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集中阐述“北甘南王西北何”的新中国新闻学术界泰斗与新闻理论奠基人之一的何微先生，他对20世纪新闻学的学术贡献，无人能够替代，并以此与中国人民大学甘惜分教授、复旦大学王中教授的课题方向及学术侧重相区别。中国新闻学术领域的何微学派，对这些方面的学术观点，更需要发掘、探究、传承。同时，也连带讨论了依照何微遗嘱在当代组织整理出版《何微文集》的迫切性、重要性及其较为实际的操作方式。
关键词：何微；主要学术贡献；《何微文集》；整理出版
中图分类号：G2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06-2-0075-05
在何微先生新闻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暨何微诞辰百年纪念会上，我提出，“北甘南王西北何”的新中国新闻学术界泰斗与新闻理论奠基人之一的何微先生，对新闻学主要贡献的研究课题。一个著名学人在本学科领域的学术地位，存在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对立统一。何微先生与中国人民大学甘惜分教授、复旦大学王中教授在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上有共同性，他们都将新闻传播规律置于本国的历史纵深与本国人文生态环境下考量，而每个人学术探索的方向、侧重点又各不相同。评价一个学人在该学科发展中的历史地位，既要看他在本学科领域对矛盾普遍性规律认知的广度、深度，更在于对本学科的特殊性的理论创造与开掘。
1996年在印行何微教授寿庆暨新闻思想研讨文集《八十春秋》的出版前记里有段话，说何先生著述约一千万字，已整理成集的500多万字，“迄今尚未能有计划的出版。其中，何微教授本人治学严谨、不肯轻易出版专著，是其主观因素；但更重要的还是出版资金无着，出版渠道不畅。我们期待着，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逐步实施和新闻出版事业的繁荣发展，何微教授富有学术价值的新闻学系列著作能陆续正式出版问世，使这些长期积累和创造的科研成果，变为社会共有的精神财富”。对此，何先生是看了并同意刊载的。在2000年6月20日《企业信息报》刊发拙文《恩师的遗嘱》里，我们可以看到先生留给组织及家属、门生、后世的这么一个托付：“我终生淡泊名利，以新闻为业，所撰《新闻科学纲要》《新闻思想研究资料》《报学散论》《秦中随笔》《墨史》，或曾以之登坛授徒，或曾散布于报端，均未正式付梓出版，如对新闻与新闻教育事业有用，愿组织能够组织整理出版。整理文稿时，能有师从之学生参与为好。”此遗嘱，除笔者与时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友智、科研处处长李三槐三人在先生去世次日，当面交给何微先生夫人刘蓉、长子何安琪、嫡妹何福仁及外甥张振林等亲属，公开登报外，嗣后刘荣庆、高友智、李三槐还亲往辖区西安市雁塔区公证处依法履行了公证程序（声明书公证书2001西雁证内字3109号），因此，何微先生遗嘱中“所撰《新闻科学纲要》《新闻思想研究资料》《报学散论》《秦中随笔》《墨史》”等，属于著作权法第3条“文字作品”；第9条著作权人的作者何微生前所托付“愿组织能够组织整理出版。整理文稿时，能有师从之学生参与为好”，符合“第24条使用他人作品应当同著作权人订立许可使用合同”的约定。其中，《新闻思想研究资料》原油印件均署名“何微主编”，照第14条执行——“汇编若干作品、作品的片段或者不构成作品的数据或者其他材料，对其内容的选择或者编排体现独创性的作品，为汇编作品，其著作权由汇编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
开展何微新闻思想研究、出版《何微文集》的工作在著作权法上本来是明晰的，但因“能够组织整理出版”的组织，多头而曚昽，攥不成一个拳头；立项与资金渠道无法确定；“能有师从之学生参与”的学生人员又分散在全国多个省市；何微家属与后裔依照遗嘱又不便也没有相应学力从事如此庞大复杂的“组织整理出版”工程，致使在何微先生新闻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暨何微诞辰百年纪念活动举行的今天，《何微文集》仍然未能面世。笔者看着甘惜分主编《新闻学大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书衬上，甘老龙飞凤舞竖排赠语“何微同志指正 甘惜分赠 一九九三年七月”，笔者心头另有一番滋味。