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建构：“五四”与新文化运动

个人经历、身份立场、思想观念等）与宏观（时代背景、群体诉求）原因而呈现差异性。由此导致，二者关系的界定也成为未知的变量。譬如胡适，他有时认为新文化运动也包含了五四后从联俄容共到北伐的国民革命，同属“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有时又说新文化运动在五四学生运动的“政治干扰”下“夭折”了，五四运动既提供帮助的同时也毁灭了它。这种转变与其对国民党和共产党及其革命活动的看法转变有关。

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二者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五四”和新文化运动共同服务于历史与现实。一则，二者可继续充任话语的要素，承担新时代赋予其的价值与意义。运动次年开始，人们就开始以写作或聚会等不同的形式加以纪念，在之后的十数年间，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直作为一种象征性的文化符號。1939年，陕甘宁边区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提议将其定为“青年节”;1944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改订5月4日为“文艺节”;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将其定为法定“青年节”;1979年开始每逢十年就会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或国际学术研讨会——诚如李大钊所希望的“从今以后，每年在这一天举行纪念的时候，都加上些新意义”。再则于民族的文化记忆中铭刻精神的流传。“五四”和新文化运动最终汇入思想解放与社会革命的洪流，而爱国、民主、科学、进步的精神似江河人海，长流不息。

过去的话语是历史的建构，未来的意义在于精神的继承。

编辑/徐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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