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纪念建党90周年之际，全面回顾和总结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以及新时期我国外交政策调整的历史，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内涵，也有助于我们在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多极化的今天深刻把握当今世界发展大势，为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外交政策调整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逐渐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领导党和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辉煌成就。在外交方面，突出表现为通过政策和策略的调整，使我国以全新的姿态走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为我国的经济及社会发展赢得了极为宝贵的和平国际环境，推动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
一、邓小平对国际形势的总体战略判断及其对我国新时期外交政策重大调整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后，邓小平作为党和国家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从事国务活动和国际交往等各种不同场合表明和阐述了自己对国际形势的总体战略判断。
其一，从全球战略的高度。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著名论断。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世界上虽然局部战争时有发生，但总体上保持和平，国际竞争的重点日益转向经济技术方面，争取持久和平，发展友好合作，促进共同繁荣，成为时代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邓小平以敏锐的政治嗅觉，捕捉形势变化，于1984年10月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的谈话中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没有这两个问题带有全球性、战略性和关系全局的意义。”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
其二，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做出判断，指出“未来的世界是一个多极的世界”。邓小平所说的“多极的世界”，是对比战后形成的两极格局而言。战后，美、苏两国各自怀着称霸世界的野心，在全球展开争夺。形成了两极格局。但随着第三世界的兴起，美、苏两国实力削弱，邓小平及时准确地观察到了世界格局的多极化趋势，于1987年指出：“现在看来。完全由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时代已经过去。”并在1992年初南方谈话中指出，要“抓住国际和国内的有利时机，扩大改革开放，这是从当前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的战略任务”。
邓小平对国际形势做出的上述正确、科学战略判断，极大地促动了我国新时期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首先，从过去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准备大打、早打、打核战争。转变为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因此更加突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并在实践中发展成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其次，从过去“一条线”“两角争”，联合美、日、欧着重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转变为不和任何大国结盟，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更加突出独立自主。用邓小平的话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在这一外交战略调整的基础上。我国既改善了与苏联的紧张关系，也与美国进一步发展了外交关系，更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广交朋友。中国以更加成熟的面貌出现在了世界舞台。
二、邓小平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国际战略构想对我国新时期外交政策调整的推动
1989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一位外国朋友时，第一次提出了需要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问题。同年12月，邓小平在总结战后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变化的规律、世界格局变化、各种矛盾的消长及世界政治经济的未来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明确提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邓小平不仅高屋建瓴地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问题，而且找到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根本途径。1989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伊东正义和由他率领的访华代表团时指出：“霸权主义和集团政治已经行不通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解决国际政治问题和国际经济问题的准则。”
邓小平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新秩序，不仅使新中国成立后积极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了更新、更丰富的内涵，适应了当前世界多极化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直接推动了我国新时期外交政策的调整。我国在国际事务中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成为在国际关系中尊重他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典范，成为不以国家大小强弱为国际交往取向、对所有国家平等相待的典范。也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屹立在世界东方。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赞同我国对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构想。而这一切，与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是分不开的。
三、邓小平以关心自己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的国际战略思想及我国新时期和平外交政策的确立
国家利益是安全利益、经济利益、意识形态利益等各种利益的综合。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是各国政策的基础和归宿。国家利益观，即以关心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一个基本原则。
邓小平国家利益观主要体现在1989年邓小平两次会见外宾时的谈话中。1989年2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强调中国要根据自己的利益做出战略选择。1989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进一步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利益。”“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
