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经济，费孝通著，刘豪兴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微型社会学是以一个小范围社区为研究对象，研究者亲自参与当地的社会活动，进行亲密的观察。由于地区的社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等所处条件基本相同，因此通过对一个小范围社区的调查研究，也能反映出相同地域的基本情况。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微型社会学”概念意指马林诺夫斯基所言的“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的特点。费孝通20世纪30年代末的《江村经济》则是微型社会学本土实践的里程碑之作，这是一本根据对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写成的地方民族志。本文尝试从费孝通的“江村”经典研究中，透视微型社会学的具体超越路径，这也值得每一个实地研究工作者加以反思。
一、《江村经济》与微型社会学
微型社会学无论是对社区研究还是村落民族志，也不管研究者多么谨慎，他们事实上都自觉不自觉地隐含着更大的学术雄心。微型社会学作品最常见的命名方式便是：主标题+副标题，其中一个是研究的具体个案内容，另外一个则体现了研究者更宏大的抱负，至少是概括的方向。如费孝通以他所调查的江苏吴江县“开弦弓”村庄作为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博士论文时，也巧妙地添加一个副标题：“中国农民的生活”，后来以英文正式出版时更直接命名为Peasant life in China(《中国农民的生活》，1939)。费孝通的微型社会学分析方法取自于社会人类学的原始田野调查方法，将社区或村落看成一个微型社会，具体而细微地描述它的生存与运行状态。但费孝通的微型社会学研究抱负显然不局限于此，费孝通曾在各种场合多次表达自己力图通过一个个具体社区的微观调查，达成对整个中国社会结构基本概貌的深刻认识。
当微型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某一个个案时，又可称个案研究。然而，极少有微型社会学研究者只谈论个案本身。
《江村经济》作为对一个具体农村社区的社会结构和其运作的素描，勾画出了一个由各相关要素有系统地配合起来的地方民族志。在解剖这只“麻雀”的过程中，费孝通从中敏锐地透视到当时中国社会正经历的巨大结构变革，观察到了当时农村手工业的崩溃、土地权的外流以及农民生活的日益贫困化问题等等。在敏锐的分析后作出了非常有洞见的概括：这一结构变迁的内在动力在于现代工商业势力的强势入侵和传统手工业的衰落。微型社会学为什么要选择特定情境中的某个具体社区或村落如开弦弓村。费孝通在“重读《江村经济》序言(1996)”中明确指出微型社会学可以“以小集体或大集体中的小单位做研究对象去了解其中各种关系怎样亲密地在小范围中活动”，他还赞成雷蒙德·弗思(Raymond Firth)教授“局限于小单位的观察有多种好处”。因之，费孝通的微型社会学“江村”调查能得到英国老师马林诺夫斯基的高度赞誉：“本来的主要题材是对湖泽地带的平原乡村生活的一次实地考察……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我们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
费孝通在这里把村庄作为一个微型研究单位，并不是说，村庄就是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单位。实际上，中国地方村落之间是密切地相互依存的，尤其是经济生活，因为20世纪初中国早己迈入全球现代化进程，成为全球现代性扩张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村庄日常生活中与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因而，费孝通用微型社会学方法对“江村”调查的旨趣在于“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同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这个村庄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变迁过程”。
二、微型社会学的超越路径：透视《江村经济》