这部1142页的大书，已成为我案头常翻的工具。甘老在序言里辟头一段话说：“《新闻学大辞典》经过一百多位专家学者和研究者几个寒暑的辛勤耕耘，终于与读者见面了。它的出版，如果能对‘新闻无学’的思潮激起一阵浪花，激起几番波澜，那正是我们所希望的。”这当然是甘老的谦逊之辞。何微（1916年7月23日—1999年4月6日）、甘惜分（1916年4月17日—2016年1月8日）两位先生同庚。当我们举行何微先生新闻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暨何微诞辰百年纪念活动时，甘老也走完了他丰富多彩的传奇人生，与他的挚友会面去了。何先生较甘先生早走了17年。17年了，何微先生的在天之灵当仍有遗憾：遗著仍然未能出版。
作为先生的学子与何老家属有负于恩师重托，作为先生服务过的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陕西日报社、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曾与其共过事的学人们谈起此事均扼腕叹息。在图书出版市场处处讲 “金钱”的当下，“愿组织能够组织整理出版”的临终呼号，似乎需要我们跳出“金钱”怪圈，反思这位新闻学术巨匠留给中国社会的这笔价值不菲的精神遗产。陕西传播学会、《西部学刊·新闻与传播》编辑部已有牵头以何微先生新闻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暨何微百年诞辰纪念会为模式，由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陕西日报社、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依照先生法定“遗嘱”， 协同开展何微新闻思想研究、出版《何微文集》的意向，何老故旧门生、家属子女当出以公心全力襄助这件对后代、对社会功德无量的盛举。
当代之所以迫切需要开展何微新闻思想研究、出版《何微文集》的工作，因了何微的精神遗产非同小可。
何微的精神遗产即主要新闻学术贡献，归结起来有哪一些呢？
其一，何微的新闻理论研究自始至终都是结合采、写、编、评、摄、管及新闻传播的诸环节包括媒介批评需要展开的。伴随新闻事业不断发展的进程，开展新闻学研究是其一大特色。新闻学原本是应用性鲜明的学科，在象牙塔里很难弄明白新闻学的底里与新闻事业的运作规律。何微在1946年任新华社太岳分社副社长时在《新华通讯》上发表的《爱国自卫战争军事报道研究》《新闻书简》（分新闻的时间、地点、人物、原因和结果4次刊发），是结合解放战争报道实际的专论。20世纪50年代，他在任新华社华北总分社副社长兼北京分社社长及新华社江苏分社社长时写的一批论文，如《我对提高新闻质量的一些意见》《从官厅水库采访看深入实际》《关于改进新闻采访写作的初步意见》《要提高新闻质量就要提高劳动本领》《批评性质的新闻和国家通讯社》《新闻导语》《关于新闻种类和特点》《新闻体裁上中下》《谈趣味性》《论新闻》等，是应新中国成立后为大学新闻本科教育与培训年轻在岗编辑、记者的需要而写的。“文革”后期，他在陕西日报社任党委书记、总编辑和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任上写的《谈记者队伍建设问题》《关于报纸性质》《加强理论修养，坚持群众路线》《关于文艺批评问题》《为创造历史新局面作贡献》《坚持新闻要短的原则》《社会新闻观》《再谈趣味性》《发扬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面向未来改革新闻教育》《新闻发展的新趋势》《论新闻的真实性》等，是面对“文革”晚期至改革开放初期新闻事业出现的诸多理论与实际应用问题而发表的学术见解。《新闻科学发展纲要》是他在报社和中共陕西省委党校授课讲稿的辑集。甘惜分在《新闻学大辞典·序言》里说：“《新闻学大辞典》是新闻理论、新闻史、新闻业务的知识总汇，它凝结着以往无数新闻工作者和新闻研究者的经验和心血，集中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积累起来的新闻研究成果，标志着新闻学研究的一个新起点，为新闻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何微先生认为，历史新闻学、理论新闻学、应用新闻学这三大块仍然不可或缺，仍然是新闻学研究的基点，但从50年代迄80年的新闻理论著作囿于这么三大块而不能越雷池一步，显然落后于客观实际，不符合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新闻改革中出现一系列新问题，新闻学研究必须增加新的内容，如新闻事业经营管理学、微电子新闻学、新闻人才学等。