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七君子事件”66周年，也是“七君子”之一王造时诞辰100周年。王造时，1902年8月3日生于江西安福。原名雄生，8岁启蒙，老师以英雄相期，改名“造时”。1910年起，王造时经三年私塾、四年小学，受辛亥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激荡，兹生民主共和、正义、人道、公理、科学等美丽名词，痛恨卖国求荣袁世凯、日本强盗，崇尚孙中山。1917年（16岁），考取清华学校。五四运动爆发，因反对卖国贼上街演说，遭二次被捕。五卅运动中主编北京《晨报》副刊——“上海惨剧特刊”。1925年9月，由公费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插班三年级学习政治学。经四年苦读，相继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为罕见莘莘学子。1929年夏，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师从拉斯基教授，研究“费边”社会主义理论。1930年夏归国，任上海光华大学政治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兼教授，著书立说。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王造时率先在上海组织上海大学教授救国会，旋即参与组织上海各界救国会，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全国抗日救国联合会，均任执行委员，主管宣传。同年10月中旬，发表的抗日《救亡两大政策》，主张对外与日本拼命到底；对内取消一党专政，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等重要思想，开全国抗日宣传之先风。
1936年11月21日，因抗日救国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被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罪”逮捕入狱，成为轰动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在苏州法庭上，王造时把法官质问得目瞪口呆。1937年7月底，在国内外营救七君子舆论压力下，当局被迫宣布无罪释放。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王造时任国民参政员，主办《前方日报》，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活跃于抗战舞台。抗战胜利后，在国统区宣传和平、民主、团结，参与反美抗暴、反独裁、反内战的民主斗争。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任华东军政会华东文教卫生委员，上海法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政治系、历史系教授。
1957年，因发表主张扩大民主生活的讲话，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66年“文革”不久，被诬陷为“现行反革命”，长期关押于上海第一看守所。1971年8月5日冤死狱中。
王造时一生反帝爱国无役不从，为中国的民主与繁荣鼓与呼。1937年邹韬奋在其《经历》一书中对王造时作了极为深刻而传神的描述：“我们的难兄难弟里面有一个胖弟弟——王博士。……样子生得那样胖胖白白，和蔼可亲！他的性情又是那样天真烂漫，笃实敦厚！凡是和我们这个胖弟弟做过朋友的，想都能得到这样的印象吧。”“王博士屡有做官的机会，但是因为忠于他自己的主张，不肯随便迁就，宁愿过清苦的生活，行其心之所安，这是很值得敬佩的。”
王造时思想极为丰富，对中国社会发展有重要进步影响，尤其是关于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在民主、法治领域的见解至今光辉尤在。
“我要的是政治平等的国家”
1925年秋至1929年夏，王造时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阅读了世界各国有关政治学、历史学、法律学、社会学、经济学等方面的书籍，尤其对美、英、法等国现代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作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形成对美国制度的根本看法。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在根本上与西欧国家民主制度是一致的，国家机关权力不过分集中，而实行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分开，以便互相制衡，长期保持民主共和制度。体现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权力为人民。
王造时认为：美国政治制度是在反英殖民统治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这种民主制度，比起中国的封建制度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制度有着根本区别，确实具有民主性和优越性。中国的政治制度必须学习欧美国家的民主制度，进行彻底改革。但同时王造时也认为，美国的总统制在有民主传统的美国是适用的，假如照搬到中国也是不适合的。因为美国总统集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三军统帅于一身，权力太大，容易演变成独裁政治。相反英国实行的是责任内阁制，即政府首脑由国会选举产生，对国会负责，国会有权通过不信任投票随时更换政府首脑，这样更能适合中国情况。由于美国建国后就实行民主制度，保障私有财产，鼓励自由竞争，经济发展很快，仅一百多年由农业国发展为非常发达的现代化强国，国民收入和人民生活都有很大提高。然而，贫富差别很大，阶级矛盾尖锐。总之，“美国的民主政治给人民以政治上的平等，但它的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经济上的不平等，使它的民主政治和法制容易变成虚伪的东西”。如何解决这方面矛盾，王造时决心到英国去探究答案。
“我爱的是经济平等的国家”
政治和法制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又反过来影响经济。王造时在美国仅仅获得的一个笼统的概念，也就是说，“以中国这样极其落后的经济和极其微弱的私人资本，要走资本主义的经济道路，赶上英、美等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同他们竞争，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何况资本主义经济造成了种种罪恶的后果，从社会主义上看也是不足取的”。因而，他“不主张中国在民主革命成功后走上发展资本主义道路”。
