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解放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桂北武装起义，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历史的必然性。是中共党组织的活动，桂北人民革命传统以及国内革命形势等因素综合影响，促成了桂北武装起义的必然爆发。
[关键词]解放战争；桂北武装；必然性
桂北武装起义，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在广西北部的灵川、全县、灌阳等县领导的一次武装起义。这次起义发生在国民党广西桂系集团统治的中心——桂林附近。所以，起义的爆发，威胁到敌人的后方，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以及遍及广西全省的各地武装起义。桂北武装起义，在广西及全国革命武装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这次起义，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条件，即历史的必然性。
一、中共桂北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及活动，为桂北武装起义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和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桂北武装起义能够发动的根本保证和决定性因素，因此，中共桂北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及所开展的各种活动，为桂北武装起义的爆发准备了必要的思想、组织和干部条件。正如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所指出的：桂北“有党领导。”[1]
桂北地区很早就有中国共产党活动的足迹，1926年7月，桂林历史上第一个中共党组织——中国共产党桂林县支部成立。同时，一批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的进步青年回到桂北，发动农民开展斗争，促进了桂北各地革命运动和党组织的发展壮大。1942年7月9日，桂林发生“七·九”事件，国民党桂系当局大肆逮捕、杀害共产党人和进步分子。中共广西省工委、桂林市委遭到严重破坏。在桂林市区活动的中共党员被迫撤退到桂北各县农村坚持斗争。党的工作重点从城市转向农村。中共党组织在桂北一带农村的力量大为加强。
1943年春，中共广西省工委组建中共灵川特支，主要负责灵川县和桂林师范学校党的工作。1944年8月，成立中共灌阳特支，后改为中共全灌特支，负责党在全县和灌阳县的组织建设。中共灵川特支和全灌特支构成了桂北武装起义领导机构的主要力量。
中共灵川特支和全灌特支成立后，积极开展各种秘密活动，团结、发动广大知识青年，唤醒群众革命意识，扩大党的影响。中共全灌特支创办了机关刊物《民主战线》和《时代与教育》半月刊，《民主战线》转载中共七大文献及新华社播发的时事新闻。《时代与教育》主要刊载《新华日报》及其他进步报刊的文章和消息，同时报道和评论本地发生的重大事件。中共全灌特支在灌阳县城开办了“文化供应社灌阳特约经销处”，秘密出售进步书刊。当时国民党灌阳县县长兼“剿匪”司令部司令称这些活动：“如组织桂师同学会、开设文化供应社、贩卖中共书籍、创办刊物、宣扬共产主义等，显为有组织、有计划之行动。”[2]中共灵川特支设立“生活服务社”，作为青年集会和读书讨论、宣传革命道理的场所。出版《少年中国》杂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启发青少年政治觉悟。通过这些宣传活动，在党组织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和青年农民，提高了中共党组织在广大群众中的影响力，为桂北武装起义打下了基础。
二、桂北人民所具有的光荣革命传统，为桂北武装起义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桂北人民，历来就有不畏暴政，敢于斗争的传统精神。1852年，太平天国起义队伍经过桂北，桂北人民踊跃参加太平军抗击清军。1854年，广西天地会领导的反清起义军占领灌阳，建立“升平天国”。1932年10月至1933年4月，桂北瑶民和部分汉族、僮族群众，不堪国民党桂系当局和地主豪强的压迫剥削，发动了席卷桂北、柳州部分地区及湖南道县、江华等县的武装起义。起义队伍达到六万人。
而中国工农红军三次路过桂北，更是对桂北人民群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0年12月至1931年1月，邓小平率领红军第七军，从广西左右江北上，途径桂北，到达中央苏区。1934年9月，红军第六军团作为红军长征先遣队西征，经过桂北。同年11月25日，中央红军主力进入桂北，在灌阳、全州、兴安一带进行了惨烈的“湘江战役”，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经兴安、资源、龙胜等地进入湖南。红军在途径桂北期间，严守纪律，关心爱护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实践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使桂北群众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工农红军是为人民谋利益的，从而在桂北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桂北人民所具有的革命传统和红军过桂北在群众中的积极影响，为桂北武装起义的发动，培育了深厚的群众因素。当桂北起义爆发时，桂北群众踊跃参加，积极主动帮助起义队伍，革命热情非常高。例如灌阳县新圩立田村的村民就将埋藏的红军送的武器挖出来，参加武装起义。
三、中共桂北地方党组织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和全县、灌阳的抢米风潮，构建了桂北武装起义的阶级基础和社会环境