要牢记：科学研究从未有穷期。何微先生有的放矢地指出：“一个世纪过去了，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历史任务，我们应当花大力气实践，以科学的新闻学奉献给新世纪。这是我们的最艰巨而又最光荣的职责，希望就在青年一代。”他1996年在为《八十春秋》而作的《我讲几句心里话》中说：“新闻学是一门崭新的学科，新闻事业任重而道远。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新闻学还（将）不断的发展和不断充实，确实值得我们为它奋斗和献身。我相信，后来者一定会做出超越前人的业绩。”何微先生的新闻研究第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随时代前行，结合新闻业的实际立论并展开逻辑思辨。
其二，何微先生的新闻理论专著，比较系统而富学术创见的，是由陕西日报新闻培训中心编印的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和《陕西日报》用于新闻专业走读大专班讲义——《新闻科学纲要》。这个16开、64页讲稿分为前言、绪论、第一章新闻本源、第二章新闻（上下）、第三章舆论、第四章新闻事业、第五章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第六章新闻的真实性原则、第七章新闻的价值，第八、九、十章和结束语暂缺。显而易见，这是一部尚未写完的专著。作为“新闻专业走读大专班讲义”表象上的听讲对象“门槛”似乎并没有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那么高，而实际内容，却关乎新闻学一系列重要范畴，如“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新闻的定义、新闻的真实性原则与党性原则、“舆论”、新闻与舆论监督、信息的内涵与外延等。这部半拉子学术专著少而精，理论旗帜鲜明，直截了当针对“在‘左’的思想笼罩下僵化不前，存在着庸俗社会学的气味”，针对“老视前人，割断历史”与“旁若无人，闭目塞听”这两个弊端。他说：“以上两个弊端的共同结果，是使新闻学研究在纵的方面没有继承，在横的方面没有借鉴，大家都在从零做起，都在平地起高楼，做架空议论。这不仅使有志于新闻学和新闻工作的人摇头，更为否定新闻学之为科学的人供给了理由。所以这两个弊端应首在克服之列，然后探索用新的方法，联系新的实际，进行新的研究，推出新的成果。只有这样，才能使新闻学成为真正的科学。”当我们在20年后重读何微先生1995年2月印刷的这本未竟之作时，联系当代实际思考，可以感觉字里行间仍然流露着哲人的智慧光芒。它比现行的某些大学时尚的新闻学教科书更能发人深思，有的学术观点堪称一针见血，振聋发聩。何微先生在《武汉大学学报》发表的《新闻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九十年代新闻写作的前景》《新闻与信息》《新闻学研究内容的构思》《论新闻与舆论监督》《言论新闻出版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在华中理工大学《新闻学探讨与争鸣》上发表的《弘扬党的新闻工作传统》、《兰州大学学报》发表的《新闻散论》、为杭州大学出版社写的《谈报告文学——为桑义燐〈报告文学探〉而作的序言》、在《新闻知识》刊发的《谈新闻改革》《新闻价值》《对现场短新闻的理解》等，在本质上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他的那部未竟之作——《新闻科学纲要》的补充、完善、延伸、拓宽。
其三，何微先生主编数百万字的《中国新闻思想发展研究文集》，是为架构中国新闻思想发展史的学术体系而进行的基础性史料工程。1989年8月，何微先生问我近来读什么书？我说：“正读徐铸成《新闻丛谈》，新华出版社的《新闻界人物》（王韬、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戈公振、李敷仁），中国新闻出版社的《新闻研究资料》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新闻学论集》。”他说：“这样好。既然干了新闻工作，就多读一些这方面的书，了解中国报刊史与广播电视史、代表性新闻人物史、中国新闻事业史。这样还不够，对中国新闻思想、学说的发展也关注一下吧！我这里有徐铸成的《报人张季鸾先生传》，你也拿去看看。