醒来！农夫呀！勿戆……！”再如《农民兄弟真凄凉》：“山歌一唱闹嚷嚷，农民兄弟真凄凉！早晨食碗番薯粥，夜晚食碗番薯汤。半饥半饱饿断肠，住间厝仔无有梁。搭起两间草寮屋，七穿八漏透月光。”这些歌谣深刻揭露地主阶级的罪恶，在海丰流传甚广，乡村的小孩一般都会唱。这样生动活泼的宣传使农民一下子就听懂了革命道理。彭湃喜欢画画，他曾为《赤心周刊》画了一幅封面图案：一位满腔怒火、衣衫破烂的工人，用尽全身的力量挣断了捆绑住手脚和颈项的锁链，巍然屹立在地球之上。画面上端，书写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横幅标语，画面下端，挣断了的锁链一节节撒落下来。这幅画号召人们团结起来砸烂旧世界的锁链，这是彭湃用画笔向大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精彩范例。
彭湃还是一位天才的演说家，“头脑永远像一个火炉”。确是这样，他对工农像火一样充满热情，温暖着贫苦人民的心，照亮着他们前进的道路。为了激发农友的斗志和信心，他在讲演中勾勒出未来一幅美好的图画，使人们无限向往。他说：“从此以后，我们若能把一切的反革命派杀得清清楚楚，把一切田契租簿烧掉，明年便可分配土地，后年便可从外国买大机器来耕，大后年便可于各乡村建设电灯，自来水，娱乐场，学校，图书馆！不过这种目的，能够达到达不到，全看我们工农兵团结的力量怎样了！”不仅如此，他还善于用比喻的方法，把深奥的道理生动地诠释出来。彭湃有次给学生上《蝗虫与稻》一课，讲到蝗虫对水稻的危害时，他比喻说：“蝗虫好比地主，水稻好比工农，水稻不能得到茂盛的生长，是遭蝗虫所害；工农生活如此困苦，则是遭地主剥削所致。农夫要使水稻生长茂盛，必须消灭蝗虫；工农群众要过幸福的生活，必须团结起来进行革命，消灭剥削制度。彭湃高超的讲演水平，赢得了极好的效果，不但觉悟、发动了农民，甚至连一些反动分子也深为感染。有一次，彭湃在香港西营盘一个广场发表演说。他向群众讲解组织农会的重要性及农会被解散的经过。听众均为报告所感动，他们虽收入低微、生活艰苦，也还纷纷解囊捐款支持农民运动。甚至一个香港政府派来监视的暗差听后，竟对彭湃说：“早不知是彭先生来做演说，故我们来看看。以后彭先生要讲话，我们当为关照。”
他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在这里首先得到实践
韩鲜朋友金山曾说：“要是彭湃不过早死亡，他一定会成为中国最伟大的群众领导人之一。在中国，除了毛泽东以外，我没有遇见过别的人具有像他一样罕有的领导能力。”
确是这样，作为党的早期领袖，彭湃较早提出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广大农村实行土地革命，采取工农联合、武装夺取政权，并积极把这一主张付诸于实践，在东江海陆丰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为中共正确领导中国革命提供了较好借鉴。1927年11月，海陆丰人民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11月13日，陆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11月18日海丰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红宫开幕，海丰、陆丰两县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海陆丰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立刻开展了一系列巩固新生政权的工作。苏维埃政府开展了土地革命，这是新政权成立后的中心任务。苏维埃政府通过了“没收土地案”，提出了四条分配土地的标准，颁布了“关于没收土地”的命令，收缴地主的田契、租簿，并集中加以焚烧。据统计，截至1928年1月14日，海丰全县焚烧田契约四十七万张，租薄约五万八千多本。各区苏维埃政府都设立了土地科，指导农民分配土地。截至1928年2月底，据海丰、陆丰两县县委报告，海丰大部分土地已经分配完毕，陆丰没收、分配的土地也占全县土地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不仅如此，在海陆丰这面旗帜的带领下，东江许多县都开展了土地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为此，党中央对彭湃领导的海陆丰苏维埃斗争给予了高度评价：在“中国革命之中，这是第一次由几万几十万农民自己动手实行土地革命的口号”，“而且在土地革命的性质上，也是空前的深入”。“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终于在苏维埃政府和彭湃的领导下实现了。
法庭作讲坛，监狱作战场，英雄笑对死亡
彭湃坚信革命必胜，坚信能够建立全国的苏维埃政权。他曾跟将士们畅想，等将来南京、北平解放，在北平开全国苏维埃大会时候，要迎出几百里、几千里地欢迎他们。可惜他未能等到那一天，为了中国人民能过上幸福生活，彭湃献出了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1929年8月24日，彭湃在上海主持召开江苏省军委会议时，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同遭被捕的还有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四位同志。在审讯中，彭湃把国民党的法庭当作了讲坛，慷慨陈述自己投身革命的经历，从未入党前在海陆丰做农民运动起，一直谈到在海陆丰建立苏维埃的经过。当谈到在海陆丰惩办反革命时，彭湃向审问官抗声说道：“似你们这班反革命党，我们在海陆丰不知杀了好多，你现在不必再问了，将我枪毙好了。”他的豪情连审问官也为之动容。在狱中，彭湃积极向狱内群众和兵警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义和政策。这些宣传和抗争，使“愁苦惨淡的监狱，一变而为激昂慷慨的沙场”。周恩来同志曾撰文写道：“当彭、杨诸同志与士兵谈至痛切处，士兵中竟有捶胸落泪，痛骂国民党军阀非杀尽不可的。当他们说至激昂处，便齐唱《国际歌》与少年先锋歌，士兵与狱中群众亦高呼口号和之。连有些因贫穷而走入抢劫的盗犯，都因感动而觉悟到：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是我们穷人的正当出路！有些因革命嫌疑而下狱的群众更加坚决说：我们今后只有革命的一条路了！有些遇难的同志则说：到底是我们的中央领袖，能做我们的表率！狱中有些久闻彭湃大名的人，听说彭湃在这里，都争相来看；还有一些认识彭湃的人，都以是他的旧相识为荣。”被关进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监狱后，彭湃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他给党的最后一封信中说：“我们在此精神很好。兄弟们不要因为弟等牺牲而伤心。望保重身体为要！”他给自己爱人许冰的遗嘱，也是勉其为党努力。他写道：“从此永别，望妹努力前进。兄谢你的爱！万望保重！余言不尽！”信短情深，字字千钧，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
国民党对彭湃实施了酷刑，以致他晕死过去达九次之多，弄得手足俱折、身无完肤，但彭湃并没有屈服。被抬回牢房后，难友们看到彭湃被折磨成这样，都非常难过。彭湃反而强忍伤痛，安慰和鼓励难友。1929年8月30日下午，国民党决定在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枪杀彭湃等人。赴刑场前，彭湃走过一个囚徒的身边时，把自己身上的外套脱下来，送给了那位战友。他慷慨激昂地向士兵及狱内群众作了最后的赠言，与战友们齐唱着《国际歌》，呼着口号出了狱门，狱内的士兵及狱犯都痛哭失声，甚至看守所人员都为之掩面。临刑前，面对着刽子手的枪口，彭湃高呼口号，神态自若。他的坚贞气节震撼了众人，甚至国民党的士兵都拒绝向他开枪，于是一个军官亲自操起枪对着彭湃开了火。彭湃牺牲后，“有一狱犯特杀鸡一只望空致祭，可见其感动之诚！”牺牲时，彭湃年仅三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