1929年8月，王造时由纽约到了英国，入伦敦经济学院，作为研究员跟随拉斯基学习。拉斯基是国际上有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费边社会主义的阐述者，任过英国工党主席。在英国一年中，王造时埋头在伦敦图书馆，潜心研究费边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亦称“渐进社会主义制度，认为实现社会主义最好采用一步一步的方法，迫使资产阶级一步一步后退，逐渐地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随着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普及，民主权利的扩大；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增加，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随着代表工人阶级政党的发展和强大；随着社会主义的传播深入人心；随着资本主义弱点的揭露和暴露；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从而社会正义感的扩大，工人阶级的政党可以通过合法斗争和议会道路，逐渐实现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社会改革，以至于最后取得政权。尤其是1929年在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中，英国工党竟在竞选中获288名议席，与保守党联合执政，这更使王造时对费边社会主义坚定了信念。他认为，照列宁、斯大林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十分艰难，而且人民要付出极大代价。采用民主渐进方法，对资本主义实行改良，逐步走上社会主义，既可避免因暴力革命造成的破坏，又可避免大规模的流血和残酷的阶级斗争，因而是一种比较好的途径。
费边社会主义还认为，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根据科学调查研究的结果，逐渐将私人企业收归国家所有，国家经营，到最后成为一个全民所有、全民所治、全民所享的社会主义国家。王造时对照了苏联，认为“苏联虽然在经济上实现了平等，但在政治上没有民主，实行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共产党一个党的专政，不符合全民政治的原则，造成了人民在政治上的不平等”。于是形成了对中国实际的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其主要内容收集在1935年自由出版社出版的《荒谬集》中，主要如下：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只有200万左右，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全面实施社会主义的条件尚不具备。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是反帝反封建，需要的是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待革命成功后，才能实施社会主义。
——怎样逐渐实施社会主义呢？认为全国工商业应分为下列三类：（甲）国家所有，国家经营；（乙）公私共有，公私共营；（丙）私人所有，私人经营，国家监督。农业也分三类：（甲）国营农场；（乙）集体农场；（丙）个体农场。随着国家机构的健全，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培训，科学技术发展的状况，各行各业及该企业单位的具体情况，贪污的根绝等等条件，经过科学调查研究，逐步地由（丙）类上升到（乙）类，再升到（甲）类，以达到一切工商业和农业都归国家所有，国家经营，即为社会主义的全面实现。
——在政府组织方面，认为英国的议会制，即责任内阁制，要比美国根据三权分立原则的总统制好得多。主要好处有三：第一，比较能反映民意；第二，政党的责任分明；第三，工作效率较高。中国应效法英国的办法。
——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方面，英国行的是单一制，美国行的是联邦制。中国几千年来行的亦是单一制，从社会主义要求看来，也不应该采取美国式的联邦制。
——什么阶级来领导民主革命呢？王造时隐约地认为应该由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来领导。
王造时远涉重洋，艰辛求索获得的上述主张，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但能从东西方历史发展的不同，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作出这样深邃的见解，亦可点可圈。
1930年夏，王造时回国，面对国共分裂，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在酝酿中，走革命路不可能，做官路不愿走，只有教书路可行。于是接受上海私立光华大学聘书，并打算五年不从事实际政治活动，著书立说，教书育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王造时敏锐地认为这是日本独吞中国阴谋计划的第一步，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大关键。于是中断了教书生涯，立即发表题为抗日《救亡两大政策》的小册子，主张对日实行抗战，对内实行民主。由于中国的历史发展从此进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当务之急最现实的是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1945年9月至1946年夏，虽有民盟为代表的一股中间势力，欲建立欧美式的民主共和国思潮，由于中国面临的客观条件不允许，作为无党派人士的王造时，毅然放弃民主社会主义主张，“慢慢向左走”，最后响应中共提出的“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号召，拥护人民民主专政理论。
为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生活，加强法治献计献策
新中国成立后，王造时由衷兴奋。1950年5月，上海解放一周年，他发表《几点感想》一文，赞扬“人民政府是廉洁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1952年底，新中国经济取得了很大成绩，他著文表示“衷心感佩”。1954年，讨论宪法草案，他应邀在电台演讲，怒斥“国民党的统治是无法无天的统治”，赞扬新宪法“将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一件大喜事，大快事！论功劳，是不能不推及到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上去”。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认为这是“大步走向社会主义，并且具有巨大世界历史意义的大事件”。其间，王造时受推荐担任了上海市人民代表和法学会副会长等职，衷心感谢共产党的关怀，觉得自己“同共产党越来越近了”，甘做共产党诤友。