《大公报》在中国新闻史上极其重要，你从事对外报道可借鉴之处很多。”徐铸成的《报人张季鸾先生传》是三联出版社的版本，扉页写了 “何微先生指正 作者赠87、7月（加盖徐铸成印）”。恩师将如此珍贵的藏书送我阅读，显然寄有厚望。后来，又将《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和油印本何微《中国第一部新闻作品选集——〈春秋左氏传〉》赠我，武大学报印了先生的《关于中国古代新闻思想发展研究》，在南京大学《新闻传播论坛》发表了先生的《我国百年新闻理论建设的过去与现状》。我从何老师的这些填补中外新闻思想领域学术空白的专论及巨著《中国新闻思想发展研究文集》里，更深刻地了解了他的独树一帜的学术主张。何微先生指出：“我大胆地断定，在二、三百万年的更新世，人类已有了新闻传播活动。”商周时代刻于龟甲上的“甲骨卜辞的结构与我们当今新闻的要素完全吻合，仅是称谓不同。完整的卜辞由‘前辞’（亦称‘叙辞’）、‘问辞’（亦称‘命辞’）、‘占辞’‘验辞’四个部分组成。‘前辞’是写何时、何人（何人多数是指贞人或商王）；‘问辞’是要问卜的事物，即新闻要素中何事、何地也一般包括在这一部分；‘占辞’是所要问卜预测的事，这点与新闻中的何故相同；‘验辞’为占卜的结果或应验情况，也就是新闻要素中的如何。”“据多次通读《春秋左传》认为它是一部古代新闻作品选集。《经》属要闻，《传》是有背景的解释性的报道。……研究先秦的舆论问题，综观《春秋左传》《尚书》《国语》《战国策》《小戴礼记》《大戴礼记》《诗》和《吕氏春秋》等有关的许多篇章，中国古代的舆论学已见雏形，而且以诗谏、史谏、礼谏为特色，包括君民两个方面的内容，有许多生动的事实记载。”就是说，何微从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和遍布神州大地的考古文物中，梳理并清晰地揭示出人类言论的运行规律。何微先生主编的《中国新闻思想发展研究文集》，将中国新闻思想以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做纵向线轴编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部巨著的编纂方针贯穿独创精神，但又不失严谨的学风，如每册“说明”末段都有“文集还是初稿，有些地方有待补充、校订。特郑重声明，请勿外传。”先生长期在采编一线当新闻记者、编辑，才华横溢，写稿倚马可待；但做起学问来，向以沉稳谨慎著称，把作文章认作兴国安邦的千古盛事，不光一部书稿，就是千把字的短文也推敲再三。
其四，何微先生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引进市场机制并直接影响新闻事业诸环节、方面、岗位结构的形势，“按行政区划分管理的新闻体制正在被突破，跨省新闻网络应运而生”，主张研究“一门横跨于多种学科之间的综合性学科”——新闻管理学、解决关乎新闻事业兴衰的新闻人才学，而与新闻管理学、新闻人才学存在血肉关联的则是建构具有中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特色的总编辑学。1989年《新闻知识》期刊发的何微先生的《总编辑的品质与影响力》，较为全面系统的反映了他在建构总编辑学上的学术思考：“预测未来，有一天会形成一门新闻学的新学科——总编辑学。为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办得比现在更好、更先进，对社会更有吸引力，受众喜闻乐见，提出这个问题是有现实意义的。总编辑的影响力殊大。他决定事业发展的道路、前途，但其核心是总编辑的品质，即其影响力”。“就总编辑所肩负的社会责任来说，不是指总编辑的名誉地位，总编辑不亚于一个大总统，不亚于一个国务大臣，甚至一个政府首脑不一定能做一个称职的总编辑。这里不是指那些平凡无远见的庸碌之辈，而是指那些政治、业务、文化素质非凡，精明强干的老总”。何微先生将新时期称职的“老总”的主要品质归结为忠诚人民的新闻事业、保持冷静的态度、高度地发扬民主、具有科学决策能力、良好的知识素质五条，并认为，“我们都感到新闻队伍素质低，实际上很危险的是总编辑素质低。因为低素质的总编辑带不出高素货的新闻队伍，这可能是条规律”。时任《新闻知识》主编薛养玉回忆1989年开设“总编辑角色谈”专栏，约请回家过寒假的何微先生撰稿的情形：“他一下子推开椅子站起来，来了劲儿，嗓门也高了：‘好哇，这不只会大大提高你们《新闻知识》的知名度，在新闻学和新闻教程还没有专门研究总编辑这一章，你们带头做好，可以填补这个空白，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功德无量啊。’