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重返“文学性”，即重返其诞生的特定历史文化语境，检视其内涵、意义及问题。在历史转折与文化复兴的俄国“白银时代”，艺术尤其是诗歌的空前繁荣，大大激发了俄国文学研究的发展和要求突破传统研究模式的诉求，由此，雅各布森以语言学方法研究诗歌，为建立“科学诗学”而提出“文学性”概念，强调“审美”是诗歌语言的独特功能，“手法”是“文学性”概念的具体化。“文学性”问题的提出，为西方现代形式主义诗学研究确立了方向，使文学研究的对象不再游移，开辟了语言和文学联姻的语言诗学研究的方法和道路，影响了整个西方文论的现代进程，但同时也转换了文学研究的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知识结构，导致后来的“文学性”被逐步结构化、科学化和抽象化。
关键词：文学性;雅各布森;“白银时代”;审美;手法;语言诗学
任何理论都是在历史进程中面对现实问题而产生的。如果说俄国形式主义运动“是對本土挑战的本土反应”（厄利希语），那么，“文学性”问题也应作如是观。“文学性”为何率先在俄国提出，又为何由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率先提出，其内涵、意义及问题又该如何看待，这是历来被学界所忽视或未及深入探讨的问题。要探究其中的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我们就必须重返俄国“白银时代”（Silver Age，1895-1930），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检视“文学性”问题的内涵、意义及其自身存在的问题。
一、历史转折与文化复兴的“白银时代”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历史上最强盛的也是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罗曼诺夫王朝，已在风雨飘摇中渐渐走向它的终点。社会政治的反动，民粹派运动的失败，实证主义的危机等等，构成了革命前夕社会文化精神的整体氛围。1905年武装起义的失败，以及俄国在俄日战争中的惨败，不仅使俄国的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使社会各界对沙皇政权的信心进一步动摇，更使得人民在沙皇的血腥暴力中认清了残酷的现实，让新生的布尔什维克党积蓄起再次革命的力量。紧接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把摇摇欲坠的沙俄帝国和人民推向了崩溃和饥饿的深渊。最终，1917年2月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了对罗曼诺夫王朝的最后一击，“十月革命”的胜利则将俄国引向了新的历史征程。
“1917年革命并不只限于是对俄国政治社会制度的一次彻底变革，它同时也极大地震撼了人们根深蒂固的行为方式、时代沿袭的道德规范和哲学体系。这一文化大变革不仅是政治革命的副产品，而且一种旧制度的垮台也加速和催生了这场文化大变革。对一切价值进行重估的思潮，对所有传统观念和常规做法进行激烈的重新评价的潮流，渗透到了革命中俄国的方方面面。”这种“重估一切价值”的思潮不仅是对俄国武装革命的呼应，更是对当时欧洲思想革命的应和。在强烈的革命冲击波中，俄国思想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巨大震荡，比如叔本华和尼采的非理性主义、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对俄国宗教哲学的影响，索绪尔结构语言学、胡塞尔现象学哲学等对俄国形式主义的影响等。可以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时期中，雅各布森所言的“规避静态和僵化，审判绝对”几乎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在历史转折的岔道口，俄国知识分子背负起救国与启蒙的双重责任，成为社会文化思想解放和重组的主力军。他们在精神、自由、正义、自我救赎等信念的召唤下，以宗教、哲学、艺术等方式积极探寻着拯救民族和人民的真理，甚至不惜承受被监禁、流放乃至秘密杀害的命运。这些浸染了“弥赛亚情结”的俄国知识分子，首先面临的是改造自己和民众的精神与灵魂。为了解决人们的信仰危机和良心危机，宗教哲学家们探索出适应俄国自身需要的宗教哲学的路径，“他们或寄希望于宗教与社会、神学与世俗的结合（梅列日科夫斯基、罗赞诺夫等）;或寄希望于个人的人格主义，探讨人的使命、人的存在、人的自由、人的命运、人存在的目的和意义（别尔嘉耶夫等）”;或寄希望于理性哲学、社会批判以恢复精神世界的完整性（索洛维约夫等）;或寄希望于启示哲学和超验体验的直觉顿悟（舍斯托夫），总之，一种以宗教哲学形态出现的精神文化复兴运动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而在艺术领域，不同思潮流派风起云涌，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新古典主义、新浪漫主义、象征主义、阿克梅主义、未来主义等同台竞技，多元共存。其中，最能代表“白银时代”成就的自然是诗歌，如雅各布森所言：“俄国文学头二十年的主要成就在于诗歌。正是诗歌被感觉成为文学的纯粹权威的声音和完美的化身。”即使在硝烟弥漫、饥寒交迫的时候，缪斯之神依然露出圣洁迷人的微笑。在这个“后普希金”的“诗歌时代”，诞生了一大批卓尔不群、睥睨千古的杰出诗人，如勃洛克、勃留索夫、巴尔蒙特等象征主义者，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等阿克梅主义者，赫列勃尼科夫、马雅可夫斯基、谢维利亚宁等未来主义者，田园派诗人叶赛宁，以及不属于任何流派的库兹明、布宁、帕斯捷尔纳克等。“这些诗坛英才空前热烈地直面生存窘困，空前执着地审视灵魂嬗变，空前热忱地施展诗人生活感受的鲜明和生存体验的深切，运用诗歌感觉的瞬间性与诗歌表现的敏捷性，去捕捉时代脉搏的律动，去抒发人们痛苦的心绪，而成为历史行进的缩影，成为时代精神的喉舌”。除诗歌以外，小说、散文、戏剧、文学理论、电影、音乐、绘画、雕塑等各个艺术领域，也都获得了长足发展，从而构成了俄国艺术史乃至世界艺术史上举足轻重的部分。可以说，各种风格迥异的艺术作品，成为19世纪启蒙现代性转向20世纪初审美现代性的最有力的文化转型表征，成为俄国知识分子努力寻求民族身份的自我认同、追求审美自由的最宝贵的文化遗产。
需要指出的是，俄国艺术的繁荣离不开欧洲艺术尤其是德国艺术思潮的巨大影响，世纪之交的欧洲艺术作为最敏感的“时代晴雨表”，最先感受着并呈现出形式主义浪潮的潜流涌动。自19世纪下半叶始，随着康德、赫尔巴特（J.F.Herbart）、齐默尔曼（Robert Von Zimmemann）等德国哲学家、美学家对形式主义美学的建立和发展，艺术逐渐摆脱传统的“内容”束缚而迅速奔向现代的“形式”自由，所有门类的艺术批评也都因此而表现出鲜明的形式主义倾向，自律的或者说本体性的“艺术科学”成为它们的共同追求。以德国为例，在音乐领域，汉斯立克在《论音乐的美》（1854）中将音乐形式本身认作音乐之美所在，以此取代传统的自然模仿论、情感表现论：在美术领域，沃尔夫林（Heiich Wolfflin）继承布克哈特（Max Burckhardt）、费德勒（Koad Fiedler）、李格尔（Alois Riegl）的衣钵而成为“艺术科学学派”的集大成者，“这个学派的纯形式理论拒绝分析美本身，而只分析美得以显现的要素，主张在由天才创立的视觉和形式的法则上建立艺术科学”;在戏剧领域，凯泽（Georg Kaiser）、托勒尔（Ernst Toller）等剧作家率领表现主义戏剧异军突起，借各种象征主义手法和变形、奇特的舞台手段表现现代人的内心等。当然，在德国之外，影响最大的形式主义美学观点莫过于英国艺术批评家克莱夫·贝尔（Clifve Bell）所言的“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