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型政府建设，是对目前国内外政府治理模式选择热潮的依从。增强回应性，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诉求，它通过促使政府与社会双向互动，实现公共利益，满足社会需求，达成服务目的。面对不同的国情，不同的行政生态环境决定了政府在回应制度中的不同角色。中国政府如何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正确定位自己的角色，已成为业内关注的焦点。
一、回应内涵：理论层次上的母子集
广义的回应指的是社会回应，“指多元主体在一定社会结构中基于共同利益、诉求的应答、认同、实化及实践的互动过程。”在这种社会治理模式下，政府、多元社会主体构成多元网状拓扑治理结构，围绕共同利益、共同需求，共同探求解决方案。它包括四个有效性：时间有效——在有效期内给予回应；内容有效——解决方案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民众心理需求、符合社会基本价值；方向有效——解决方案符合社会公共利益方向；程序有效——符合法定程序、立法初衷。通过“社会——政府职能部门——社会”的循环过程与社会交互，实现回应的有效性。
狭义的回应指的是政府回应,即“政府社会回应”。它是广义回应的特例，是社会回应的“子集”。从治理主体角度而言，政府是治理的主角，多元社会主体是辅助机构。政府——多元社会主体，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共同构成二元纵向治理结构，以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社会诉求为目的，在社会价值期望的范围内，对民众及社会的各类需求给予反应、做出判断并给予回复的过程。
二、回应性：服务型政府理性价值的实现途径
理性价值，作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目标，是人们在对自身及社会共同价值进行衡权的基础上取得的共识。服务型政府的理性价值，是政府及民众对自身主观价值和社会客观现实进行反思与选择的结果。它涉及政府服务目的、政府组织开放性、以民为本的本质及社会客观现实。回应性，即促进政府与民众相互沟通、相互了解，以取得价值上的共识，并以回应的方式，实现公共价值。
（一）服务目的使然
政府作为国家公共权力的代理人，它的社会活动总是追求并体现着一定的公共价值。马基雅维利曾说过，国家是实现善业的组织。所谓“善业”，即使公民过上“优良的生活”。我国史书《尚书·洪范》曾有记载：“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说的是，统治者应以追求百姓的五种幸福为目的。服务型政府作为一种开放政府治理模式，是以民本位为价值前提，以向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其职能目标，以最高限度地满足人民需求为目的。它是一种以结果为导向、关注过程的治理方式，目的在于追求并实现为民服务的目的。
从服务型政府内部各组成要素间关系来看，政府回应是其实现目的的理性方式之一。回应性，作为政府达成目标的途径之一，即通过政府——社会的双向互动，提高政府对公众需求的灵敏度及针对问题的处理能力，确立管理客体中心主义原则，做到“始终关注普通公民的需要”。从而提高政府公共服务的质量与能力，实现服务职能，满足社会治理需求。
（二）政府组织开放性欲求
现代组织理论认为，组织是一种开放系统，应该以适应环境实现外部平衡，维持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服务型政府目的在于服务，因此要求政府与社会不断交流沟通以实现其生存、发展。它主张拓宽同社会的沟通渠道，促进公民参与政治过程，实现与民共治，达到政府“受控”的目的。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就经济发展状况而言，我国正处于由初级工业化向中级工业化转变时期；就社会发展阶段而言，城市化水平不高，部分地区还处于农工转型阶段；就全国范围而言，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就业、医疗、贫富分化等各种社会问题不断凸显。这就使得人们对政府工作赋予了新的期望，对政府职责提出新的要求。正如怀特所言，“政府应按现代社会生活状况确定其应有的工作任务。”这就需要政府关注公众需求，使得其百姓的声音能够有效输入政府系统，通过判断，做出回应，以协调劳资关系，强化社会管理，实现社会稳定，提高服务质量。
（三）民本位本质体现