他还结合中西新闻界实际，谈了不少（总编辑角色话题），对我很有启发，也使我得以顺畅地以‘本刊编辑部’名义写出《为新辟专栏‘总编辑角色’谈》告读者。……大约是农历正月十五前后，也就是他返武汉的前夕，他的一篇题为《总编辑的品质与影响力》的学术论文完成了。他兴奋地说：‘这个假期就干了这，是你们叫我没白过。’这篇作品刊发在1989年《新闻知识》第4期上，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是探索总编辑学规律的经典之作。”《新闻知识》“总编辑角色谈”专栏开设时限甚长，在全国新闻业界及新闻学术界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记得人民日报社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合办的新闻系系主任王永安就曾专门问过我：“何老师的总编辑学是否出版专著？如有专著，我们系里的研究生可得认真研读哩！”我在《报刊之友》1996年第3期上发表了《“记者头子” 的地位与品质——对何微一个新闻观点的探讨》，何老师看到了，打电话把我唤到吉祥村家里，指出我将毛泽东戏称新闻传媒的总编辑（社长）为“记者头子”拿来立论，增强了学术文章的可读性。我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新闻传媒的性质及体制，与欧美日等西方国家截然不同，不存在私营的报刊、电台、电视台和通讯社，对中西媒介的总编辑的地位、职能、品质、素养进行比较研究思路新颖，但在一篇数千字的文章里不容易表述充分。他很赞成我在文末引用范长江、邹韬奋的话以界定中国总编辑与西方同行的区隔：“何微主张新闻从业人员特别是总编辑应继承‘不为物移，不为己忧’‘ 笔可焚而良心不可改’‘ 正直不阿，以品行为第一要素’的优秀的民族新闻传统，抵制资产阶级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浮靡奢侈和社会不正之风对新闻业的渗透。他提倡学习邹韬奋、范长江精神，称赞有操守、有气节为人民利益而诚实工作的记者是民族的脊梁。认为所谓邹韬奋精神，就是毛泽东1944年11月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也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所谓操守，就是范长江1941年10月遵邹韬奋之嘱写的《怎样做新闻记者》所说‘我想世界上很少有像新闻记者这样有众多诱惑与压迫的。一个稍有能力的记者，在他的旁边一方面摆着：优越的现实政治地位，社会的虚荣，金钱与物质的享受，温柔美丽的女人，这些力量诱惑他出卖贞操，放弃正确认识，歪曲真理。另一方面摆着诽谤，诬蔑，冷眼，贫困，软禁，杀头，这些力量强迫他颠倒是非，出卖灵魂。新闻记者要能坚守着真理的火炬，在夹攻中奋斗，特别是在时局艰难的时候，新闻记者要能坚持着真理，本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实在非常重要’。何微认为，邹韬奋精神，范长江精神，并没有过时。今天发扬光大邹、范精神，对校正记者和‘记者头子’的价值取向，确立进步的人生观，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尽管我的这篇论文并不圆满，但何老师仍认为是对建构总编辑学发表了独特见解的一家之言，收录进《八十春秋》一书。
其五，何微先生具有远见卓识地在中国大陆第一个提出建构“微电子新闻学——用高新技术装备中国新闻事业，以适应国内经济繁荣和国际新闻竞争的客观要求”。20世纪80年代中期，何微先生认为，“新闻网络的产生，已显出很强大的生命力，很有发展前途。它是由经济决定的，是自发的联合，群众的需求，顺乎规律，是打不散、拆不掉的。新闻网络和区域宣传是新生事物，应从理论上认真研究。”何微、桑义燐牵头的重点科研项目《新闻事业与现代化建设》报经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务院经济技术发展研究中心后，很快被印发。该科研成果对当代中国新闻网络的健康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不可低估。我亲身经历的两件与何微先生有关微电子新闻学建构的实例，可以作为上述立论的补充。1986年西安第四军医大学陆裕朴教授指导8名青年军医，为户县机场印刷厂一位女工成功进行了十指全断离再植手术。那时期西安没有互联网与手机，我作为对外记者发稿要跑到钟楼邮电局发电报，加急的稿子要坐公共汽车由事发现场到钟楼，赶在夜班截稿前给北京打长途电话口述，由值班编辑笔录下来。