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揭发斯大林秘密报告发表后，相继发生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王造时庆幸新中国没有发生这样的严重问题，但是认为我国有扩大民主生活和加强法制的必要。他详细分析了理由：第一，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革改造基本完成，作为资产阶级已不复存在，阶级斗争已基本上结束，扩大民主生活以防止官僚主义，加强法制以防止干部滥用职权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第二，最高人民检察院董必武已经有加强法制的报告，中央的刑法草案已下达上海政协法律组讨论，自己又是该组的召集人之一，认为颁布重要法典的时机已到。第三，上海法院已经采用律师辩护制和陪审员制，并有律师协会的成立，自己又是党务理事，认为这是批判地接受资产阶级法治的表现，资产阶级民主和法治并不是完全没有用处，而应当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1957年2月，全国政协开会，上海推王造时、刘述周两人参加。王造时到了北京，受到救国会老朋友沈钧儒、史良、沙千里等热情接待，并透露有重要工作在等待着他。2月27日，王造时应邀参加了毛泽东主席召集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听取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特别是党对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实行的方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王造时尤受鼓舞。3月5日至20日，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讨论如何落实中共八大提出的加强民主法制，团结国内外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艰苦奋斗，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王造时作了题为《我们的民主生活一定日趋丰富美满》的发言。他针对当时许多人陶醉于成绩，看不到缺点的倾向，在发言中赞扬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光辉成绩的同时，要求人们“一手应该拿着望远镜”肯定成就，展望未来，满怀信心向社会主义前途迈进；“另一手应该拿着显微镜”来发现我们工作中的矛盾、困难和缺点，使其在萌芽的时候加以消除，避免招致不必要的损失。希望民主人士能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向党和政府提出意见，使问题及时得到解决。他还用了历史上的典故比喻说：“做唐太宗固然不易，做魏征更难，做唐太宗的非有高度的政治修养，难得虚怀若谷；做魏征的非对人民事业有高度的忠诚，更易忧谗畏讥。我想现在党内各级干部中像唐太宗的可能很多，党外像魏征的倒还嫌其少。”他的发言，受到与会人士的普遍赞扬。3月20日《人民日报》第三版还全文刊登了他的发言，并配登了照片。3月27日，周恩来在百忙中邀请王造时吃饭，与之亲切交谈，希望他来京工作。散席时，周恩来紧握他的手，亲自将他送上汽车。
王造时回上海不久，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全国各界人士，要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提出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王造时认为“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这样主动地、有远见地、有魄力地提出扩大民主生活的政策，……中国决不会发生类似匈牙利的事件”。
1957年5月，王造时先后在上海市宣传工作会议上，在市政协会议上，在《新闻日报》、《光明日报》召开的座谈会上，怀着爱国爱党兴奋心情，献计献策，诚恳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主要内容有：
——要求扩大民主，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民主集中制是我们社会主义民主的特点。从革命发展的过程去看，集中或许是先行于民主，但从制度的本质上说，民主究竟是第一性。只有在民主基础上谈集中，这集中才是健全活泼的，缺乏民主基础的集中，最是滋长官僚主义的温床。”
——要求加强法制宣传，克服人治倾向。“解放以来，大家的政治水平尽管都有了提高，但由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的统治，我们一般人对于法治，还缺乏了解，并且在生活习惯和处事作风上，始终没有完全摆脱掉一向重人治而轻法治的残余封建传统。我们一些机关干部轻视法律的规定，甚至有一些司法工作者也有时犯了有法不依的过失——这都是人治主义的表现。过去对于法治的宣传实在做得不够，今后应该特别加以注意，作为人民基本教育的一部分，务必使每一个人都认识到宪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根本大法，大家必须按照法律行事。全国人民在法律前面是平等的。”“党固不可以代政，也不可以党代法。这不仅对人民是一种保障，对于党的威信也是一种保障。”
——要求加强、加快立法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依据宪法，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但是我们还没有通过普遍的立法来把它完全实现，例如宪法里面有二十几处提到‘依照法律’、‘根据法律’、‘服从法律’、‘法律的保障’等等字样，但这些有关的法律大部分都没有制定出来。”“除宪法外，我们需要制定各种重要法典，……作为我们共同生活的准则，否则国家干部无法可依，一般人民无法可守，权利与义务搞不清楚，犯罪不犯罪没有明确界线。”
——主张建立有效的监督制度。“党的领导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为了进一步保证党的领导更加健全无失，毛主席看出了民主党派的作用，而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我觉得这个政策尽可以扩大到人民团体，因为人民团体所代表的群众比民主党派更多。”“中国古代的御史制度享有独立和公开的弹劾权，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也许我们可以考虑把政治协商委员会已有的视察工作，扩大为类似御史的弹劾权，这不仅可以具体而鲜明地充实互相监督的作用，而且还可以间接培养和发扬中国历来士人重气节的优良传统。”
——主张在基层和工厂实行民主管理。“民主的真义不仅仅是为广大人民谋幸福，而且是要人民真起来当家做主。”“应该使生产者在他的生产单位内，充分参加管理。……广大劳动人民充分享受了民主权利，培养了民主生活的思想和习惯，那么民主就生了根，就会开花结果，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便不是任何反动势力可以渗入而破坏的。”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通知，随后反右派斗争便在全国各界人士中大张旗鼓地展开。在上海，王造时被列为重点对象首当其冲。最后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派分子”，撤销一切职务，剥夺上课权利，送农村劳动改造。1960年9月，虽被摘帽，然“文革”不久，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入狱，最后冤死狱中。
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历程的轨迹，是多种社会力量，在多种社会政治思潮相互碰撞、融合下的结果。王造时在30年代初形成的，50年代中期提出的，关于民主社会主义政治平等、经济平等，加强民主法治等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仅不是阻碍历史发展的错误主张，而是明显地表现了其科学思维和创新精神，富有哲理性、前瞻性、现实性。这些主张至少与中共的民主革命纲领是基本一致的，同样是中国社会主义潮流中的进步一流，也是世界社会主义进步潮流的一部分。王造时不愧为民主法治先驱，中国共产党的诤友。
(责任编辑：瑶 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