抗战胜利后，在中共党组织领导下，桂林掀起了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反对内战和争取民主的爱国民主运动。1946年12月，北平发生驻华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生事件，桂林的大中学生强烈抗议美军暴行。广西大学学生自治会发出《告全省同学书》、《告全国同胞书》等，开展“美军滚出中国宣传周”活动。1947年5月20日，国民党当局在南京镇压游行示威学生，制造了“五·二O血案”。为抗议国民党当局的暴行，广西大学学生发出《告全国同胞书》。6月2日，广西大学、广西艺术专科学校学生以“反饥饿，反内战示威大游行”的大旗为前导，举行示威游行。6月4曰，桂林中学、桂林女子师范学校和桂林高级助产士职业学校近千名学生，进行罢课和示威游行。
与城市爱国民主运动相呼应，中共桂北地方党组织还在桂北广大的农村领导“反饥饿、求生存”斗争，其中标志性事件就是全县、灌阳的抢米行动。
抗战期间，日军在桂北的烧杀掳掠，给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至1947年期间，桂北地区水灾、旱灾频繁发生，造成粮食减产，甚至颗粒无收，群众贫病交加，被迫逃荒避难。但国民党桂系当局横征暴敛，实行苛捐杂税，强夺民粮，甚至还向民众征收1944年度已免的沦陷时期的粮赋。贪官和地主豪绅勾结，囤积居奇，哄抬粮价牟取暴利。
1946年4月，全县数千饥民为了生存，要求奸商将囤积的粮食平价出售，遭拒绝后愤而将米抢光。国民党全县政府下令缉捕“肇事者”。在这种情况下，为加强对抢米运动的领导，中共党组织成立全县人民救灾委员会，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声援饥民抢米运动，迫使国民党全县政府释放被捕的群众，并开店卖粮。6月12日，灌阳县城南门码头有3艘满载粮食木船，准备运往全县牟利。中共全灌特支发动饥民及灌阳中学师生封锁码头，阻米外运。国民党灌阳县政府派出警察、民团进行威胁。群众愤怒，将船上所载的粮食一抢而光。“全灌米案”震动全国，国民党第八区（兴安）专员陈恩元认为：全灌阻米风潮“均由‘匪党’利用时机从中鼓动饥民……演成混乱局面，几至不可收拾。”[3]
这些爱国民主运动和“反饥饿、求生存”斗争，构成了在桂北一带反对国民党桂系集团统治的第二条战线，为桂北武装起义准备了客观的社会条件。
四、全国以及广西解放战争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战略部署，是桂北武装起义爆发的根本原因
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11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对南方各省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现在南方各省国民党正规军大批调走，征兵征粮普遍施行，正是我党发动游击战争的好机会。”因此，南方各省的乡村工作是：“凡有可能建立公开游击根据地者，应即建立公开游击根据地。”“凡条件尚未成熟之地区……，其目标仍是积极准备发动公开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之各种条件。”[4]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12月1日，中共广西省工委发出《当前的政治形势与我们的斗争任务》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在可能与有利条件下，发动武装斗争，建立民主政权。”[5]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共广西省工委要求，中共桂北地方党组织广泛组织发动群众，建立秘密武装，准备武装起义。
1947年2月，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被粉碎后，开始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为开辟敌后战场，配合解放区军民的斗争，中共中央于3月8日发出《关于在蒋管区发动武装斗争问题的指示》，认为目前蒋管区后方甚为空虚，群众斗争情绪高涨，已具备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武装斗争的客观与时间条件。1947年4月，中共广西省工委在横县召开会议，制定了“积极准备武装起义，广泛发动游击战争，创造游击根据地，摧毁反动政权，建立新解放区”的总方针。确定在桂东、桂北、左右江等地举行武装起义。横县会议后，中共桂北地方党组织按照会议的部署，加紧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
1947年6月，中共广西省工委领导的桂东起义爆发，举起了广西开展武装斗争的旗帜。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桂东起义和刘邓大军挺进中原，调动了敌人，为桂北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鼓舞了中共桂北地方党组织的信心，加快了武装起义的步伐。7月下旬，在中共桂北地方党组织领导下，桂北的全县、灵川、灌阳等县举行起义。起义风暴很快席卷桂北，动摇了国民党桂系在桂北的统治。
总之，解放战争时期的桂北武装起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持续宣传发动和领导下，全国和广西及桂北革命发展到新阶段的结果。是国内和广西省内的政治、军事形势发展，以及桂北一带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动荡、经济民生凋敝等综合因素的产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注释]
[1]钱兴：《广西×报告》，1947-05-05，广东省档案馆.
[2]蒋文度：《灌阳县共匪暴动之前前后后》，1947-09，灌阳县档案馆.
[3]陈恩元：《灵全灌三县事变纪略》，1947-10，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4]《中共中央对南方各省工作的指示》，1946年11月6日.
[5]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广西武装斗争[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