诚然，微型社会学研究要将微观阐释与宏大结构结合起来，而不能止步于微观小景观。那么，如何从微型社会学的研究中挖掘出更广阔范围的理论意义，从《江村经济》中我们可发现、透视和反思微型社会学有哪些具体方法论超越路径。
“拓展性概括”。Leach曾经在Social Anthropology一书中对研究中国农村的社会人类学者提出责难，其中就包括费孝通的“江村”，那就是“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费孝通在1990年发表《人的研究在中国》慎重地回应了这一责难。费孝通首先承认不能“以偏概全”，进而提出用“逐步接近”的方式来达到从局部到全面的了解，也就是由点及面的外推、拓展问题。的确，传统的人类学民族志研究通常将他们的研究结论局限在他们研究的狭小世界，无心顾及更广泛的历史模式和宏观结构。融入理论思考的微型社会学则追求自田野拓展出去，旨在从微观走向宏观，它从个别个案转移到宏观权力，力图去理解那些微观处境如何被宏大的结构所干预。例如，旅美学者阎云翔在调查中国东北下岬村的地方民族志中，就力图对从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90年代的市场改革进程中的农民集体生活加以深刻的拓展性理解。为此，《私人生活的变革》通过呈现出一幅生动的现代农村私人生活故事画面，从中国一个普通的村庄私人生活史展现出整个中国社会公共生活与政治的变迁概貌。在阎云翔等人的这种微型社会学研究中，研究者的目标是进行拓展性概括或分析性概括，而非从样本推论到总体模式的统计概括。其理论基础是经由布洛维等努力实践的拓展个案法。所谓拓展个案法，就是一种通过参与观察，将日常生活置于其超地方和历史性情境中加以考察的研究方法。布洛维认为这种方法体现了反思性科学的原则，它企图说明一般性的社会力量如何形塑和产生特定环境中的结果，也即建立微型社会学的宏观基础。
微型社会学的反思性拓展概括，它依据的逻辑就是典型个案的观察性理解可以得到总体的微缩景观。通过“个案中的概括”和心中的尺度，微型社会学成功地使地方民族志具有概括性。正如费孝通的江村调查中所说的那样，江村的经济生活状况是对一个样本进行微观分析的结果。在这一有限范围内观察的现象无疑是属于局部性质的，但它们也有比较广泛的意义，因为这个村庄同中国绝大多数的其他村子一样，具有共同的过程。由此我们能够了解到中国土地问题的一些显著特征。这种理论性突破在于：以观察性理解拓展研究单位的生命力。由此，研究单位的研究潜力要比代表性更重要，因为研究地点不等于研究对象，其中使微型社会学真正关注的是个案特征，而非个案本身。选择“开弦弓”这个太湖沿岸小村庄的研究潜力正体现在，“开弦弓是中国国内蚕丝业的重要中心之一。因此，可以把这个村子作为中国工业变迁过程中有代表性的例子”，“开弦弓将为研究中国土地问题提供一个良好的实地调查的场地”，“这样我们就能够通过典型来研究依靠水上运输的集镇系统”等。
在对研究单位实地考察基础上的拓展性概括中，敏锐的视角和社会学想象力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所谓“社会学想象力”指的是一种心智品质，人们只有将个人的
生活与社会和历史这两者放在一起认识，才能真正地理解他们，因为我们在各种特定环境中所经历的事情往往是由结构性的变化引起的。《江村经济》中关注的主要论题是中国社会农民生活困境。费孝通就利用敏锐的视角和想象力给出了中国农民生计问题的拓展性总结：“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但这种改革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
走出“研究家乡化”。所谓研究的家乡化，是指研究者充分利用自己对家乡的熟悉和对地方性知识的了解，在微型社会学的实地研究过程中，省略或折扣调查环节而进行的实证研究现象。笔者在此单独提出走出“研究家乡化”的专门思考，是因为目前中国绝大多数微型社会学意义上民族志调查或个案研究都是以自己的真实家乡或是很熟悉的社区或地方性常识进行的。如林耀华的《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阎云翔的《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徐晓军的《乡镇街坊：结构与关系——武汉市郊兰乡街坊的个案研究》，等等。