服务型政府是以民为本的政府。《太平经》有曰：“是故古者大圣贤共治事，但旦夕专以民为大急，忧其民也”、“君导天气而下通，臣导地气而上通，民导中和气而上通”,说的是，政府在治理国家过程中，必须以民为本，以民忧为己忧，以解决百姓之忧为己任，使君、臣、民三者上下通气，形成一体，才能并心协力，实现盛世之治。要实现盛世之治，关键在于以民为本，当下之急即改善民生；而其首要前提在于政府与百姓之间上下通气。改善民生、实现政民上下通气，即提高政民之间的互动回应，使彼此相互了解，相互促进。一方面，需要人民了解自己的各项权利，包括政治权、监督权、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权利在内的公民权利，通过各种渠道行使其权利，向政府反映其需求，为自己争权谋利；另一方面，要求政府提高回应性，关注社会动态，捕获百姓当下及未来之需，拓宽回应渠道，提高服务能力，扩大服务领域，塑造服务文化，创造服务环境，以各种有形或无形的回应产品形式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实现以民为本、为民服务的职能。
（四）社会客观现实应然
制度是人类实践的产物，而人的主观性决定其具有可选择性特征。“制度选择主要是指在特定的社会阶段或特定的社会关系背景下，同时又多种制度是有现实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否转化为现实，很大意义上与制度内容已经没有很大关系，而主要取决于社会主体对制度的选择。”休谟说：“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人类对制度的构建与选择，源于他们对生产生活实践的反思与追问，目的在于解决在生产实践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实现人类对幸福的追求。当前，我国社会贫富分化日趋加剧，强弱势群体因利益分配之争逐步对立，社会关系呈断裂趋势，因此，这就决定了政府在调解社会关系上起“粘合剂”的作用：减小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调解社会关系，缓和社会冲突。政府回应制度，是政府同人民对客观现实的选择。即政府通过回应制度，了解社会现状、百姓需求，最终以有形或无形回应产品形式反馈于社会，解决社会问题，实现服务目的。这也是服务型政府回应性面对社会现实的应然选择。
三、政府回应及其理解向度：客观现实的根源回归
构建回应制度，必须立足于社会现实。就我国现实角度而言，无论是工业、农业、市场经济建设，还是社会结构方面而言，我国都处于转型时期，各类社会问题复杂，形态多样，涉及面广，无法依靠社会自身进行调节实现社会顺利转型。这就需要政府通过适度行政集权，回应社会需求，解决社会问题。
（一）政府回应的现实选择
与西方不同，我国长期受宗法制度的影响，形成强大的文化结构、心理力量及与宗法制度同构的政治结构及君主专制思想，政府权力高度集中，职能无所不揽。权利的分布呈倒三角结构，社会管理建设工作呈总线模式：中央权力通过州、郡、县等地方行政管理节点深入触及社会各个领域，一味强调政府的管理，忽视百姓的需求；在计划经济时代，一切大小事务由政府计划、组织完成，对社会呼声也仅停留在对重大事故的回应上。近几年来，虽然这一现象有所改善，但就目前我国面临的行政生态环境而言，“政府社会回应”仍然是我国的最佳选择。首先，由于一般民众参政议政意识、能力仍受到传统政治文化余辉的影响与制约，多数民众无法通过对自身、社会价值的双向衡量和择取实现共治；其次，由于政府处于社会组织的核心地带，有助于其对社会资源进行整合、调配，实现社会资源低成本优化及低成本制度创新；再者，由于目前我国仍处于后发现代化国家，其内在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并存相抗，全面计划性与局部冒进性矛盾冲突，追赶性与稳定性相异质碰撞,需要政府进行宏观调控，解决各类冲突。因此，这就从客观上决定了在回应性问题上，必须发挥政府的“元层次”作用：构建新型纵向治理网络，通过适度行政集权，引导、管理公众，重塑、整合公共利益和社会诉求，实化各类社会需求。
（二）政府回应的理解向度
政府回应并不等价于政府单向回应。单向回应，从一定程度而言，即漠视公民需求。服务型政府服务的对象是全体社会成员，为了保证服务的有效性，一方面，要求政府了解社情民意，提炼、把握公民当下需求及潜在需求，掌握公民需求转变趋向，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这就决定了政府回应的构建模式：“政府——社会”双向互动回应模式。另一方面，要求政府在保证回应内容有效的前提下，追求回应效率。服务型政府重在服务，但高质量的服务并不排斥效率、效益。这就要求政府在保证全社会需求得以回应的基础上，通过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化等方式提高回应效率，提高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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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曾宪枢（1986-）女，汉，泉州人，福建师范大学行政管理研究生，研究方向：服务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