新中国成立后。安全利益一直是我国国家利益分量较重的部分，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减小，发展成为我国和世界面临的紧迫任务，国家利益中的安全利益逐渐让位于经济利益。邓小平紧紧地把握国际形势的这一变化，以关心自己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领导制定了党和国家新时期的基本路线，确定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并亲自指导了我国对外政策的重大战略性调整。如前所述的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初改变了过去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条线”战略，转变为独立自主的立场上来。奉行和平外交政策，这一对外政策的调整，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建设需要一个好的国际环境，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根据这一任务，这一方针，解决国际上的问题，解决我们与各国间的问题，也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如香港问题和台湾问题。”据此，邓小平还认为，各国在寻求各自国家利益时，处理利益冲突的可行和有效的办法是寻求共同点。邓小平以关心
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科学构想，领导、参与了与英国、葡萄牙两国政府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香港、澳门问题这两个事关中国主权的重大问题，既维护了国家最高利益，又为国际社会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国际争端树立了光辉典范，开创了我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四、邓小平发展国际关系的策略原则对我国新时期外交政策调整的影响
新时期我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不仅表现在不与任何大国结盟，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我国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态度和对策，还表现为我国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突破“闭关自守”的思想藩篱，转而实行对外开放，形成了既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又对民族主义国家开放，特别是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放，大力发展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交流与合作的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同时，运用战略平衡原则巧妙地处理大国关系，从过去的“两角争”转变为“大三角”和寻求新的战略平衡。与前苏联缓和了六七十年代形成的紧张关系，苏联解体后，我国又积极发展与俄罗斯及独联体国家的关系。对美国，既对其损害我国利益的行为做坚决斗争，又灵活发展有利于我国改革与发展的积极的中美关系。与欧洲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我国争取多交朋友，少树敌人，与他们的关系也取得了许多有益的积极成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国遵循睦邻友好原则，十分重视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使我国周边环境处于建国以来的最好时期，来自北方前苏联的安全威胁消除，中朝传统友谊得到巩固，中国与巴基斯坦牢固关系进一步加强的同时。中印关系得到改善与发展。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与印度尼西亚复交，与独联体、东盟国家关系获得长足发展。
上述提及的新时期我国外交政策的的重大调整以及由此取得的外交成就，既有客观上的因素，也有主观认识上的变化，特别是与邓小平在上述领域的国际战略思想中发展国际关系的策略原则的提出密不可分。
如何处理国家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这是一个与国家利益原则密切相关的问题。既然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是以关心自己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那么，邓小平在其处理国家关系的问题上。也不是简单地以意识形态或社会制度的异同划线，而是自觉地把国家关系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作为我国对外关系的又一条重要原则。1986年9月2日，邓小平接见美国一位电视记者时指出：“中国观察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1992年春，邓小平再次强调指出，简单地用意识形态划界来处理对外经济关系。只会阻挠改革开放的步伐，延缓经济建设的进程。当然，邓小平提出不以意识形态定国际关系的亲疏。并用以指导我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与实践，并不是放弃对西方某些顽固势力借意识形态攻击我国的警惕。邓小平多次提到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攻势要有足够的警惕，与之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
在战略平衡理论方面，邓小平吸取了西方学者均势理论中某些有益的成分，结合新的情况，赋予了新的内涵，提出了战略平衡思想。其具体内容包括：“大三角”战略、推动多极化发展和以第三世界为后盾与西方大国周旋。“大三角”是1985年邓小平提出来的，其实质是美、苏、中“三角”关系。邓小平在“大三角”关系中，主动调整中美、中苏关系。使我国处于主动和有利的地位。进人90年代以后，随着“大三角”消失，邓小平又正确洞察多极化发展趋势。在多极化趋势中寻求新的平衡点，紧紧依靠第三世界，借助第三世界的力量，反对大国霸权，从而达到制衡西方大国的目的。邓小平提出战略平衡理论，运用战略平衡原则巧妙地与各世界大国周旋，开创外交工作新局面，为我国新世纪新阶段及今后一段较长时期内外交政策的调整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宝贵经验。
俗语说：“远亲不如近邻。”邓小平熟谙此道而用之。并依据历史经验和现实要求，提出了遵循睦邻友好原则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的战略思想。历史上，中国的近邻国往往成为对我国安全与利益构成现实威胁和损害，近邻地区也往往成为大国、强国威胁我国安全的“桥头堡”。而改革开放后，我国确立了“三步走”的国家发展目标战略，除了国内的稳定，也需要在国际上营造一个有利于我国改革和建设的周边环境。邓小平正是基于这些战略考虑而多次强调：“中国希望世界和平，地区和平，特别希望同亚洲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成为更好的朋友，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的战略决策。”他亲自实践、悉心缔造了中日友好关系，发展了与朝鲜、东南亚国家、巴基斯坦的传统友谊与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等，以实际行动实践了自己的国际战略思想，为近年来我国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邓小平以巨大的理论勇气，超人的智慧，审时度势，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国际战略理论、策略及原则。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作为一个丰富多彩，富含创造性和思想魅力的思想体系，推动了我国新时期外交政策的重大战略性调整，同时必将对我国新世纪新阶段外交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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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