正因为费孝通是对自己非常熟悉、并幼年曾生活过的家乡进行微型社会学研究的，他在江村调查中基本与当地居民“完全参与”的状态呈现出一个以“真局内人”为特征的人际关系模式。因此，Leach曾经对费孝通的另一个责难就似乎恰好击中了费孝通江村研究的要害地位。Leach的问题是：像费孝通这样的中国实地调查，以自己熟悉的社会或民族为研究对象是否可取?在笔者看来，这问题的焦点并不是社会人类学是否以及如何谋划一个跨越“文野之别”的大趋势，这样一个“社会人类学是否该追求奇风异俗的原始部落还是应该调查已经开化的现代社区”的问题，它实际上是社会研究中一个永恒存在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关联之间的复杂关系问题。Leach真正质疑的是像费孝通一样的研究者调查自己熟悉的家乡社区时，可能明显受到了研究家乡化陷阱“真局内人”的误导，如熟悉使研究失去敏感性、家乡研究的规范性不够、熟人角色会产生不良后果等，进而影响到对研究结果判断的客观性问题。
但是，与Leach对费孝通研究自己家乡“江村”所持的批评相对，他们的共同老师马林诺夫斯基则在“江村”序言中高度赞赏道：研究本国人民的实地调查也许是最为艰巨的，“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作者并不是一个外来人，如果说人贵有自知之明的话，这是一个实地调查工作者的最珍贵的成就”。费孝通这一方法也得到了几乎同时代的许多中国学派学者的共鸣，林耀华在《金翼》中说：“这部书包含着我的亲身体验、我的家乡、我的家族的历史。它是真实的，是东方乡村社会与家族体系的缩影”。如果我们把研究者曾经生活的家乡称为具体家乡，抽象家乡可泛指研究者调查之前就很熟悉的社区村落或知识。相应地，具体的家乡是抽象家乡形成的基础，抽象家乡是研究者头脑中烙印的地方性知识，它经常构成微型社会学研究者做实地研究的基本经验事实库，任何后续实地调查都是以这个抽象家乡为平台和参照展开的。如费孝通学术生命后期围绕着“江村”前后多达20多次的追踪调查。在当前许多微型社会学者的研究时间和资金都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选择研究者的具体家乡社区作为“抽象家乡”原型就成为最简便的做法。因为，研究者对自己曾经生活过或存有印象中的家乡社区进行调查具有无可比拟的先天优势，如语言、人缘、共享文化、熟人熟事等，研究只需较短的时间就可以完成。在费孝通1936年的第一次江村调查时，除了通晓当地语言、熟悉当地民俗，还能得到当时在当地负责蚕丝业改革的姐姐的帮助。但同时，更应深刻警醒家乡化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熟悉性会使研究失去敏感性等固有缺陷，以及记忆中的家乡和想象中的家乡所造成的经验研究与成果解读过程中的陷阱。为此，微型社会学可以通过对既存地方性知识悬置、区域比较以及先想象后检验等具体方法，有效保证家乡研究的优势和研究过程与结果的科学合理性；同时，以研究者的具体家乡社区为起点，引入比较的视野，才能形成科学合理的“抽象家乡”。
三、结语：微型社会学的一个展望
用微型社会学的方法去调查研究像中国这样地域广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变迁，当然不应当不注意它的限度。对微型社会学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呈现，如何嵌入理论反思和拓展概括这一认识，费孝通也有一个实践与历史的认知过程。据费孝通1943年的回忆，在江村实地调查时他还是主张“调查者不要带任何理论下乡，最好让自己像一卷照相的底片，由外界事实自动地在上射影”。江村调查完毕，费孝通仓促地辗转到了英国师从马林诺夫斯基门下，很快发现了原有认识的错误。费孝通(1943)回忆在写《江村经济》时，常常感觉到痛苦。实地调查时因为没有理论作导线，所得到的材料自然是零星的。“我虽则在这一堆材料中，片断地缀成一书，但是全书并没有一贯的理论，不能把所有的事实全部组织在一个主题之下，这是件无可讳言的缺点”，“说来很惭愧的，我经过了两次实地研究，才觉悟到这个方法论上的错误”。费孝通更坦诚，“承认限度并不是否定在限度内的成就和它的价值”，“以微型研究为第一步可以得到比较结实的基础，我们应当在这基础上走出去，更上一层楼”。
总之，微型社会学要“透过大大小小的事件叙述，从微观到宏观，超越一个家族、一个地区的范畴，赋予其社会学上的普遍意义”。微型社会学这种反思性拓展个案方法，通过审视、比较宏观与微观两方面因素的互动，来寻求跳出有限研究单位给予更宏观层面上的理论和社会意义。今后微型社会学的发展前景更应该是，一方面居高临下地检视具体日常生活，另一方面也从具体日常生活中反观宏观结构的变革。同时，经由理论重构和反思性原则实现微型社会学拓展理论上的追求，也寻求这种研究方法在当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这也许更值得每一个实地研究者的注意。
(责任编辑 袁剑)