陆裕朴教授1942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医学院，留校任教。1949年赴美留学，获美国骨科医师执照，任旧金山Kaisel医院骨科主治医师。1955年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冲破阻力，返回祖国，创建了四医大附属医院骨科和全军第一骨科研究所。他的十指全断离再植手术成功在中国和世界有无先例？要派人到上海进行互联网检索。但新闻发布会开了，争播报时效还是等网络检索结果，我心里很矛盾。据发布会上消息来源，这个十指全断离再植手术成功在中国医学史上前所未有可以肯定，我为争时效照此早发了一天消息，但晚发的媒体都称“世界首例”。我们的总编室批评说：“中国首例比世界首例在新闻价值上差远了！”我将这个心理纠结汇报给何微先生，他却出乎意料地说：“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当记者为求事实客观准确而挨批评，很正常呀！问题在于，对外新闻还靠发电报传稿，技术手段太落后了。新闻网络检索在西安不能做，要跑到上海，反映了新闻传播技术的悬殊地域差距。新闻网络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突飞猛进发展。”再一件事是1990年冬，我奉派到香港、澳门考察报业现状与前景，返回西安后，与正休假的何老师相见。他问我：“到英国管的香港、葡萄牙管的澳门有何感想？带回什么图书资料？”我谈到了港澳与中国内地媒体的不同传播制度差异，特别拿出香港广角镜出版社出版的张圭阳著《香港中文报纸组织运作内容》与《我是记者》（增订版）给他看。何先生对两书的正文翻了翻，却紧盯着“中文报纸组织运作”的附录《电脑科技怎样应用在报纸上？》问我：“电脑排字、电脑排版、电脑写稿你到他们印报房看了没有？”我说：“看了。但对那新技术神秘而懵懂。”他说：“熟能生巧，电脑学会操作就不神秘，不懵懂了。从张圭阳的介绍看，香港英文报记者已采用电脑写稿了，中文报还没有。他谈到‘电脑软件设计’问题，恐怕记者用电脑写中文稿、传中文稿为期不远了。”何先生对该附录的“电脑联网新闻资料库”“电脑国际联系”两点兴趣十分浓厚。他兴高采烈边读边说：“‘电脑联网新闻资料库情况就像美国各大学的资料库一样，可以找寻在各大学的资料。个别新闻机构的新闻资料亦可以透过电脑联网，汇集在一起。新闻记者可以从电脑找到那些报纸在某一新闻事件中曾作过那些报道。记者在采访同一事件时，就可以知道，哪些是早已报道过的，哪些问题是悬而未答，还可以继续追问。’这可是重大技术变革促进应用新闻学革命，要重视，要百倍重视！”“你看张圭阳在电脑国际联系一节说，‘在美国、加拿大、澳洲或欧洲有海外版的中文报纸，可以利用电脑更快捷及方便把香港版本的内容，传送到海外印刷出版。电脑装置亦可以将各大通讯社发来的图片、稿件，更快捷用到各版位上印刷出版。电脑的广泛应用，将使报社与全球各新闻中心地区如纽约、伦敦24小时紧密地联系；电脑的快捷与便利，更会推迟截稿时间，使报纸能向读者提供一两个小时前发生的新闻。’荣庆啊，你带回来的这几本书，价值最大的就数两页附录《电脑科技怎样应用在报纸上？》，电脑联网，多么重大的信息啊！不亚于纸的发明、印刷术的发明！中国新闻的采写编评印传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革，不光报纸，广播、电视、电信都会变，谁也阻遏不了。新闻事业、新闻理论、新闻教育等等，都将由此引发出一场技术革命并连带推动社会革命。”何微先生见微知著、高屋建瓴地洞悉着电脑互联网的发展前景，他在中国首先提出建构中国微电子新闻学的前瞻性学术主张，在二十五六年后的今天看，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有此理论见解，又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何微先生对中国新闻事业、新闻理论、新闻教育诸领域的贡献是多方面又卓尔不凡的，本文恕不一一论述。我以为，作为“北甘南王西北何”的新中国新闻学术界泰斗与新闻理论奠基人之一的何微先生，相对而言，在以上五方面的个性学术色彩更浓烈、更突出一些。如果将“西北何”看做20世纪中国新闻学术领域一个学派的话，以上五方面更需要后人发掘、探究、传承。这个看法是否可以成立，期望得到新闻学同道的高见。
（作者系陕西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报刊审读员，陕西省传播学会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